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智庫（EIU）之前發布了2022年全球生活成本報告，研究了主要城市的當地物價和全球重大事件影響，結果紐約和新加坡並列第一 – 在過去十年的統計中，新加坡這已經是第八次位列榜首。
抛開排名不看，新加坡各項實際生活成本確實偏高，而其中打車一項應該算得上最突出的 – 認識的很多在新加坡的朋友最近都抱怨過，打車貴就罷了（早晚高峰叫車價格甚至會翻倍），還越來越難打，候車時間很長，偏僻點的地區經常叫不到車 – 有時爲了省時叫車，算算等待時長，還不如一開始選公共交通。
（圖源：SBS官網）
其實很直接的原因是路上的司機變少了 – 我們前段時間分析了Grab第一季度的財報，其中也提到了Grab在努力解決路上司機供給的問題，包括采取措施增加司機數量，重新推出拼車服務，以便更多乘客能夠乘車；隔壁Gojek也表示會想辦法擴大司機隊伍，包括計劃調整私家叫車司機職業許可證的資格標准等。
（示意圖。圖源：pexels）
可以看幾個確切的數字：根據新加坡人力部（MOM）的數據，2022年使用叫車平台進行服務的私人司機數約有38,100名，兩年前這個數字是38,200，大家可以體會下。而且以打車爲主業的司機數量減少了，更多人選擇把司機作爲副業：2022年把打車作爲主業的司機有30,800人，而2020年有34,400人。
從平台的角度看，隨著目標從增長轉向盈利，補貼下降導致司機數量有所減少是可以預見的。但新加坡的情況其實是，包括司機、房産經紀人、保險經紀人等在內的“自由職業者”數量都減少了，相對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轉向拿著穩定薪水的雇傭類員工工作。
入境旅遊複蘇增加了對服務行業的需求，行業內勞動力緊俏，使得相關行業的工資增長變高，更有吸引力了；而且服務業低薪員工可以采用所謂的“漸進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簡稱PWM）提高薪水，相比之下，去年有推出新規使低于30歲的網約車平台司機的公積金（CPF）繳費率與雇員的繳費率一樣（24年底正式實行，之前是不需要繳納的），降低了兼職司機的實際收入。
而且新加坡司機這類工作需要是本國公民，不能通過吸收外勞解決供給問題，也不像印尼、菲律賓、泰國這些地方有源源不斷的來自農村地區的勞動力補充（泰國的人口結構有很大的問題- 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這樣看來勞動力市場緊縮、司機和外賣騎手數量下降就是結構性問題了，應該會長期持續，而且很難通過短期內平台一方的措施得到明顯改善 – 而且勞動成本變高，平台也會將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還記得我們之前提到過Grab在新加坡向顧客收取的平台費增加麽？
（圖源：Grab官網）
所以短期內，很難期待叫車、外賣這些服務的便利性提高 – 而且同時價格也會保持在較高的水平。
多走走路吧，健康。
（文章原載于微信公衆號墨騰創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