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加坡去”，已經成爲中國青年去向海外發展的一種選擇。
物價真瘋狂
當被房東告知新一年的續租價格將從4900新元/月漲至5900新元/月後，來新加坡工作近五年的“新漂”老馬，終于切實感知到了變化的來臨。
一切其實早有征兆。兩年前，老馬和好友夫婦租下了這套位于市中心的高層複式Condo（公寓），前任租客也是來自中國的“新漂”，對方告訴他，房主是本地收入頗豐的牙醫，另有住房，這套公寓被用于長期出租、謀取投資收益。
但從今年年初開始，房産中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老馬生活裏。“基本上每一兩周都有一個人來看房，想買這套公寓。”熟悉的中介告訴老馬，新加坡的房地産市場如火如荼，現在的價格足以令“不缺錢”的房東感到心動。
這與老馬的預期不符。之前兩年因新冠疫情肆虐，新加坡兩度采取封鎖措施，並在2020年3月18日關閉了新加坡-馬來西亞陸路口岸，這一舉措導致大量外來務工人員滯留當地，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地産市場，尤其是房屋租賃市場的需求。但今年4月1日，新馬陸路口岸重新開放，新加坡的出入境政策不斷放寬，老馬曾預估房價房租將出現回落，但市場需求不降反增，房租的急劇上漲更是席卷了整座城市。
隔離期的窗景。在新加坡封控期間，市民被要求居家辦公，盡可能減少外出聚集。
“所有的人，從住別墅的總監級員工，到住公寓和住HDB（組屋）的普通員工，所有人的房子都在加價！”老馬並不是唯一遭受巨大沖擊的人，他就職于一家全球知名的電影公司，部門同事來自世界各地，公司恢複職場辦公後，大家交談的共同主題之一就是飛漲的房租——上漲30%尚算溫和，加碼50%也是常見，更有甚者“直接double（翻了一倍）”。連收入是老馬“少說好幾倍”的部門總監，都考慮搬去更便宜的房子。
令人焦慮的不僅是“日新月異”的房價，“是所有東西都在漲價”！老馬的女友、中國女孩小林來新加坡求學八年，第一次經曆這樣的全面價格上漲。食物價格的變化同樣直觀，學校裏小林喜歡的一家披薩店，“原本價格是4塊到6塊新幣，8月份開學後，已經全面漲到8塊錢以上”。她和老馬常光顧、主打平價飲食的食閣，價格最低的套餐也上漲了近百分之二十。
唯一的例外是一家賣燒鴨飯的小店，“他們家不漲價”。但小林發現，同樣價格的一份飯，曾經裝得滿滿當當的燒鴨消失了，只余下單手能數清的肉片稀疏點綴在米飯上。老馬打趣這是“一個巨型壽司”，小林卻覺得，壽司的配菜至少能蓋住米飯，“這個才蓋了四分之一”。
水電煤的價格同樣大幅飙升，每月綜合下來也要兩百多新元，這讓前些年從未因吃穿住行的花銷頭疼過的老馬感到了壓力。一直租住公寓，甚至打過購房主意的他不得不承認，如果物價持續膨脹，他或許要搬去價格更便宜，但配套服務相當有限的政府組屋。
老馬和小林探討過物價飛漲的原因，除開國際局勢變化導致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浮，老馬將這些多歸咎于正不斷向新加坡遷徙的外來者，尤其是他的中國同鄉們——享受高薪的互聯網從業者，以及在Web3.0和區塊鏈行業掘金的投機客。老馬並不歡迎這些同胞的到來，並一定程度上將他們視爲哄擡市價的元凶，這些人也並不像他一樣，會爲飛漲的物價感到焦慮。
“就說房子吧，無論漲成什麽德性，都有很多人在搶。我在小紅書上、在知乎上都刷到過，說房子挂上去兩三個小時，就租出去了，有人甚至直接視頻看房就敲定，交兩個月押金簽兩年。”老馬的收入在當地尚算豐厚，高于新加坡人力部發布的居民收入中位數，但現在，他的聲音裏有著真切的焦灼和疑惑：“你不理解這些人到底哪來的，這麽多人，而且一個個手裏好像都不缺錢！”
降薪加入新公司
半年前抵達新加坡、順利入職當地頭部電商公司Shopee的利強，大概率是老馬不歡迎的那類人。利強之前就職于國內知名互聯網硬件公司，屬于較高級別的技術人員。和很多拿到高薪職位跳槽的國內同行不一樣，今年剛獲得職級晉升的他是降薪加入新公司。
在利強看來，新加坡是他的必然選擇。決定出海發展後，利強曾列出一系列去向——排第一梯隊的是美國和加拿大，排第二梯隊的是歐洲各國，接著是日本、澳洲和新加坡等地。“在互聯網行業，其實就這幾個選擇。美加遷過去的整體成本比較大，現在美國簽證也不好解決；而歐洲相對薪資更少，我現在還是能掙錢的年齡，就沒往那邊找。”
排除這些考量，利強最終挑中新加坡，也是因爲他參加面試時一家新加坡公司高管對國際局勢的判斷。
“他說，在中國和西方沖突不斷的情況下，新加坡作爲一個緩沖跳板，是很多公司的選擇。”利強很爲這一觀點觸動。從宏觀角度來看，新加坡地處馬六甲海峽咽喉位置，擁有天然的地緣優勢，影響力輻射整個東南亞；其領導者多年來在國際政局中的博弈經營，也使得新加坡能在逐漸升級的東西方矛盾中，保持住一種微妙平衡。
來新加坡不久，曾在歐洲生活過一年的利強就發現，相較西方世界對待中國問題的偏頗報道，新加坡的媒體至少在態度上做到了客觀均衡，這爲中國求職者融入當地社會營造了較好的輿論環境。
事實也似乎正如這一高管所言。從2020年開始，中國互聯網公司巨頭在西方市場頻頻受阻，開始將戰略重心向新加坡傾斜，在此購房置地、招募員工，開設辦公中心。一度有媒體揣測，新加坡將從國際“金融中心”變爲“碼農中心”。
2022年，有更多中國富人轉投新加坡，今年年初至4月底，新加坡金融監管局共接到143間家族辦公室的申請，其中63間來自中國。據金管局4月宣布的更新條款，新加坡13O計劃下，家族辦公室轄下基金的最低資産管理規模爲1000萬新元，並要承諾在兩年內增至2000萬新元。
這半年裏，利強不斷接到國內朋友們關于新加坡的咨詢，對方可能是像他這樣剛過而立之年的高級技術人才，也可能是硬件或互聯網科技公司的高管，“像是阿裏的P9，他們都是帶著人帶著任務來新加坡的”。
新的資本力量也在湧進新加坡。我見到董明時，她正忙于審批下屬Judi提交的出差報銷。“出差費都批得手軟。”她口氣誇張，待看到文件最末的總數，又忍不住說了句髒話：“X的，這只是住宿費和單人機票，他們還沒報餐費，對，還沒算上隔離費用⋯⋯這總數我都不敢算！”
董明是國內某老牌區塊鏈項目的市場負責人，對她來說，在熊市時花費十數萬元安排兩位下屬赴新加坡參加一次會議，其實並不劃算，但她卻不得不做出這樣的安排——“我們（開展商務的）必須要出去，現在國內已經沒有什麽大型的行業展會和交流活動了。”董明很清楚，去年 5 月開始，中國對區塊鏈尤其是虛擬貨幣業務的監管不斷收緊，大量從業者將業務轉向國際市場，而政策寬容、華人適應門檻低的新加坡正是他們走向海外的橋頭堡；加之今年國內疫情反複，大型峰會無法舉辦，9月末在新加坡開幕的“TOKEN 2049”就成了所有中國從業者不可缺席的重要舞台。
當然，還有一些更深層次的原因。近一年來，董明和她的夥伴們發現，中國人在區塊鏈行業的“定價權”已經轉移。“以太坊創始人V神（Vitalik Buterin）是我們行業毫無疑問的大佬，他2014年還在學中文，爲啥？因爲那時候市場在中國，中國的交易非常非常活躍。”但董明知道現在不一樣了，尤其隨著WEB3.0等新概念在海外迅速普及：“我們行業裏就開玩笑說，中國的創始人們發現，2022年最大的業務瓶頸是——你要學英文。”
大量國內項目將工作地點設在新加坡，因爲這裏優厚的稅收政策和開放的監管態度，更因爲這裏彙聚了大量國際資本，是中國從業者鏈接西方視野、拿到新一階段入場券的必爭之地。
“TOKEN 2049”或許正是這一趨勢的風向標。Judi參會時觀察到，上台宣講新項目的幾乎都是外國人，台下雖滿是中國面孔，但大家公開交流時，默認使用的語言卻是英文，“要考慮每個項目都會有一部分外國人過來”。Judi私下也同很多華人客戶和潛在合作方有過交流，她能看到對方高漲的創業熱情，但最大的感觸卻是：“他們融資上的困難會比較多一些。現在這些投資人，在團隊創始成員都是外國人和都是華人的情況下，他們可能不會選擇華人做的項目。”
董明也能從一些新聞報道上看到同行們遭遇的類似窘境，她在手機上滑動著文章，語帶諷刺：“我覺得也挺有意思的。當年紮克伯格需要中國市場時，還頂著個大霧霾在天安門跑步，那時怎麽不說中國人不行了？”
周期
在身處新加坡的中國互聯網從業者眼中，過去兩年的主題除去疫情，便是增長與擴張。中國女孩余涵2020年入職本土互聯網巨頭Sea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她記得很清楚，此後兩年，公司用來舉辦迎新會的集團大樓一層幾乎沒有空閑下來的時候。
“尤其是2020年和2021年，發展勢頭真是非常猛，”余涵細長的眉毛聳起，語氣誇張，“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新面孔！”余涵所在的團隊整體業務量不大，但也很快擴張至三四十人規模，她還一度因此陷入“會不會無事可做”的焦慮中。中資互聯網公司同樣在瘋狂招募員工，余涵的一位同事就被字節跳動設立在新加坡的業務部門挖走，“他們工作就好辛苦，但給的工資也確實很高”。
有商科背景的余涵知道是什麽力量在支撐這樣的快速擴張。“東南亞的人口結構和中國不一樣，還有很多人口紅利；消費者的理念和習慣也和中國不太一樣，可能落後，可能超前，但會有一些新的東西。”余涵認爲，這意味著東南亞廣袤的市場之下，潛藏著某些在中國快要消失殆盡的造富機遇。
擴張的勢頭至少持續到今年年初。今年1月，利強開始參加新加坡的互聯網公司面試，對方態度大多迫切，“都說我們招不來人，我們很缺人”。但半年後，一張來自脈脈職言社區的截圖在利強和余涵的朋友圈刷屏——某位即將入職Shoppe的中國博士生發布了自己的最新遭遇：他攜妻帶狗剛落地新加坡就接到“新雇主”Shoppe的電話，被告知工作職位已取消，而在航班起飛前，他才收到了公司發來的下周工作安排。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因爲這件事發生後不到一個月，就開始大裁員了。”利強告訴我，自己與這位博士生的工作內容類似，盡管身處核心部門，還未被裁員的海嘯波及，但他和同事們也有一種“兔死狐悲”的淒涼感。因爲之前就職的國內公司發展穩定，利強未曾直面過互聯網的裁員浪潮，他沒料到自己幾番考察後選定的海外優質企業，“這麽快進入一個大的衰退”。
一些存在已久的問題也浮出水面。公司內部交流會上，利強曾聽高層員工探討：“就說任何一家偉大的公司，都是有統一市場在支持的，只有Shoppe是例外。”現在看來，這一例外的存在或許只是暫時的。利強判斷，Shoppe本身的戰略決策失誤是致使它出現大潰退的主因；不過缺乏一個足夠大的統一市場，也已成爲Shoppe走向偉大的路途上難以逾越的絆腳石。
“新加坡雖然是東南亞的核心，但這裏不是個統一市場，不同國家的政策、法律、用戶習慣⋯⋯種種都不一樣。”利強從行業好友那得到過信息，同樣立足新加坡，由字節跳動等中資公司主導的跨境電商仍在快速發展，“但在不同國家進展的程度也非常不一樣”。
剝離開新鮮的繁華表象，新加坡也有難于掙脫的現實桎梏。截至2022年7月，新加坡總人口不足六百萬，本土缺乏足夠的人口紅利去哺育科創獨角獸成長，而與它僅一峽之隔的印度尼西亞擁有約2.7億人口，近年來已誕生諸多互聯網明星企業。
一些新鮮的浪潮也正悄然退去。在湧向新加坡的區塊鏈新人眼中，“TOKEN 2049”的余熱還未散盡，但在圈裏混迹多時的“老鳥”們卻知道，新加坡已經不再是他們遷徙的最優節點。
和我見面前，董明剛與一位圈內好友通過電話，對方正准備搭乘班機從新加坡飛往紐約。這樣的二次遷徙並不罕見，2021年12月8日，美國衆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在國會山舉行了“數字資産和金融的未來：理解美國金融創新的挑戰和益處”聽證會，此後對這一行業的發展更是不斷釋放友好態度。據CB Insights統計，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63%的區塊鏈融資發生在美國。聚集了大量WEB3.0公司和投資人的美國，已經成爲技術極客們的創業天堂。
另一些從事加密貨幣交易的巨頭們，則奔向了位于中東的迪拜、南歐的馬耳他，或是發展更爲滯後的亞非拉國家。董明告訴我，類似哥倫比亞、越南這些基礎設施欠缺、貨幣持續高通脹的國家，“天然就對加密貨幣非常友好”。
“現在我們在新加坡也沒那麽多人。說個好玩的，”晃動著手裏的咖啡，董明輕聲說了個名字，“就像XXX，我們圈裏不算太什麽的，在新加坡都已經變大佬了。”
海上港灣
新鮮資本帶來的熱鬧喧囂，似乎很難被身處傳統行業的老馬所感知。在他眼中，這座逐漸開放的城市，並未真正走出疫情的陰影。
“我至今還在居家辦公。”老馬在電話那頭敲擊著鍵盤，聲音憤憤。他複工時發現，公司已經賣掉了辦公樓，從房主搖身變成“租客”，原本兩層的職場，“現在變成了一層。我們座位不夠了，所以大家得輪著去”。
現在，老馬每周仍需在家辦公三天，這意味著他要繼續支付多台電子工作設備和空調産生的高額電費。他知道自己變窮了，公司也是，不過更讓他惆怅的是：“我感覺我都好久沒去電影院看電影了。我們做的片子也從影院電影爲主，到一堆Netflix和Disney+（流媒體影視項目）。”
一些東西已經失落在被疫情覆蓋的歲月裏。被視爲新加坡特色、遍布街頭的食閣是老馬常去探索的休閑地，裏面有著不少物美價廉的美食檔口，但現在除開一些“網紅”食閣，泰半食閣裏的多家小店都關門歇業。“這些店鋪沒有恢複，他們是真的直接就死了。”老馬的口氣有些沮喪。食閣的萎縮，意味著普通居民能選擇的平價食物大大減少，這表示他們的生活成本還將繼續升高。
飛漲的物價和湧動的熱錢，不一定是經濟繁榮的號角，也會指向無法探知的風險。小林就讀的是經濟類專業，教授在課堂上告訴她們，現在是新加坡通脹很嚴重的一個時期。“他講新加坡現在遇到的問題困難挺大的。”小林剛上大三，還不太能清晰預知高物價、高通脹帶來的一系列後果，但身邊找不著工作的焦慮朋友、對業務發展感到壓力的實習公司老板，都在告訴她：“這兩年經濟狀況不太好。”
疫情持續這三年，老馬認識了一些新的中國朋友，其中不少人在邊境開放後選擇離開新加坡，感覺生活已經“逐漸離譜”的老馬，卻還是想繼續留下來。大學畢業後，他其實去過很多國家，也在北美生活過一段時間。“我去多倫多時，感覺大家對你就很冷淡，溫哥華那邊是熱情似火，新加坡又不一樣，這邊就是正正常常。”但老馬覺得：“正常特別難能可貴。”
和在白人世界獲得的冷待，或是近似刻意的親切不同，漂泊的中國客人在新加坡能盡量自然地融入當地。人們交流友好，但又各有軌迹，用小林的話來說，“你會覺得好像生活在一座自己的城市”。
新加坡也爲“95後”女孩余涵提供了一弧港灣。來這之前，余涵在法國巴黎留學深造，她的一些住在較爲偏遠地方的同學，在深夜的街巷遭遇過搶劫和毆打；盡管自己住在市中心，但白日街頭遊逛的一些精神異常的流浪漢，也足以讓她感到害怕。
“但在這裏，我從不會擔心自己的安全，就算我忘記鎖門也沒關系，因爲犯罪率非常非常低。”在余涵眼中，新加坡是一座對女性相對友好的城市，安全且充滿秩序，而在這個由華族主導的城市國家，她也能找到“更強烈的認同感”。
新加坡能給予余涵的還遠不止這些。與出生在首都北京的老馬、利強不同，余涵的家鄉是四川樂山，這座安逸小城很難給予她更爲開放的視野。小時候，母親會告訴她女孩子“要皮膚白”“要長得瘦”才是好看。
“其實我在國內時，包括讀大學的時候，都是非常不自信的人，我對自己的長相和身材都沒有安全感。”余涵曾長期被容貌焦慮所困擾，她擔憂自己的皮膚不夠白皙，身材不夠纖細，也質疑自己細長的眼和圓潤的鼻頭不符合主流審美標准。但來到新加坡後，她驚奇地發現，街頭和她擁有同樣膚色的東方女孩們都自然地展露著自己的身體，“你真不覺得她們是膚白貌美的，你也不會覺得她們的身材是非常好的，但她們就非常自信”。
那套讓余涵焦慮多時的顔值框架，被無形的力量砸碎了。在新加坡，她很容易獲得身邊的同事朋友，或是約會對象的贊美，初時她會惶恐，“就覺得你爲什麽會誇我漂亮？”但漸漸地她意識到：“美的標准和定義，在這裏可能更多元化一點。”
余涵能清晰看到這幾年來自身發生的改變，她坦率地告訴我，自己現在不用大牌化妝品，護膚品僅從屈臣氏采購；她不會時刻妝容精致，也不執著于名牌皮包和服飾，“我的鞋子都是淘寶一兩百人民幣就能買到”。
在余涵的微信朋友圈裏，有著她去往各地旅行時的照片，裏面的女孩會擺出各種搞怪表情，那張笑起來有小巧梨渦的臉上保留著打結的眉頭和各種表情褶皺。你很容易被這樣燦爛的笑容所感染，也很難在其中找出美圖軟件留下的痕迹。
在新加坡街頭很容易發現各種華人文化元素。
遊子
幾乎沒有人能忽視自己在新加坡生活所獲得的便利。這座城市設計精巧，公交路線規劃完全、購物商超分布工整，漂亮的植被景觀點綴在高樓大廈之間。如果撞上雨季，你甚至不需要帶傘，路面延綿的連廊足以遮去一切風雨。奉行“精英主義”的政府把這裏治理得整齊規範，又巧妙地在民衆生活中隱去痕迹。
盡管在這裏構建了自己的國際視野，並享受到了舒適生活，但余涵卻並不認爲自己會長久留在新加坡。“這裏有點像一個虛擬的小島，有點人工建造的痕迹。”四年時間足以讓余涵發現，這個城市國家井然秩序下潛藏的隱秘規則：“在這裏，如果你是一個本地人，你的人生軌道可能就是政府爲你寫好了，你要做什麽，在哪個時間段買房子、生孩子。”這讓喜好變化和挑戰的余涵覺得，永遠生活在這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北京人利強和人聊起新加坡時，常會拿自己的家鄉做對比，這裏天氣更宜人、食物也可口，但很難找到那種藏在老胡同裏的文藝酒館和地下搖滾樂隊。利強的同事也有一些本地人，他們大多擁有類似的人生規劃，熱愛運動、不沾煙酒，生活健康又有朝氣。總有些“叛逆”想法的利強卻覺得，這種缺乏“反抗精神”的生活實際上展示了一個“被規訓”的社會，雖能包容諸多種族和諧共處，“但對不同人想過不同的一生這樣的想法，它的包容性，我覺得是沒有北京強的”。
永遠停留在夏日的新加坡，也不總得老馬歡喜。“這裏根本沒有變化，四季沒有變化，天氣無非是晴的和雨的熱天。你的衣服也沒什麽變化，每天去的地方也很少有變化。”來新加坡第三年，老馬發覺自己對時間的認知變得模糊。在四季分明的北京，他能靠著春日花色、仲夏蟬鳴、深秋落葉，或是隆冬新雪來標識記憶。但現在，被濃郁綠色裹著的潮濕空氣整日包圍著他，有時他試圖撿起某段記憶，居然會迷惑它們到底發生在哪一年。
新加坡的一切都有些“太平了”，至少在喜好旅行探險的老馬看來是如此。它的國土面積有限，季節和地貌單調，“來這一開始的兩年，你會覺得很爽，方便快捷又安全。但當你充滿開心和激動地探索完後，會發現，‘天啊，我還能幹些什麽？’”老馬用一個來自脫口秀演員的段子來展示這種乏味：“新加坡疫情之後鼓勵大家旅遊，開始重新挖掘一些景點，其中一個叫武吉知馬舊鐵路。你看看，新加坡的一段舊鐵路，都能被弄成一個景點。”
對旅居的中國人來說，新加坡也並不能算是世外桃源，它同樣保有一些華人社會的共同焦慮。最常爲人議論的就是教育“內卷”——小林選擇在初中時赴新加坡求學，她是河南人，希望借此避開“高考大省”的競爭壓力。但考入當地學校後，她卻發現：“新加坡這邊的小孩從小學就開始瘋狂上補習班。本地也有很‘雞’的家長，周末給孩子從早上7點到晚上11點安排得滿滿當當。”中三中四時，小林開始上英文補習班；上高中後，又添上了物理補習班。各類學習機構收費不菲，如果非本地公民，拿不到政府補貼，僅在教育上就需支付一筆可觀費用。
傳統的生育壓力同樣不可避免。近十年來新加坡生育率持續下跌，已降至曆史低點。小林告訴我，政府正在“非常努力地勸人生小孩”，她在乘坐地鐵時還能看到各種顔色鮮豔、表達誇張的生育宣傳圖刷滿車廂。當地的華人女性有時也難逃“催生”魔咒，小林已婚未育的初中老師，還在社交媒體上抱怨過長輩們年節時的“催生”轟炸。
不過，傳統的保留對停泊海外的遊子來說，也並非全無益處。直到今天，新加坡還留存有諸多華人傳統，生存此間的人們也尊重這種文化痕迹。老馬就職的美國公司在中國節日時，會專程請舞獅隊來公司表演，並向員工派發“開工利是”。
“這邊閩南人和福建人居多，他們有茶文化、佛文化，還有什麽拜拜文化！就是大年初一要去廟裏拜一拜。”老馬高興地與我說起新年時四馬路觀音堂外排起的長隊，說起“Seven Month”（指農曆七月）時，中國城的人們焚燒金銀紙，在祭祀品旁豎立標牌，用各種語言向外國人說明“中元節”的民俗禁忌。老馬甚至覺得，能成功兼容各種族文化的新加坡，留住了一些快消失在他故鄉的東西。
排燈節，又稱印度燈節或屠妖節，也是新加坡的一大主要民族文化節慶活動。節日期間，“小印度”會舉行各式各樣帶有民族特色的慶祝活動，遊客也能參與其中。
我們在北京秋意最濃厚的晚上閑談，而前一天，老馬和小林去參加了“小印度”（新加坡的印度族群的聚集地）的“排燈節”慶典。長街上熱鬧非凡，他和她擠在人群中，看穿著紗麗的女人搖晃煙火棒，孩子們揮舞著玩具槍向空中射出金紙碎屑；不同膚色的人聚在一起歡笑，將一種小玩具砸向地面，炸開後噼啪作響。
老馬感覺自己徜徉在一種久違的新年氣氛裏，他想起了故鄉的年，不是前兩年他回家過得沒滋沒味的那個，而是童年記憶裏更久遠的年夜——那時，四九城的二環裏還沒有高而密的現代化大樓，城區也不限制燃放煙花爆竹。
除夕夜，他和同齡的玩伴從整挂鞭炮上揪下一把散炮，在追打中尖叫著點燃扔開，一路鬧騰到年夜飯。飯後，再嬉鬧幾回，父母就載著玩累的他回到位于海澱上地的家。長路空蕩，車輛一路向西，午夜將近時，煙花在天際次第燃起，將他貼在後車窗上的側臉瞬間映照成金色。大朵大朵的絢爛色彩在空中交彙、重疊，再碎裂跌落；響徹耳畔的轟隆聲綿延不斷，伴著遙遠的歡悅呼號，像是叩響新一年的無盡鍾聲。（文中受訪者均爲化名。）
攝影 ZiJun Ma
采訪、撰文 皇大仙、S
編輯 楊雨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