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馬英九率團來大陸祭祖、參訪引發關注。這是馬英九的第一次返鄉之旅。馬英九在率團出發前表示，他37歲時就開始負責處理兩岸事務，今年73歲了，等了36年才有機會到大陸訪問，“的確是等待久了一點。”回顧曆史，74年來，兩岸關系如何發展？有哪些重要破冰之舉？
▲1993年，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左）在新加坡展開兩岸會談。
“汪辜會談”是1949年以來，兩岸高層人士以民間名義公開進行的最高層次的會談，這次會談的成功，對于擴大兩岸的經貿、科技合作和人員往來、各項交流産生了積極的作用。1978年，唐樹備作爲中國駐日本大使館領事部主任，第一次接觸來自島內的台灣同胞。1989年，他被任命爲國務院台辦副主任，1990年被任命爲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副主任，1991年兼任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常務副會長。他親自參與和見證了上世紀90年代兩岸關系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2013年，唐樹備口述了“汪辜會談”背後的故事。
●一次會談
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資政玉成了“汪辜會談”。
這要從1992年國家主席楊尚昆訪問新加坡說起。楊主席在與李光耀會談時說，海峽兩岸談政治問題，條件還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談經濟。李光耀立刻問楊主席，能不能把您的話轉告給李登輝？楊主席毫不猶豫地回答“可以”。之後，據我駐新加坡大使館轉達李光耀的通報稱，他專程到台灣，將楊主席的話帶給了李登輝。一段時間之後，李光耀又告訴中國大使館，李登輝同意兩岸對話，由兩會會長辜振甫和汪道涵談經濟，地點就在新加坡。我們同意了。
“汪辜會談”是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舉行的。作爲“汪辜會談”預備性磋商的主談人，我（唐樹備）4月23日就飛赴新加坡，與台灣海基會邱進益副董事長磋商會談的有關事宜。
但是，兩岸開創新的交流局面的道路是極其艱難的。這從當時雙方對一些細節的處理可以看出來。
因爲舉辦“汪辜會談”是我們主動邀請辜先生的，出于禮貌，海協方面建議在辜先生抵達新加坡時，由汪先生到機場接機。但是當時李登輝主張到新加坡談有一個目的，即，要在國際上體現兩岸對等，所以海基會非常強調這一點。海基會方面認爲，雙方都各自來到新加坡，不必由誰接誰。因此對我們的建議，海基會沒有同意。
李光耀資政也想舉辦一個招待會歡迎兩會會長。在北京，新加坡駐華使館特意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們沒有異議。但是，我當時就感到台灣方面不一定接受。例如，兩會的領導人誰先到誰後到，誰坐在李光耀先生的右邊或者左邊，恐怕台灣方面都會計較，很難弄得非常妥當。不出所料，台灣方面果真沒有同意。這樣，細致周到的李光耀先生改成分別會見兩會領導人。
●四次握手
4月27日早上，汪先生和辜先生第一次見面，新加坡方面安排在海皇大廈26層的一個房間。令人意味深長的是，兩位領導人具有曆史意義的會談，其話題竟是從中國的國粹——京戲談起。
76歲的辜振甫先生從小就會唱京戲，對京劇研究甚笃，他曾對我說他鍛煉身體的秘訣就是一個禮拜唱兩次京戲，因爲唱京戲可以增加肺活量。笑容可掬的汪道涵先生雖然不會唱京戲，但他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底深厚。兩位老先生顯得十分相熟，相談十幾分鍾後，新加坡方面請雙方下樓到四層會場。爲了體現兩岸的“平等”，新加坡特別安排雙方分別乘坐兩部電梯。
那天會場上的熱烈場景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腦海中。
因爲兩老已經在上面握過手，因此進入談判會場，他們在談判桌前落座，准備開始會談。但記者們希望他們先握手照相。我馬上向汪先生轉達了記者的意思。汪先生高興地站起來將手伸向對面的辜先生。當兩位先生隔著長方形會議桌相視而笑，相互伸出手——終于實現了兩岸高層人士40多年來的首次握手。那種經過戰亂後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歡的場面，讓我有一種“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覺。
圍在四周的記者們興奮了，他們使勁地拍啊。兩位老先生就面向不同的方向握了四次手。自此，汪辜二老開創了兩會商談必先握手之風。
●宴會趣事
日後人們津津樂道的還有當天晚上的宴會。在新加坡董宮酒店，汪道涵伉俪宴請辜振甫伉俪。飯店巧妙地將兩岸同胞之情嵌入九道菜名中，兩會人員在一起出席宴會就是“情同手足”，雙方同是“龍族一脈”，今夕是“燕語華堂”，“琵琶琴瑟”合鳴，譜一曲“喜慶團圓”，祝身體健康、“萬壽無疆”，並祝“兄弟之誼”能“三元及第”“前程似錦”。
在宴會即將結束的時候，海基會的朋友興致勃勃地拿著這張寫有“汪道涵伉俪宴請辜振甫伉俪”字樣的菜單，請雙方代表團的成員簽名，留作紀念。大家都在菜單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大家在談判桌以外非常和氣，友善。記得大家在一起喝酒時，當年海基會的副秘書長石齊平先生，因爲酒量大，大家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十七瓶”；曾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焦仁和，則獲得同名字諧音的“叫人喝”。
不過，“汪辜會談”也並不總是這般喜氣洋洋，而是一波三折。
●四項協議
海基會方面希望海協會同意簽一個台商投資保護協議。海協當然贊成保護台商投資的正當權益。事實上，國務院早在1988年就頒布了鼓勵和保護台商投資的法規。但是，如果要由兩會簽相關協議，兩岸雙方都應當允許直接投資。而由于台灣當局的限制，當時來大陸投資的台商都是間接投資，他們是作爲新加坡、美國、日本等地的法人來大陸投資的。因此，我要求台灣方面首先要開放直接投資，並且取消對台商投資的許多限制。但由于李登輝實際上並不希望台商來大陸投資，因此海基會不同意開放直接投資和取消各種限制。所以，雙方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陷入僵局。
此時，汪辜會談已接近尾聲。就在山重水複疑無路之時，28日下午，兩位會長開始“拐彎”。辜先生說，我們兩會商談已經開了個頭，很多事情還需要再談，這次就到此爲止吧。汪先生也表示，可以再會、再議。二老的雍容大度，智慧果決，終于使會談柳暗花明又一村！
根據兩位先生的意見，我和邱進益先生以及兩會的同事們爲起草此次會議最重要的成果——《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絞盡了腦筋，特別是在寫兩岸經濟交流要遵循什麽原則的措辭上，因爲要照顧到雙方的立場，費盡思量。
例如，《共同協議》中寫進了“互補互利”四個字，作爲兩岸經濟交流的原則。這是因爲汪先生和辜先生在第一場會談時，都表達過類似的意見。我們就建議把這四個字寫入，海基會接受了。終于做到雙方滿意，皆大歡喜。《汪辜會談共同協議》規定：“雙方均認爲應加強兩岸經濟交流，互補互利。”這是1949年以來，除了《金門協議》，除了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以後，第三個最重要的協議。在這個協議之後，在大陸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到大陸投資的台商一浪高過一浪。
●珍貴鏡頭
4月29日上午，兩會領導人鄭重地在雙方達成的《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協議上簽了字。
在簽字時，台灣方面仍然要突出兩岸的“對等”。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右爲尊。兩位老人要簽四個協議。因此，根據海基會方面的建議，在簽了兩個協議後，兩位老人互換位置。站在他們後邊的兩會成員換不換位置呢？如果站在後面的一二十人也跟著換，現場就亂了。我跟邱先生商量後，雙方就原地不動了。
這就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畫面：辜先生後面站著的是海協會的我，汪先生後面站著的是海基會的邱進益。有一張照片記錄下了這個特殊而珍貴的鏡頭。
“汪辜會談”是兩岸關系發展的“重要裏程碑”，它建立起兩岸制度化的事務性協商與政治對話機制，並解決了兩岸交流中的一些實際問題。從這次會談的成果還可以看出：具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的中華民族，有很強的凝聚力和國家認同感；也說明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能夠充分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創造力，處理好屬于中國內部的事務，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