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4年以來，美國執行的1499起死刑中，76%是黑人針對白人犯下的罪行，但當受害者是黑人時，僅爲15%。
尤其是八十年代，這一比例更甚。
1984年，四名非裔少年在地鐵裏向一位白人男性本納·格兹讨要五块钱，可结果却是钱没要成，还挨了好多枪，导致四名少年严重受伤。
事後格茲表示要不是子彈不夠，他們都得死，警方將其逮捕後控以蓄意謀殺罪，但陪審團認爲罪名不成立，最後格茲只以非法持有槍支入獄一年。
可見，80年代的美國，種族歧視異常嚴重。
然而這起案件跟1989年在紐約發生的中央公園慢跑者案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因爲“中央公園五人案”是美國曆史上最大的冤假錯案，負責辦理此案件的所有司法部門至今都不願意承認他們曾經犯錯，連現任美國總統也是如此。
導演肯·伯恩斯根据这一事件拍成了纪录片——《中央公园五罪犯 》。
1989年4月19日晚上9點到10點，一群黑人少年在紐約中央公園閑逛，他們有的是幫派分子，有的是鄰居或朋友，有的是陌生人，有的覺得好玩就加入。
漸漸的這群無所事事的少年開始拿石頭砸車，攔住行人恐嚇，隨意攀折花草樹木，甚至隨地大小便。
與此同時，在中央公園的中心位置，另一起殘忍的強奸案正在發生。
特蕾莎·麦莉是华尔街一家银行的职员，这天晚上她如往常一样在公园慢跑，却遭到了歹徒的强暴和虐待。
她的身體多處骨折，左眼幾乎掉出眼眶，體內大量出血，身上的貴重物品也被洗劫一空。
生命垂危的她，直到四小時後的淩晨一點半才被路人發現，送到醫院搶救，主治醫生當時就下了死亡通知書。
但幸運的是，麥莉昏迷了十二天，竟然奇迹般地蘇醒了，只是由于頭部受到重創，她並不記得當晚發生了什麽，也無法指認凶手。
警察是10點鍾趕過來的，他們看到那群黑人少年在惹是生非，遂將他們逮捕。
其中有14歲的雷蒙德·山塔纳、凯文·理查森、尤瑟夫·薩拉姆、安特倫·克雷以及16歲的科裏·怀斯。
審訊完後，警方本打算放了這群少年，但當他們得知了麥莉被襲擊一案，又將他們扣了下來。
一名白人女性在公園被暴力對待，正巧又有一群黑人少年在打砸搶燒，警方笃定凶手必是他們。
于是紐約警察對他們嚴刑逼供，企圖讓他們認罪，可並未強暴麥莉的他們全都一臉茫然，不知所措。
眼見審訊沒有收效，警察開始威逼利誘，告訴他們，只有承認犯罪，才能安然回家，否則就是一頓毒打。
這五個14到16歲的少年都來自平凡的家庭，有的是棒球隊小將、有的家長是大學老師。
他們從來沒有被逮捕過，嚇得半死，不知道該怎麽辦，也完全不懂自己的權利正在地被剝奪。
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家。
警方連續審訊了14至30小時，期間他們五人滴水未進，也沒有得到任何休息的時間。
在身心皆疲的情況下，五位少年的意志被摧毀，他們互相指控，說對方是行凶犯，自己只是旁觀。
然而重要的犯案細節，他們卻說的支離破碎，搞不清楚是誰先動的手，也不知道麥莉的衣著，更不曉得犯案地點和所用凶器。
警察局外，媒體沒有遵守未成年人罪犯在未被定罪前不得公布姓名的規定。
在報紙上大肆刊登，露出他們的姓名、家庭住址、照片，讓他們的家人和社區不堪其擾。
就連拉丁裔和非裔的黑人都在責怪他們五人，認爲他們是“一顆老鼠屎，毀了一鍋湯”，讓自己的名譽受損。
在這波由媒體制造的輿論聲浪中，堅持爲他們五人平反的只有他們的家人，因爲其他人只想他們盡快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大批白人女性走上街頭抗議，舉著“強奸部分膚色”的牌子，對有關部門施壓，要求他們對五名黑人重判。
一時間，整個紐約市都籠罩在一片叫罵聲之下，白人群情激昂，黑人心驚膽戰，稍有不慎，就是一場種族惡戰。
事實上，同一星期的性侵案有28起，其中還有一起黑人婦女被強暴後丟下屋頂的案件，新聞卻鮮有著墨。
當時是地産管理員的唐納德·特朗普为呼吁恢复死刑，花费8.5萬美元買下了四家報紙的整版廣告。
他表示要讓任何年齡的罪犯都感到害怕，令那些黑人少年知道從威脅白人安全的那一刻開始，他們的自由便不複存在。
1990年，陪審團判決五位少年強奸、企圖謀殺等罪名成立，但當到了庭審階段時出現了尴尬的一幕。
從麥莉身上采集的DNA與五名被告不符，現場痕迹也像是單人作案，五位少年衣著zhe整齊，沒有打鬥的痕迹。
僅有的眼角的傷，還是警察抓捕理查德時被刮到的。
可紐約警察卻不理會這些，以“現場一定有第六人，這五名少年是共犯”爲由對他們定罪。
最終，山塔納、麥克雷、薩拉姆、理查森四人被判入獄5到10年，是美國法律規定的未成年罪犯最長年限，而已滿16歲的懷斯被判5到15年。
審判結果出來後，民衆都是贊譽之聲。
爲什麽偏偏是紐約？
在70年代，紐約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整座城市面臨破産的風險，社會秩序混亂，成了犯罪的天堂。
到了80年代，隨著華爾街的崛起，紐約的經濟逐漸複蘇，貧富差距也越拉越大，階級矛盾愈加惡化，白人與黑人之間的沖突不斷。
因爲那時的黑人大都是窮人，住在貧民窟，是黑幫、毒品、槍支泛濫的地方，而有錢白人則在富人區。
所以只要一有犯罪，他們就會認爲是黑人幹的。
當時還流傳著一種說法，年輕的黑人男子是美國瀕臨滅絕的物種。
冤獄的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按理說，他們早可以獲得假釋，但是假釋就得承認犯罪且認罪態度良好，可他們無一人願意服軟。
所以一直到7年後，五人中的四人才假釋出獄，只有懷斯一路以來不肯認罪，也放棄假釋出獄。
2001年，懷斯在監獄又一次碰到了犯人馬泰斯·雷耶斯，雷耶斯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想跟你道个歉。
懷斯以爲之前搶電視的事兒，表示這是無關緊要，不必記在心上，但雷耶斯說並不是這件事，而是中央公園的真凶是我。
2002年，雷耶斯向公衆承認：“是說出真相的時候了，是我制造了那起強奸案，我一個人。”
警方迅速重啓此案件，受害者的DNA與雷耶斯相符，雷耶斯說的許多犯案細節也與13年前如出一轍。
至此，被冤枉入獄十三年的五人總算沉冤得雪。
出獄後他們便將紐約司法部門告上了法庭，通過協商賠償4100萬美元，一人一年100萬美元。
這麽高的冤獄賠償費，不僅創紐約記錄，在美國也屬罕見。
可就算獲得了賠償，也洗清了罪名，他們的人生會就此變好嗎？
當然不會，因爲公衆一直對他們敵視，媒體總在嘲諷他們，大家更喜歡看到五名黑人強奸一名白人的故事，這可以引起他們的憤怒。
五名少年入獄時不到二十，本該是上學學技術的年紀卻在監獄裏白白耗費了十幾年，出獄後，不但養成的習慣難以更改，就連一門糊口的手藝都沒有。
他們有的當了清潔工，有的成了毒販，一輩子都被貼上了性侵犯的標簽，被人們歧視。
而始作俑者的美國當局呢？
他們對五名少年沒有一絲歉意，把所謂的民主和自由當作哄人的幌子，正因爲他們的存在讓美國社會變成了一片殘酷的黑暗叢林。
然後把身處其中的人們分成了三六九等，導致階級的分化、同階級的內鬥、跨階級的欺淩，在優勝劣汰的法則中愈演愈烈。
那些所謂的大多數只願意看到文化中糟粕的部分，將其取出放大，作爲論證別人無知落後的證據。
也許本意不壞，但是當一群人都跟隨的時候，玩笑也就演變成了事件，事件隨之成爲長久難以消除的世俗認知，偏見産生。
更可怕的是，這種偏見會慢慢變成歧視，從而有了種族歧視、地域歧視、膚色歧視。
而這就是美國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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