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所星期一（1月16日）在“新加坡透視”（Singapore Perspectives）論壇上發表《政策研究所新加坡未來工作調查》結果。調查發現，本地每四名雇員中，三人對工作上的改變持開放態度。不過，在55歲及以上群體中，這個比率只達63％，比21歲至34歲群體的83％和35歲至54歲群體的77％低。
被問到是否認爲須要爲適應工作和職業上的變化而接受技能再培訓時，較年長群體中表示同意的不到六成，比另外兩個年齡層少約20個百分點。
約六成受訪者對轉換跑道持開放態度。不過，這個比率在較年長雇員當中則不到一半（47％）。不持開放態度的年長雇員也多達27％，比21歲至34歲群體的12％和35歲至54歲群體的13％高。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針對新加坡雇員如何看待工作所展開的一項調查也顯示，比起年輕雇員，較年長者也更願意爲了更好的家庭或個人生活，而接受較低工資和較輕的工作職責。
至于是否願意爲了更好的家庭或個人生活而接受較低工資或較輕的職責，過半（54％）的受訪者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其中年長雇員在三個年齡組別中的接受程度最高，達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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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不同年齡層，年輕雇員更加重視升遷和發展機遇，年長雇員則比年輕世代更看重能否自主安排工作。
調查也邀請受訪者評估工作上15個不同參數在他們心目中的重要性，包括薪酬得當、成就感、獲得肯定。結果顯示，所有年齡層普遍重視薪酬得當、工作環境、職場倫理和社交互動；工作任務是否多樣、就業保障和是否獲得肯定這三項的重要性，在各年齡層的排位則相對靠後。
隨後的一場對話會上，與會者從跨世代視角探討工作的意義和價值。新加坡管理大學幸福老齡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Successful Ageing）主任、社會學教授鄭寶蓮指出，人口老齡化的課題談論了數十年，但人口更長的壽命並沒有獲得善用。她呼籲社會學會把“老”當作“寶”。
列席同場對話會的全國青年理事會總裁蔡大衛也說，每個人的增值作用和貢獻不應受法定退休年齡局限。“重點是你還能做些什麽，你到時會怎麽看待工作，怎麽看待你能提供的價值……這樣一來，無論是志願或有償性質，都能繼續有意義地與社會網絡連接，有意義地做出貢獻。”
較年長雇員比年輕世代更不認爲須要爲了適應工作上的變化而接受技能再培訓，也相對不願意轉換跑道。
年長雇員中，過半數表示曾爲了更好的家庭或個人生活而接受較低工資或放棄更好的工作機遇。這個比率在21歲至34歲群體中達37％，在35歲至54歲群體中則達46％。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針對雇員如何看待工作所展開的一項調查也顯示，比起年輕雇員，較年長者也更願意爲了更好的家庭或個人生活，而接受較低工資和較輕的工作職責。
她說，有償工作不應是肯定貢獻的唯一方式，社會應當學會重視志願工作等其他形式的付出。“這樣我們才能鼓勵邁向和跨過65歲的嬰兒潮世代把視野放大，超越我們所熟悉的有償工作標簽，滿心歡喜地接受下一個標簽，而這個標簽不需要附帶報酬，而是附帶榮譽感。”
“年過55的人有豐富的生活經曆，也因爲這樣有更豐富的視角。他們是重要的文化資産，因爲他們提醒我們，我們爲什麽是新加坡人……我們需要新的範式，我們得設立能充分發揮年長雇員價值的新角色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