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國維護領土與主權完整不容任何外部勢力挑釁的底線，也是世界各國跟中國交往中不可逾越的一條紅線。台灣是中國的台灣，如何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任何外部勢力都無權插手幹涉。
一句話，中國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骨氣、有底氣，有信心、有能力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在2022年8月發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中，中國政府再次就台灣問題做出聲明：
“中國人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和中國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來幹涉。任何利用台灣問題幹涉中國內政、阻撓中國統一進程的圖謀和行徑，都將遭到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
然而，總有國家在拿台灣問題來做文章，美國更是大打“台灣牌”。不過有一些國家顯然看得清楚，正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新加坡就這些國家中的一員。近日，在中美關系緊張、雙方激烈交鋒之際，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受邀訪華。訪問期間，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宋濤首先跟維文進行了會談，可見中國很關心新加坡對台灣問題的立場。
在兩人會談中，宋濤直接開門見山，再次表明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立場，他說：“希望新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支持中國統一大業。”維文回答的很幹脆，沒有拖泥帶水，他直接說：“新方將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支持兩岸關系和平發展。”
對于新加坡外長這樣表態並不奇怪，2021年11月，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在美國第12屆阿斯彭安全論壇上就說：“台灣問題是一條‘深紅線’，一旦因台灣問題發生實際性沖突不存在贏家，所以他建議應該遠遠地避開。”
新加坡，世界最出名的國家之一，在亞洲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它位于馬來半島南端，馬六甲海峽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相望，南隔新加坡海峽與印度尼西亞相鄰，主要由新加坡島及附近六十多個島嶼組成。
1963年9月，新加坡並入了馬來西亞聯邦國家，成爲其中一個州，李光耀擔任州長。李光耀當時這樣做也是迫于無奈，在他看來新加坡太小了，回旋余地有限，隨時都有可能被周圍國家侵略或吞並。
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聯邦的“蜜月期”維持了不到兩年時間，因爲李光耀跟聯邦政府在經濟政策、政治和治國方針策略等方面産生了巨大的矛盾和分歧，這讓他大失所望。
于是，1965年8月初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召開國會會議，准備以投票的形式來決定新加坡在聯邦中的去留問題，最終以126票贊成0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將新加坡逐出聯邦政府的決議。
1965年8月9日清晨，新加坡人像往常一樣忙碌起來，絲毫沒有感覺當天的與衆不同。突然，城市大街小巷的廣播中傳出李光耀悲傷的聲音，他說：“我，李光耀，以新加坡總理的名義，代表新加坡人民與政府宣布，從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義、公平的原則下，新加坡將永遠是一個自由、獨立、民主的國家，在一個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社會裏，誓將永遠爲人民大衆謀求幸福和快樂。”
新加坡被迫獨立了，可前途渺茫。李光耀後來在回憶錄中也承認這一點，他寫道：
“我從來沒這樣悲傷過。分家成了事實，我辜負了馬來亞、沙巴和沙撈越許許多多的人。一些國家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頭上的。對新加坡來說，1965年8月9日不是什麽值得慶祝的日子。”
新加坡跟中國關系源遠流長，三國時期就已經有中國人來到這裏。1965年新加坡被迫獨立時，200萬國民中超過75%都是華人。正如此，當時走在新加坡街頭，漢字標語、廣告等隨處可見。
如果不出意外，李光耀應該把漢語作爲官方語言，畢竟他的政府需要華人支持。事實上，當時華人商會代表們也多次遊說李光耀，希望將漢語定爲官方語言。然而，李光耀直接拒絕了，他說：“當然可以，但前提是你們要能打倒我（不讓我擔任新加坡總理）。”
最終，李光耀把英語作爲官方語言。至于原因，李光耀說：“我們也通過語言與世界各地保持聯系。很幸運的，過去統治新加坡的是英國，它留下的是英語。假如新加坡如越南那樣是由法國統治，我們就必須忘掉法語，再去學習英語以便同世界接軌，那肯定是個非常痛苦和艱難的轉變。”
顯然，李光耀當時這樣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爲當時的中國還不夠強大，在國際上沒有多少話語權。根據資料，新加坡是東盟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時間是1990年10月3日。
從新加坡與中國建交的過程就可以看出，新加坡立國之策就是以實用爲原則，一切都建立在自身利益的基礎上，尤其外交更是不拘泥形式，怎麽實用怎麽來。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中國正值特殊時期，東南亞一些國家都擔心本國有共産主義背景的黨派，所以對華人華僑進行打壓。
新加坡作爲以華人爲主體的國家，自然引起了周邊國家的警惕和戒備，特別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稱新加坡爲“第三個中國”。面對如此嚴峻的地緣政治環境，李光耀在處理內政、外交事務時，格外小心謹慎，所以一直沒有下定決心跟中國建交。
另外，中國當時被西方國家封鎖，李光耀選擇親近西方國家，在政治上則暫時回避中國。不過，隨著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破冰，李光耀開啓了與中國領導人互訪，這爲中新建交夯實了政治基礎。
1976年5月10日至23日，53歲李光耀首次訪華。當時毛主席病重，還是破例接見了李光耀。當時李光耀對中方表示，中國一直是亞洲的大國，新加坡不可能也不會反對中國，中國越強大對新加坡越有利。
新加坡領導人首次訪華，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爲了這次訪華，李光耀做足了准備，但他在所有官方場合都說英文，簽名也是用英文，以此來向世界展示“新加坡不是第三個中國。”李光耀這次訪華還有一個細節，就是中國回贈的國禮中有一本書，裏面有關于1962年中印戰爭的內容。
李光耀認爲新加坡國內有印度族群生活，便把這本書還給了中國。現實不？這就是新加坡當時外交政策。正如李光耀在1965年所說的那樣，“我們要同所有鄰國建立友好關系。但是要建立實際有效的睦鄰關系，先得把話說清楚：‘我們家裏要買什麽家具和要怎麽擺設，一概由我們自己做主。’”
1990年7月，我國總理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期間，順訪新加坡。李光耀突然表示：“我在今年年底將卸任總理一職，希望今年10月訪華，會見中國新一任領導人。我衷心希望在此之前，無論如何也要完成兩國建交的曆史使命。”
李光耀的願望實現了，當年10月3日中國和新加坡外長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建交聯合公報，宣布兩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1965年新加坡獨立時，人均GDP僅爲450美元，當李光耀在1990年卸任總理時，新加坡人均GDP爲14504美元，是1965年獨立時的30多倍。
李光耀締造的“新加坡模式”享譽全球，後被世界衆多國家效仿，同時他的“軟威權主義”也備受爭議。對此，李光耀的回應是：“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我不在意西方讀者如何評價我，我在意的是我的人民如何評價我。”
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李光耀一直奉行平衡外交，尤其善于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左右逢源。李光耀在任時的具體做法是：
一、充分借鑒不結盟思想，跟美國保持友好關系，但不建立正式盟國的關系；二、學習瑞士的中立政策，多交朋友，少樹敵，盡量在對立的雙方不選邊站；三、不選邊站並不並不代表在國際政治舞台不發聲，而是找准議題、找准時機，充分闡述新加坡方面的看法和立場，進而彰顯新加坡的存在。
李光耀作爲傑出的政治家，他自然清楚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所以他對台灣問題表述也很有藝術。李光耀認爲中國崛起將不可阻擋，海峽兩岸統一只是時間問題。但是，李光耀看到中國國力不斷增強，又表態希望美國能出面制衡中國。
1992年，我國領導人訪問新加坡時，李光耀就說：“如果（中國大陸）願意許下可信的承諾，保證不動用武力換取統一，這對雙方都會有好處。和平與合作將能爲雙方及東南亞其他國家帶來極大利益。”
到了1996年3月，李光耀再次呼籲海峽兩岸保持和平，他公開說：“中國領袖說我是他們的老朋友，而我和台灣卻是更老的朋友，任何一方受到傷害，新加坡都會蒙受損失。如果雙方受到破壞，新加坡的損失就加倍慘重，唯有雙方繁榮富強，相互合作以爭取共榮，新加坡才能從中受益。”
正因此，當李顯龍上台後對台灣問題的描述更爲謹慎。2021年8月3日，李顯龍以視頻方式參加了美國出席了美國阿斯彭安全論壇，話題涉到中美關系、台灣問題等熱點問題。
李顯龍說：“台灣是‘中國所有核心利益的彙合點’，是中國‘絕對的紅線’。雖然目前台海局勢暫且沒有到達危急的程度，但很容易因爲‘大衆誤判或者失誤’而滑入一個危險的局面。”
李顯龍自然清楚台灣問題本質上就是中美問題，他還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態度是關鍵所在，他認爲不僅是中國領導人，目前中國知識分子、軍方以及普通民衆都支持統一台灣，而台灣當局則希望能保持現狀，所以很難找到新的兩岸關系的維系模式。
2022年8月，佩洛西竄台前，將亞洲行第一站放在新加坡。李顯龍在跟佩洛西會談時，說了這樣一句話，“穩定的美中關系對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性。”李顯龍言下之意已經很清楚了，佩洛西竄台計劃已經嚴重影響到中美關系的發展，對地區局勢則是造成了不良影響，奉勸佩洛西不要竄台。
當年9月，新加坡外長維文在紐約訪問期間坦言，中美之間的紛爭影響著全世界，尤其是亞洲國家。維文還表示，東南亞國家中有一些可能比較親近中國或美國，但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徹底選邊站隊。
據外媒報道，新加坡是亞洲最強烈呼籲中美避免破壞性沖突的國家之一，因爲他們認爲這種沖突可能很快開始波及該地區較小的國家。正如此，我們就看到本文開始那一幕，維文關于台灣問題的回答幹脆直接。
最後以一句話總結，“世界上沒有永恒的敵人，也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