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新加坡衛生部長王乙康在南洋初級學院舉辦的一場活動上表示，隨著年底佳節至，以及出入該國的人數增加，當地可能會出現新一波的COVID-19感染潮。但他強調，“這不是我們以前從未見過的事情。”
據報道，王乙康指出，新加坡這一年的抗疫政策方向“非常明確”，當地民衆目前須遵守的防疫措施已不多，生活基本上已恢複正常。當地政府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盡量向前再邁進一步。”他說，當地政府將密切關注北半球進入冬季後，是否會出現“需要關注”的 COVID-19 變異毒株，以及海外的疫情形勢。
擁有550余萬總人口、以華人爲國民主體的新加坡，被世界衛生組織贊譽爲“國際應對疫情的典範”——當地的重症和病死率始終維持在較低水平，且是全球疫苗接種率最高國家之一。
新加坡衛生局數據顯示，截至12月6日中午12時，當地累計確診217.4萬，累計死亡1706例。在過去的28天裏，當地新增感染40737人，其中99.6%爲無症狀或輕症，只有0.02%的病例死亡。
“新加坡之所以采取‘與病毒共存’的方式，是需要在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間取得平衡，這是最重要的考量。”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顧清揚已移居新加坡二十余年，他對新加坡三年的防疫之路深有體會。就在三個月前，他的核酸結果呈陽性，通過居家隔離的方式自愈。
顧清揚告訴澎湃新聞，新加坡的防疫政策是一個不斷摸索的漸進過程。他認爲，我們必須高度警惕病毒，但不能盲目地去害怕它，這種心態的改變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是顧清揚的口述：
新加坡的防疫政策，實際上是一個因地制宜、不斷摸索的漸進過程。根據新冠病毒及其變異株的危害程度，以及當地民衆感染人數的多寡，不斷研判疫情走勢，及時調整策略和方向，小步走、快節奏。是其特色。
兩種方式有效緩解醫療資源被擠兌困境
新冠疫情發生後，新加坡是最先“拉響警報”的國家。
我們當地的衛生疾控系統反應快且及時，一方面研判國內外疫情變化和趨勢，對應地提升疫情警戒級別。另一方面，會精確追蹤國內的疫情行程軌迹。疫情暴發初期，我們每個人都去領一個類似小手表的便攜器，名爲“合力追蹤（Trace Together）”，同時使用SafeEntry訪客登記系統，類似中國的健康碼，出入公共場合時需掃碼登記。這些措施可以確保一旦發現突發病例，新加坡政府可通過“合力追蹤”迅速通知那些曾身處同個場所的密切接觸者。同時密切接觸者也可立即采取必要的防範措施，確保親人的安全。
新加坡在醫療資源分配和利用這一方面，處理得也比較好。
2020年1月23日，新加坡報告了首例新冠確診病例。後來，本土病例激增，當時很多人出現輕微症狀，也往大醫院跑。對此，新加坡政府實施過一段時間的全國性封鎖政策，避免疫情擴散和醫療系統的崩潰。
過了約半年，我們當地就開始實行分級診療。當時新冠病毒還具有劇烈的傳染性，所以新加坡就按區域，將其納入基層的公共衛生防範診所（PublicHealth Preparedness Clinic，PHPC），形成了一種社區防控體系。把患者先分散到基層醫療機構去，治不好再轉入大醫院。後來，我們又采取分散到家庭的方式，比如沒有出現太大症狀的小毛病，就鼓勵在家自我隔離和自我療養，吃點對症的藥品。
新加坡財政部長黃循財曾說過，“我們密切關注的，其實不在于病例的數字，而是在于我們的醫療體系和醫院重症病房的使用率不會造成負荷過重，只要沒有醫療擠兌，我們應該是可以應對的。”新加坡把寶貴的醫療資源，都留給那些有需要的群體，比如老年人，以及患有尿毒症等需要定期前往醫院就診和治療的病人群體。
這兩種簡單的方式，有效緩解了醫療資源被擠兌的困境。所謂醫療資源擠兌，就是在一定時間內，患方需求量急劇增大或醫療資源嚴重不足，導致醫療供需失衡，醫院嚴重超負荷造成一定的恐慌。
與此同時，新加坡當地通過電視、媒體報道等方式，定期告知民衆目前的重症床位和ICU床位占用率。一般80%左右的入住率屬于可控範圍，但達到95%以上就會存在一定的擠兌風險。在我的記憶中，大概有兩三次重症床位占用率達95%，但幸運的是，這種情況不常見，沒有出現不堪重負的局面。
奧密克戎變異株出現後，分級診療還在沿用，不過新加坡已經開始迅速實行“與病毒共存”的策略，去診所的人也明顯減少了。
重點不在做核酸，而是廣泛接種疫苗
新加坡的防疫方式，重點不在做核酸，而是廣泛推行疫苗接種，這是核心。
新加坡的疫苗全接種意味著要接種三針，第一、二針是必須的，第三針是加強針。現在政府還鼓勵大家打第四針，就是二價疫苗。
2021年1月1日，新加坡啓動了疫苗接種計劃。我們當地安排了大量注射疫苗的場地，劃定了一些醫院接種點。但大量疫苗接種點安排在民衆聯絡所裏，比如將禮堂劃定出來，我的疫苗就是在那裏接種的。我們當地的民衆聯絡所，有點像國內的社區活動場所，居民可以在裏面進行體育、文化活動。
新加坡衛生部委托專業的醫療集團，搭建了很多臨時接種站，方便老百姓就近打疫苗。我每次去都不用排隊，進去就能打，非常便利化。對行動不便以及其他的特殊人群，我們也設置了一些流動的注射點和上門注射服務，但比例不高。
政府不會強制要求接種哪一款疫苗，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到訪新加坡的中國人，或新加坡的華人，有些會選擇打中國的國藥或者是科興。像我比較保守，我打的前三針疫苗是中國科興，加強針是輝瑞的。
疫苗接種站工作的時間也很長，一般從早上8點開始，有的到晚上9點、10點才結束，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讓大家盡快都能打上疫苗。
新加坡在檢測方面有個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在家庭、機構、學校、公司爲單位，廣泛發放抗原自測盒，鼓勵采取自我檢測。這種自測盒沒有核酸檢測的准確度高，但能大面積篩查出感染者。
在新冠疫情早期，如果感染者自測陽性了，需要再到指定地點去做進一步檢測，並開具請假單，後來發現這樣會增加醫療資源的負荷。奧密克戎登陸沒多久，這個政策也取消了，感染者只要自測呈陽性，就默認爲請假，只需要自我隔離在房間裏，和家人保持距離，過三五天轉陰後，就可以正常外出活動。這樣的方法成本又低，而且更加便捷。
新加坡本土企業的社會公益機構，如淡馬錫基金會，會代政府履行社會責任，向每家每戶的信箱裏投送自測盒，這種方式也極爲普及和奏效。我們家前兩周就收到了3盒，可以自測9次。
新加坡國立大學裏設置的自測盒設備。 受訪者供圖
像我所在的國立大學，校區較大，人工發放不便，就安置類似販賣機的設備，裏面分成七八層，每一層十幾盒自測盒，掃碼後點擊對應的號碼，相應的自測盒就落下來了。一般每次可以免費領取兩盒，可以使用兩次，自測上報後，又可以掃碼去領。不過，現在領自測盒的人越來越少了，因爲大家都習以爲常了，認爲新冠就像感冒一樣。
轉折點是去年宣布要和新冠病毒共存
奧密克戎強勢登島後，新加坡政府經過了兩至三個月的觀察和摸索期，初步研究發現它更具傳染性，但是對人體的傷害沒有像德爾塔那麽嚴重，後發現它主要“攻擊”上呼吸道，而非肺部，這增強了新加坡進一步開放的信心。
2021年6月，新加坡轉變防疫思路，提出打造“對新冠更具適應性國家（COVID-resilient nation）”的目標，並爲此制定了四階段的路線，逐步放寬社會管控措施。6月底，聯合領導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的貿工部長顔金勇、財政部長黃循財和衛生部長王乙康，還聯名發表題爲《與冠病共處 如常生活》的文章，稱待疫苗接種率達到一定水平，新加坡將邁入與新冠病毒共生的新常態。
新加坡抗疫的一個正式轉折點，是去年的國慶節（8月9日），李顯龍總理發表國慶致辭，宣布要和新冠病毒共存。說實話，當時我看到相關報道感到有些吃驚，但後來看到當局按照所規劃的共存方案一步一步實行，我也開始贊同這一做法。
三個月前，我自測呈陽性，不知道從哪兒被感染的，接著我就立刻自我居家隔離。出現的主要是鼻塞、喉嚨痛等一些感冒症狀，當時我就服用了一些普通的感冒藥和止咳藥，五天就轉陰了。隔離期間，我也正常工作，給學生們上網課，只是工作量有所減少，因爲要盡量多休息。我的學生聽到我檢測呈陽性，想要來醫院探望我。我開玩笑說，這間醫院的名字還沒取好呢。
新加坡政府在每家每戶郵箱裏投遞的快速檢測盒。 受訪者供圖
李顯龍在一次演說時，把心態的轉變視爲“與冠病共存”的最大挑戰。事實上，正如新加坡采取的漸進式防疫策略，民衆心態的轉變也是漸進的。我們必須高度警惕病毒，但不能盲目地害怕它，被它嚇壞，這種心態的改變是非常重要的。當新冠病毒對我們有威脅的時候，我們要慎之又慎。當這種威脅減少的時候，我們盡量在科學指導之下來參與生活、工作這些正常活動，這一點很重要，新加坡也做得很好。
當然，每一個個體的公民，理解力不一樣，我們當地也始終存在著兩種理念。有的人認爲要嚴格一點，有的人認爲要松一點。但總體上，百姓和學界、知識界都是比較理性的，認同和贊成“與新冠共存”的居多。
今年3月24日，李顯龍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布新加坡大幅放寬一系列疫情管理措施，正式進入“與新冠共存”的新階段，這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比如，自此以後，我們進入購物商場和超市等公共場合，無需使用“合力追蹤”，也不必掃碼了。但政府告訴我們盡量不要丟棄，以便在新冠病毒變種毒株再次出現時可迅速重啓。
今年8月29日開始，新加坡正式取消在室內戴口罩的規定，我觀察發現，現在去購物商場的人群中，只有20%左右的人繼續佩戴口罩。在戶外場合，幾乎沒有人佩戴口罩。
不過，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鐵、輕軌和公共巴士，以及在室內的公交設施如巴士轉換站內的上下車處和地鐵月台時，必須戴口罩，這是強制性的，但大家都可以理解，畢竟有很多老人、孩童需要搭乘上學、看病，我們要多考慮重點保護對象。
現在，所有入境旅客即使沒有完成疫苗接種，只要在行前兩天內取得核酸陰性證明，抵境後不再執行七天居家隔離，可以說通行毫無障礙。
新加坡之所以采取這種“與病毒共存”的方式，是需要在國民健康和經濟發展間取得平衡，這是最重要的考量。新加坡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國家，需要全世界的流動和資源投入，如外國員工就占據新加坡整個勞動力的三分之一。長期的邊境管控非但不會成功，且代價很高。
現在回顧來看，新加坡的嘗試基本成功了，各領域都在複蘇，目前整體經濟大致恢複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不過，新加坡的旅遊業還未完全恢複元氣，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運力只恢複到疫情前的70%左右，需要更多時間重振旗鼓。
此外，疫情發生以來，讓我感觸很深的一點是，我作爲一個學者，曾給新加坡衛生部部長等官員發送電子郵件，提出一些有關新冠疫情防護的政策建議，他們收到後很快就回複我。即便不采取我的建議，也會告訴我背後的原因。我覺得這種願意和民衆溝通政策的方式，能夠鼓舞和引導大家一同參與進來，進行科學防疫並不斷完善。
顧清揚簡介
從事大學教育工作40年，1982年至1994年曾任教于華中科技大學等國內高校，1994年起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全職任教28年，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經濟、中國與全球經濟關系、公共政策與政府戰略、基礎設施建設和全球化。他目前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中國高級管理培訓項目學術主任。
除了擔任國際英文學術期刊《基礎設施、政策與發展》的主編外，顧清揚也是“新加坡通商中國獎”的評委、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研究委員會委員，以及亞洲科技爲可持續發展服務聯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