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學校假期帶兒子到中國兩周，由于他們時常聽我們聊經濟話題，便好奇的問是什麽引起了通貨膨脹？
引發通話膨脹的因素很多，對于我這二周內到過的幾個城市而言，用會計師的視角我覺得是以下（但不限于以下）因素：
第一：戰爭引發了石油和物流的成本上升，加上戰爭和疫情造成的恐慌，讓國家和企業都開始儲備，而造成的庫存成本增加；
第二：中美分裂和供應鏈的重建，造成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成本增加；
第三：以往，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增長時期，貨幣超發被全球化市場消化了，現在則相對凸顯了；
第四：對于新加坡而言，太多外來人口湧入，讓年輕人選擇了自主就業，比如房屋經紀、保險經紀、互聯網開店、網絡服務等，以及政府增加消費稅、房産稅等，造成企業的人工以及運營成本增加；
第五：美聯儲利息上漲帶來的房貸款成本，以及湧入新加坡的外來人口租房需求造成房租的成本大幅增加。
總體而言，新加坡的基本生活費用的確非常高，但這部分通貨膨脹被低廉的政府組屋沖減了。
另外，新加坡生活的幸福指數還是比較高的。比如下班和周末有屬于自己的時間，職場競爭環境相對公平，階層跨越相對容易，政府對企業幾乎沒有幹預。在家庭而言，孩子上學有雙語教育，學校能有良好的教育體制，以及比較多的課外活動鍛煉身體，培養愛心和社會責任感等等。
上面我解釋了新加坡的通貨膨脹，接下來我分析一下廣州的消費。
我五月剛到廣州的時候，聽說中國各地“五一”假期的人流增加了三倍，而消費只有以往的一半，那麽中國是不是進入了低欲望時代？比如年輕人不消費不結婚不生孩子？
（作者在廣州）
在我看來，低欲望的確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互聯網購物又快又便宜的確讓大家沒必要在實體消費了，線下實體店更多是展示而商場則以餐飲爲主。
我的另一個感受是，廣州的收入其實逼近了新加坡，但是工作節奏實在太卷了。公務員開玩笑說，他們每天早出早歸（淩晨回家同時淩晨起床），節奏的確讓我大跌眼鏡，而周末各種論壇和會議以及調研等等，似乎沒有任何違和也沒有任何人質疑周末的工作安排。與此同時，廣州的房價的確讓年輕人也高攀不起，無奈之下啃老變得天經地義。
相比，新加坡主要用英文授課教育相對西化，學校保留了華語和華人傳統，年輕人即有西方的獨立又保留了東方的傳統文化，買政府組屋房更是毫不費力。同時新加坡不養閑人，老人沒有什麽福利，因此新加坡也沒有啃老文化。
疫情期間，父母與我在新加坡同住，我有三年多沒有到過長沙，這次到長沙也是短暫停留兩天，因此可能觀察不一定准確。
（作者在長沙）
長沙是一個網紅城市，五一廣場的徹夜不眠和各處打卡景點就能感受到這個城市的幸福感。
長沙的物價被控制得非常好，造成通貨膨脹在長沙好像不存在，一方面房屋限購限賣讓房價不漲，另一方面長沙消費和推廣的都是本地生産的食物，比如小龍蝦、臭豆腐、糍粑，因此讓年輕人的消費並不吃力。
但是，也因爲這種自産自銷和控制房價的幸福模式，讓長沙很難接受外地人，思想也相對封閉；比如廣州的年輕人多想要留學。想要在國外發展，而長沙的年輕人並不想出國；廣州的年輕人不想考公務員不想被約束太多，而公務員則是長沙年輕人夢寐以求的工作。
總結：
新加坡：由于新加坡完全沒有腹地，內需市場完全依賴進口，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最大，但是對于新加坡人和永久居民而言，低廉的政府組屋住房和開放的環境消化了通貨膨脹帶來的負面影響。
廣州：由于中國龐大的內需和完整的供應鏈以及自成一體的金融系統，讓廣州的物價沒有受到通貨膨脹太大的沖擊，但是較開放的經濟體和高昂的房價讓廣州有必要也有條件把城市向周邊延伸，讓年輕人在主城區以外生活置業和工作從而打造大灣區共同經濟體。
長沙：自産自銷的消費模式和牢牢控制的房價，讓長沙沒有受到太多通貨膨脹的沖擊，加上政府用心打造的“休閑和娛樂之都”，讓長沙幸福指數很高。而新加坡能保持高增長的前提是這個國家時刻保持的危機意識，長沙的這種幸福模式可能會讓這裏的收入不太高。如果年輕人家裏沒有商業板塊可以繼承，低欲望的幸福感在互聯網帶來的快節奏高焦慮的時代很難持續。因此，我還是認爲年輕人應該選擇廣州這種經濟活躍的地區發展，因爲休閑和娛樂似乎更適合經濟發達且高福利的歐洲國家，畢竟人家還有家底可以消耗。
作者：劉朝霞（新加坡注冊會計師，國際注冊會計師，新加坡執業審計師，傑鵬國際JPI執行董事）
傑鵬國際JPI擁有新加坡注冊會計師協會（ISCA）培訓資質（ATO), 國際洲際會計師律師協會(IGAL)新加坡唯一授權單位，商業注冊局(Acra)執業審計師資質(PA)，授權公司秘書資質，華僑銀行尊貴夥伴 (OCBC), 通商中國受邀會員(Business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