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光耀誕辰100周年。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新加坡華人，祖籍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 ，畢業于新加坡萊佛士學院，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始人。新加坡建國總理，被譽爲“新加坡國父”。2018年12月18日，李光耀獲得“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爲紀念“李光耀誕辰100周年”，本號推出“百年光耀”系列文章，敬請關注。
“三結合”是中國在組織領導班子時常用的一句話：“老中青三結合”， 意思是領導班子中年齡結構，要有“老年”“中年”“青年”幹部。
李光耀的“實用主義”也是“三結合”，主要就是吸取中國、英國和日本三個國家的管理經驗；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三個主義的優點，克服它們的缺點。
在新加坡，你不但能看到孔子像，也能看到萊佛士像、鄧小平像，以及日本文化的公園——星和園……
圖爲新加坡市中心的萊佛士塑像
圖爲新加坡的日本文化公園–星和園
圖爲筆者與新加坡鄧小平像合影
中國大陸是“反帝、反封建”，李光耀在新加坡是“仿帝、仿封建”。資本主義的法制社會、有法可依 ；封建社會的卑尊有序、克己複禮等等。只要對新加坡有用，都可以拿來爲我所用。
大家對新加坡結合中國的傳統文化，英國的制度這些方面比較了解，對學習日本的嚴格管理知道較少。
李光耀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學到了以德治國，防患于未然；從英國人身上學到了依法治國，按制度辦事；從日本人身上學到了從嚴治國，如何利用權力，也就是“強制力”來落實各項制度，也可以理解爲“三結合”的“實用主義”吧。
李光耀的 “三結合”的“實用主義”：
一、中國文化
二、英國制度
三、日本管理
一、中國文化 李光耀是華人，中華傳統文化李光耀的影響根深蒂固。他把中國的傳統文化作爲新加坡的立國之本。對人們進行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就是以德治國，防患于未然。
中國文化對李光耀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對外“不選邊站”
1.中庸之道–“不選邊站”。李光耀把“不選邊站”作爲新加坡對外關系的基本國策。“不選邊站”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庸之道”影響的。
新加坡不僅僅是現在在中美之間“不選邊站”，其實在多年前及許多地方，新加坡都是“不選邊站”的。
A. 不在中美蘇三個國家之間“選邊站”。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期間，世界上三大國家：中國、蘇聯和美國。蘇美是兩個“超級大國”，中國屬于“第三世界”。
新加坡當時就面臨“選邊站”的問題，當時蘇聯的總理柯西金，對新加坡的港口爲中國服務很有意見。李光耀對他說，新加坡的港口爲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服務，不但爲中國服務，同時也爲蘇聯服務，都一視同仁。當時新加坡與蘇聯的關系也很好，因爲在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蘇聯支持新加坡加入聯合國，李光耀對蘇聯很是感謝。東盟個別國家曾經在中蘇之間“選邊站”，結果中南半島爆發了“對越自衛反擊戰”。
B. 不在台海兩岸之間“選邊站” ，台海兩岸都是李光耀的好朋友。李光耀說：台灣是我的老朋友，大陸是我的好朋友。他一生訪問台灣17次，訪問大陸33次。他特別關心兩岸統一的問題。君子成人之美，李光耀多次爲兩岸和平統一當“紅娘”，促成在新加坡曾經舉行“汪辜會談、習馬會見”等等。
C. 不在阿拉伯的穆斯林和以色列之間“選邊站”。新加坡也不“選邊站”，既是以色列的朋友，也是以色列的敵人阿拉伯的朋友。新加坡的周邊國家以穆斯林爲主，他竟然做到了和穆斯林及穆斯林的“敵人”都是“好朋友”。以和爲貴 –新加坡做到了全世界沒有一個“敵對國家”。
2. “不選邊站”不等于沒有原則
新加坡的“不選邊站”具有新加坡的特點：
一是原則問題、大是大非的問題，要站在聯合國的立場上。新加坡是一個小國，《國際法》是小國的生存根本保證，所以新加坡堅決維護對《國際法》的執行。如對發生的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新加坡就明確支持烏克蘭。因爲俄羅斯違反了《聯合國憲章》。
第二是新加坡利益放在第一位。新加坡“不選邊站”，有人提出疑問，爲什麽允許美國駐軍？這是新加坡安全的需要。李光耀認爲，在這個“動蕩敏感”的地區，沒有美國的駐軍，新加坡就沒有“安全感”！美國的駐軍等于是新加坡的“保镖”。李光耀曾經說過，爲了亞太地區的平衡，美軍不宜撤出該地區。
3. 記恩不記仇。新加坡曾經是英國和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李光耀對這兩個帝國主義國家，並沒有“深仇大恨”，反而感謝英國，原諒日本。這主要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記恩不記仇，冤家宜解不宜結。“記恩”大家都是“朋友”；“記仇”大家都成爲了“敵人”。記恩者得恩；記仇者得仇。
由于“記恩不記仇”，新加坡的發展，得到了英國和日本的極大幫助，成爲“四小龍”。
其實，這一點日本也是如此，二戰美國是日本最大的對手，日軍大部分是被美軍消滅的，中國戰場打了14年，只消滅50多萬日軍，而太平洋戰爭，只打3年，美軍就消滅了150多萬日軍。特別是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及對日本本土的大肆轟炸，殺死了大量的日本人。而日本人也是 “記恩不記仇”，不計前嫌接受美國的幫助扶持，使經濟迅速發展。
目前，新加坡和日本，多次是全世界免簽證國家第一；也是全世界最長壽的國家之一。
對內“ 以德治國”
說到新加坡，人們都對它的花園城市，高效的管理和良好的秩序贊賞不已。但是維護國家秩序，僅僅靠嚴刑峻法的是根本不夠的。上醫治未病，教育人民遵紀守法才是”上策“，再多的法律，對于遵紀守法的人來說是“不存在”的，只是對違法亂紀的人有震懾作用。
1. 弘揚傳統文化“精髓”
1967年，中國的“傳統文化”遭到了極大的沖擊。尼克松訪問新加坡，尼克松問李光耀：“中國發生了什麽？”李光耀對尼克松說：“中國在鑲嵌著舊中國畫的瓷磚上塗水彩，現在看上去都是水彩的顔色，但是經過時間的風雨洗刷之後，凸顯的仍然是瓷磚的底色，即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必將煥發光彩。
李光耀說：“中國要實現現代化，不一定要把基本的價值觀和信仰全部抛棄。看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大家都在想方設法保留勤儉、刻苦的傳統價值觀，強調注重學問知識，效忠家庭和國家，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正因爲有了這些儒家價值觀，才有社會的凝聚力、高儲蓄、高投資，進而帶來生産力的高增長。”
在新加坡，無處不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潛移默化教育。一個幾百平方公裏小島，竟然有264座中國傳統文化的廟宇，27座公共圖書館和數不清的“組屋圖書館”，中國文化的公園——裕華園，遍布各個社區的民衆俱樂部，幾百所學校，雖然通用是英語，但是，說華語也是“通行無阻”，被一些人稱之爲“第三個中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社會秩序井然有序；“老吾老幼吾幼”使人們充滿愛心；“禮義仁智信”構建了一個文明禮貌誠信的和諧社會。
如果把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比較一下。一個城市的街道、特別是道路交通，最能反映城市的社會秩序、文明水准和政府管理水平的。
筆者在新加坡居住多年，居然沒有看到過一個交通警察！更談不上協警和交通管理員了，普通警察也是極少看到。但是馬路上人來車往各行其道，堵車及車禍極少。
新加坡的警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清閑的崗位。新加坡的城市的公用設施，可以說是全世界第一。新加坡也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女孩夜裏12點沒有回家，家長一點都不擔心，公共汽車上，女士的包包拉鏈沒有拉上，不用擔心小偷，有的商店還專門設有免費商品的櫃台……
在曼谷、胡志明市和雅加達市，摩托車像蝗蟲一樣在街上飛奔，人們不守交通規則，無論是汽車、摩托車還是行人，有的地方也沒有紅綠燈，有的地方沒有斑馬線，你要規矩一點就過不了馬路，會感到路上充滿危險。還有髒亂的街道和店鋪，亂要價的買賣，亂索費的管理人員。還有城市交通設計的混亂，像曼谷市不是地鐵而是地上鐵道（又粗又笨）直貫市中心大道，使城市充滿嘈雜、混亂。但是，新加坡，總有一種從混亂回到秩序，從嘈雜回到安甯，有回到花園的感覺。
在新加坡的街頭， 很少聽到汽車鳴喇叭，而一遇到行人，基本上都是機動車司機耐心等候行人過馬路…… 只要看到有人遇到困難，馬上就會有人伸出援手。基本上沒有小偷小摸，打架鬧事，群體上訪，遊行示威等等現象。再現了封建社會，鼎盛時期極少出現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景象。
“強權政治”雖然可以使人民懼怕法律，但不可能使人民信賴尊重政府；不可能出現助人爲樂，大家都會事不關己高高挂起；不可能出現“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景象。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可以做到。
新加坡政府的廉潔還在于它經過幾十年的國民教育，公民具有良好的素質，已經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文化：人們把貪汙受賄的公職人員看成社會公敵。加上新加坡是個法治社會，人們都自覺地依法律規則辦事， 而不會首先想到去打通關系。所以，靠行賄辦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
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對公民的文明教育，而且是以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爲主。如果沒有這些基本因素，光是靠嚴刑峻法，是不可能建立良好的秩序，使社會充滿活力。
2. 克服傳統文化“不足”
當然，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李光耀並非都是一味地繼承，對一些不好的東西，也是堅決反對的。如封建社會的“終身制、家天下”“刑不上大夫、官官相護 ”等等。不少人誤解新加坡是“李家坡家天下”。
其實，李光耀在67歲就主動退居二線，他推薦的是陳慶炎來接班，內閣多數人不同意，多數人推薦吳作棟接班。李光耀尊重大家的意見：吳作棟接班。
1995年，新加坡發生“房産折扣風波”。時任總理吳作棟下令調查涉及李光耀的兩處房産。事情的經過是：李光耀的妻子和兒子購買了兩處房産，開發商按照慣例給小部分客戶一定的折扣，這兩處房産因此享受了100萬元的折扣。由于開發商是上市公司，有人向新加坡股票交易所舉報。時任總理吳作棟，下令調查涉及李光耀的兩處房産。調查後，公開了房産的價格與折扣，沒有發現違法現象。
事後，李光耀將此事提交國會討論，反對黨議員也表示折扣沒有問題。李光耀告訴國會，政府對他本人展開調查，證明我國的法律制度是公正有效的，這件事證明，任何人都不能貪贓枉法。
二、英國制度 以法治國
1819年，英國人萊佛士登陸新加坡島，使新加坡成爲了英國的殖民地，新加坡在獨立建國後，爲萊佛士塑像，以此紀念他爲新加坡開埠的功勞。
2019年，新加坡隆重紀念開埠200周年，並且尊稱萊佛士爲新加坡第一個“國父”，李光耀爲第二個“國父”。
李光耀雖然是華人，但從小新加坡就“抱給”英國了。1923年，他出生在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後來又到英國留學。 可以說，新加坡是在英國人的“撫養”下長大的。所以現在的新加坡，到處都有英國人留下的痕迹。許多地方、單位都是以英國人的名字命名的，如萊佛士城，萊佛士學院，萊佛士飯店；伊麗莎白學校，女皇鎮等等。
1. 首先從制度上來說，李光耀沿用了是英國的制度，新加坡現在還是英聯邦的成員，通用語是英語。
對英國殖民政府的觀察，讓李光耀看到了如何相對文明地、溫和地治理國家。他對英國傳統中對個人自由的重視、 對私有産權的保護、對程序正義的恪守有相當的了解和認可。
李光耀 在繼承英國法制時，作了一些適應新加坡亞洲文化的改造，這就是他強調嚴刑峻法的一面。
2. 肅貪倡廉。
新加坡政府在1959年自治和1965年建國初期，貪汙現象猖獗，滲透社會各個層面。但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僅用了不到二十年時間，就已經轉變成爲一個廉潔的政府。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後，把廉潔上升爲國家戰略，明確提出“爲了生存，必須廉政；爲了發展，必須反貪”，旗幟鮮明地開展反腐敗鬥爭。
和世界上各個國家一樣，只要有機可乘，腐敗分子就無孔不入。新加坡同樣面臨腐敗的挑戰。海關人員向走私車輛收取賄賂；政府采購部門的人，則從投標者那裏拿好處；負責進出口貿易的人員拿到好處後，就會很快地簽發許可證等等。
1952年，新加坡在英國殖民期間，就成立了反貪汙調查局。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執政後， 首先是依靠建立以減少腐敗機會爲主旨的反腐法律制度。
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時期的《預防腐敗法》(POCA)。這個法律的宗旨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 減少腐敗的機會，並使得腐敗發現起來更容易，然後用嚴厲、及時的懲罰來阻嚇犯罪。同時，擴大了反貪汙調查局的權力。調查對象不僅僅是各級官員，還有警察、法官等等執法人員。調查人員可以采取搜查、逮捕等等措施。
3. 不徇私情。
1971年，反貪汙調查局查辦了一起集體受賄案，涉及250交警，卡車車主每月要向交警行賄5-10元，不然交警就會刁難司機。對受賄的警察進行了嚴肅的處理。
1985年，時任國家發展部部長鄭章遠（相當于中國的發改委主任），在1981年-1982年期間，受賄80萬元新幣，協助開發商取得土地。案發後，他求見李光耀，遭到李光耀的拒絕。後來鄭章遠選擇了自殺。李光耀說，我不能幫助他，我如果幫助他，新加坡就完了。
李光耀 既谙西方文化的內涵，也不忘中國文化之精神，在治理國家中一直注重東西文化的互相融合。他在統治新加坡時期，推行了一種具有法家精神，又兼具儒家內核的國家政策。就是這一種內法外儒的治國政策，軟硬兼施 “一手抓教育、一手抓打擊，”做到了公職人員“不能貪、不想貪、不敢貪”。
新加坡政府的廉潔還在于它經過幾十年的國民教育，公民具有良好的素質，已經建立起廉政的良好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文化。人們把貪汙受賄的公職人員看成社會公敵。加上新加坡是個法治社會，人們都自覺地依法律規則辦事， 而不會首先想到去打通關系。所以，靠行賄辦事在新加坡自然就很少。
全球著名的“國際透明組織”和總部設在香港的“政治與經濟風險咨詢機構”的調查中，新加坡在全球最廉潔政府的排名一直名列前茅。
3. 日本管理 從嚴治國
新加坡不但是英國的殖民地，曾經也是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人占領把新加坡時，改名爲“昭南市”。所以日本人對新加坡的影響也比較大。現在在新加坡，有日本文化的公園——“星晨園”；有大量的日本企業投資創辦的企業；有遍布新加坡 ，專門經營日本小商品的商店——“兩元店”等等。
（圖源：DAISO官網）
“治天下”者，不但要有“菩薩心腸”，更需要“霹雳手段”。一方面，新加坡人把李光耀總稱爲“國父”“超級奶爸”，一方面又有人說他是“獨裁者”“強權政治”。而李光耀的“強權政治”，正是從日本人那裏學來的。民治維新後，日本”脫亞入歐“，學習西方國家的經驗，帶來了日本的崛起 。 在日治時期，日本的管理帶到了新加坡。
1942年，日本人進攻東南亞，並且很快打敗了英軍占領了新加坡。新加坡人開始根本不相信日本人能夠戰勝英國人，英國白人“高人一等”的”高大上“形象，在新加坡人的心目中瞬間倒塌。在日本人治理期間，李光耀沒有奮起反抗，在“特殊”的環境下，他爲了生存下去， 不得已爲日本人“打工”。在這期間，他並不認爲日本人的統治手段毫無可取之處，反而認爲日本人的統治使他學到許多東西。
當時，新加坡在日治時期，盡管人們生活非常困難，物資匮乏、食不果腹。但是社會治安卻非常好。因爲對小偷等等危害社會治安的懲罰極嚴。抓到小偷就嚴刑拷打、坐牢，甚至槍斃。由于人們懼怕法律的懲罰，都不敢犯罪，所以犯罪率低的驚人。因爲小偷極少，一度時間內，甚至能夠做到“夜不閉戶”。這讓李光耀對嚴刑峻法的威力深信不疑。
在日本人占領新加坡的三年半的時間裏， 李光耀見識了日本人是如何運用權力的。他看到了權力的意義，看到了權力、政治和政府的密切關系。他看到了人性之惡，也看到了皮鞭和鐵腕對于管理社會的有效性。
新加坡和平紀念碑
李光耀在回憶錄裏寫道：“三年零六個月的日治時期，讓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大學所教的東西都多。關于誰說了算，甚至改變效忠對象的爭論，是由日本的槍炮、日本軍刀和日軍暴行解決的。”
網傳，二戰時候，日軍曾經一度占領新加坡，對新加坡進行大屠殺，先後一共有十五萬華人被日軍殺害。
但是，在李光耀回憶錄中卻寫道：“據我所知，日本人並沒有殺害平民，也沒有邪惡或者殘暴的事件發生，他們不去理會當地的老百姓，直到英軍接管爲止，他們的軍紀起到了作用。”（見《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p89）
李光耀說：“新加坡需要鐵腕！我花一輩子才建立起這一切，只要我還在，就不允許任何人來毀掉它！想跟我對著幹的人，得戴上指節銅環才行，如果你覺得可以傷我，比我能傷你還多，那就試試看。治理華裔社會，你別無方法。”
其實， 日本多年來受中國文化影響極大， 中日是”同文同種“。日本的從嚴管理，也是中國“祖傳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法家，就是從嚴治國的。儒家和法家，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日本的嚴格執法，也是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法家”思想。
“三結合”的“實用主義”
李光耀是一個舉世聞名的實用主義者，他對鄧小平的“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十分贊同。他說：“我未接受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等人的指導，我只對在現實中行得通的事情感興趣”。
他關心的是解決人們實實在在的問題：工作掙錢、衣食住行、生兒育女。他既看不上空頭理論家也不屑于取悅大衆，只是固執己見，堅持去做爲自以爲對的事情。他一直強調要保持現實、務實的頭腦，不要被理論束縛和限制住。
在治國理念上，他接受的似乎是密爾的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的整體主義效用 觀。在這種觀念之下，個人的效用在必要時應該爲集體讓路，個人自由通常也只具有有限的工具性價值，而難以成爲終極目標。
李光耀贊同追求自由公平社會的理想，但從來不認爲人在智識上是平等的。相反，他相信人天然地就有天才、普通人和傻瓜之分。
從“文化”來說，新加坡不但是東西方文化的“二合一”，也是“封建主義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三結合”。封建主義是皇權第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有權就有一切。資本主義是金錢至上，經濟挂帥，有錢就有一切。社會主義是公有經濟、計劃經濟。
李光耀的“強權政治”是學日本和封建社會的；
李光耀的“國有經濟”是學社會主義的，如淡馬錫國有控股集團。
李光耀的“ 法治思想 ”是學資本主義社會英國的。
連李光耀的敵人–馬共，李光耀也向他們學習，如馬共的依靠群衆、發動群衆，馬共的廉潔奉公、奉獻精神等等。
李光耀說，不要研究那些對新加坡沒有用的這個主義、那個主義，要研究對新加坡有用的東西。所以有人又說新加坡什麽主義都不是，新加坡實行的是“實用主義”。
李光耀曾經對鄧小平說：“新加坡華人大多數是從中國的廣東、福建南下的家無寸土、目不識丁的苦力的後代；反之，中國所擁有的是留守中原的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狀元的後代。因此，凡是新加坡能夠做到的，中國也一定能夠做到，而且會做得更好。”
筆者認爲：中國不需要舍近求遠，向新加坡學習，也不需要向日本學習，只要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保留好、學好、發揚光大就行了。作者簡介
作者田柏強 原中國安徽工人日報高級記者 現旅居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