CDPQ是加拿大魁北克省大型公共養老金及保險金管理者，截至今年6月底的淨資産達3916億加拿大元（約4045億新元），過去10年的年化收益率達8.3％，長期被多家信用評級機構給予最高信用等級。
與淡馬錫及GIC是合作夥伴
加拿大魁北克儲蓄投資集團（CDPQ）首席執行官埃蒙德指出，高利率環境其實一直存在，只是全球過去10多年處于低利率環境，一些投資機構或許忘記如何應對高利率環境。“所以我們現在須要多‘運動’一下，恢複一些肌肉記憶，重新適應和找回高利率下的肌肉條件反射。”
他指出，現在地緣政治風險劇增，在疫情沖擊下，許多國家政府和人民重新檢討社會不平等和全球化等課題。
集團投資的資産類別主要爲固定收益、實物資産和股權投資等。其中，股權投資(公共和私人）淨資産爲1765億加元，過去五年取得754億加元的投資回報，年均回報率達9.8％。但受到全球股市下跌影響，今年上半年的股權投資虧損211億加元，虧損率爲10.6％。
要降低地緣政治風險，埃蒙德認爲可從加強當地業務開始。
值得一提的是，CDPQ和我國的淡馬錫控股及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雖是行業競爭對手，但同時更是緊密的合作夥伴，進行不少合作投資項目。例如它和GIC是英國希思羅機場控股（Heathrow Airport Holdings）的主要股東，也跟淡馬錫參與全球財富管理平台FNZ的投資。
通脹挑戰固然大，對埃蒙德來說，更艱難的挑戰還在于地緣政治風險。
CDPQ目前約七成投資在美國和加拿大，14％在歐盟、11％在亞太地區。
他說：“面對地緣政治，我很擔心它會造成全球經濟放緩，更多國家越來越封閉，采取保護主義以緩解當地人民對現實困難的不滿……這些地緣政治風險並未計入我們的投資中，我們或許必須更認真看待它們。”
所謂山不轉路轉，加拿大魁北克儲蓄投資集團（CDPQ）首席執行官埃蒙德（Charles Emond）說，投資市場的股票和債券投資下跌，但公司轉向固定收益資産、私人信貸和基礎設施投資，依然取得不錯回報。
像過去半年來，盡管股票和債券市場下跌，集團基礎設施和房地産投資卻分別帶來5.8％和10.2％回報。
他坦言，下來五年全球投資機構將面對低增長、較高利率的新環境，大家必須接受這個新常態，別期待世界又回到過去的低利率環境。他提醒說：“期待回歸原來常態是一個可怕的想法。”
地緣政治風險增挑戰更大
他強調，CDPQ實力再強大，也不可能獨攬所有投資項目。“而且有時候在重要投資項目中，合作對象遠比項目本身來的更重要。”
截至去年底，CDPQ在亞太地區的投資爲560億加元，新加坡是它在亞洲的主要據點之一，其他亞洲據點還有印度新德裏、中國上海和澳大利亞悉尼。
此外，CDPQ有約1300億加元的龐大固定收益資産。隨著利率上揚，埃蒙德估計，集團預計可取得5％至6％的收益回報。這也讓私人信貸變得更具吸引力了。
埃蒙德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說：“可以選擇的話，我當然不想面對高利率和高通脹，因爲這將給我們投資者帶來許多艱難決定。但遇到這種情況我們還是有方法保護自己，而且利率上揚未必盡是弊端，它可能也帶來一些有利之處，如負債率減少。”
埃蒙德說，他和GIC首席執行官林昭傑和淡馬錫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長狄瀾（Dilhan Pillay）等人相當熟絡。“我們是志同道合的夥伴，想法接近，投資都采取長期觀點，所以我們能認同彼此的投資方式和態度。”
埃蒙德看好亞太市場，認爲這地區擁有龐大年輕人口和高創新能力，又致力推動城市化和基礎設施發展，增長潛能大。他也認爲，新加坡是CDPQ在亞洲的理想辦事處，因爲這裏擁有蓬勃生態體系，能吸引到世界各地傑出人才。
集團也在物流、學生宿舍和生物科學設施等順應趨勢發展的領域有顯著投資。
埃蒙德說，集團側重優質資産項目，過去10年能取得優異回報，憑借的就是房地産和基礎設施的實體資産，而這些與通脹挂鈎的投資，在通脹上揚時往往帶來更高收益。
他還指出，高利率環境其實一直存在，只是全球過去10多年處于低利率環境，一些投資機構或許忘記如何應對高利率環境。
高利率、高通貨膨脹率環境，雖造成投資環境充滿不確定性，卻非投資機構的“世界末日”。
談及高通脹高利率帶來影響，埃蒙德說：“我們都知道通脹見頂後必然會下行，問題是通脹頂點在哪裏，還有美國聯邦儲備局如何抑制通脹，是軟著陸還是硬著陸呢？”
CDPQ投資的基礎設施項目包括倫敦希思羅機場、布裏斯班港和跨境歐洲之星（Eurostar）等；房地産投資有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廣場（CIBC Square）、巴黎Tours Duo大廈和上海崇邦集團的戰略投資等。
埃蒙德笑說：“所以我們現在須要多‘運動’一下，恢複一些肌肉記憶（Muscle Memory），重新適應和找回高利率下的肌肉條件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