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銀行于一年半前的冠病疫情期間推出城市食堂系列計劃，爲低收入者解決溫飽問題，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受益者須持有食物銀行發給他們的儲值卡，才能到合作的餐飲門店用餐。
之前碰到貨倉空間不足，職員就得費盡心思提前分拆捐贈品，讓拖車和集裝箱跑多個地點，把捐贈品送給各個受益團體。
新的貨倉大了許多，能更好地把資源集中起來，食物銀行就能按照不同受益團體的不同需求，重新分配糧食，然後一次發貨。這不只簡化協調工作，也減少拖車和集裝箱的運輸趟次，有助于減少碳足迹。
公衆的一些誤解給食物銀行的運作帶來了挑戰。
食物銀行有時會收到一些受益者不想要的食品，例如標榜爲更有益健康的産品。
食物銀行的聯合創辦人黃玮婷說，組織希望能讓低收入家庭直接選擇他們所需要的糧食，並在住家附近合作商家的店面領取。新的運作模式要成型，須先召集連鎖超級市場等合作商家，形成一個服務網絡。低收入家庭再以食物銀行發出的儲值卡，在商店領取糧食，甚至是日用品。
不過，食物銀行的最終目標並不是讓規模變大，而是縮小，甚至是停止運作。
新加坡食物銀行正在研究新運作模式，希望未來能讓低收入家庭直接到合作的商店領取所需糧食，這比目前主要通過團體或機構分發更方便和有效率。
“事實上，我國政府已經改變組屋鄰裏的設計和規劃，把租賃單位和出售的單位混合在同個鄰裏中。新加坡不同地區都有需要幫助的家庭。”
除了剩余食用期限較短，也就是將要“過期”的食品，食物銀行收到的捐贈品也包括包裝印刷錯誤的食品，以及品質管制（quality control）不過關但能安全食用的産品，像是包裝分量不達標。這些不能在市場上出售的貨品如果不通過食物銀行轉送出去，幫助有需要的居民，最終將送到垃圾埋置場，白白浪費掉。
有了更大的貨倉，食物銀行就能夠同時接受大批捐贈物，不必擔心不夠空間來儲存。食物銀行的助理營銷經理舒巴（Subaa Subramaniam）說，食品分銷商捐贈糧食，通常以集裝箱爲單位。能收到捐贈品固然高興，但數量之大通常也會讓食物銀行職員發愁。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住在碧山的都是收入高的家庭。像惹蘭固哥（Jalan Kukoh）和河水山（Bukit Ho Swee）這些地區才會有住在租賃組屋的老人和低收入家庭，他們的捐贈品只可以給這裏的居民。”
食物銀行的聯合創辦人黃玮婷告訴《聯合早報》，組織希望能讓低收入家庭直接選擇他們所需要的糧食，並在住家附近合作商家的店面領取。根據目前的運作模式，食物銀行同家庭服務中心等不同機構和團體合作，通過它們發放糧食給需要援助的居民。除了低收入家庭，食物銀行也分送糧食給老人院、兒童院和宗教團體等。
4月22日的世界地球日當天，食物銀行和戰略遊戲開發公司Wargaming將通過名爲“結束饑餓遊戲”（End Hunger Games）的活動宣傳食物銀行的援助計劃，並且籌款。這項全天的活動將直播多個戰略遊戲和其他具娛樂性的節目，公衆可通過串流服務平台Twitch收看。
新加坡食物銀行（Food Bank Singapore）的辦公室和貨倉近日搬遷，雖然仍在班丹環道（Pandan Loop）的同一棟樓裏，但新設施的面積是之前的3.8倍，有1100平方公尺，相等于約10個五房式組屋單位。
須盡力克服資源分配及運作等困難
有一些捐贈者會指定糧食只提供給某個社群，例如只幫助老人或有小孩的低收入家庭。
由于食物銀行必須執行捐贈者提出的要求，因而在分配資源時會受到一定限制，必須想方設法來克服這方面的困難。
食物銀行2022年收到的捐贈品多達68萬公噸，進而爲受益者提供了220萬份餐食。從2012年創辦至今，食物銀行一共提供了超過2000萬份餐食。食物銀行收到的捐贈品以及協助的受益者人數過去幾年都保持平穩，沒有明顯的起落。
黃玮婷笑說，比如很多老人認爲健康食品不好吃，會當場拒絕收下，導致負責分發糧食禮包的機構和團體得花更多工夫解釋。
食物銀行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志願者，除了需要有人負責分裝捐贈品，也需要那些有專門技術的個人，協助解決各種困難。食物銀行也在努力吸引捐款，以支持運作。
新運作模式一旦在新加坡成功推行，就可能移植到本區域的其他國家，讓當地的食物銀行也能更好地幫助低收入家庭。
新的運作模式要成型，食物銀行必須先召集例如連鎖超級市場等合作商家，形成一個大的服務網絡。低收入家庭再以食物銀行發出的儲值卡，在商店領取糧食，甚至是日用品。
近日遷到更大貨倉 面積是之前的3.8倍
隨著相關技術逐漸成熟，儲值卡的應用已能推展到糧食和日用品的領取方面。黃玮婷希望能在今年底實現新的運作模式，給需要援助的低收入家庭帶來更多便利。
黃玮婷說，當初創辦食物銀行時，目標是協助解決本地糧食浪費的情況，爲低收入家庭提供糧食，並希望能在2025年完成使命，讓食物銀行走入曆史。但有鑒于糧食價格飛漲及通貨膨脹對低收入家庭造成嚴重影響，食物銀行相信還必須持續運作多幾年。
另外，還有一些人會指定捐贈品只提供給某些地區。
食物銀行聯合創辦人黃玮婷解釋說，這個情況比較常見于來自團體和公司的捐贈，可能是因爲它們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已經設定了援助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