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科羅廖夫 察網
摘 要
這是個真實的五本《毛選》鬧革命的故事，這件事讓西方老牌殖民國家們很鬱悶，誰能想到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發展對於非洲人民的鼓舞，誰也不曾想到毛主席思想在黑非洲擁有如此之大的影響力！
在2015年，烏干達人民國防軍的女坦克兵在索馬利亞亮相，得到非洲聯盟駐索馬利亞特派團的讚揚。這位女坦克兵是一名坦克炮長，烏干達國防軍的上等兵。從2010年起，烏干達軍隊與非洲多國成立非盟部隊，進駐索馬利亞，擊斃了大量索馬利亞青年黨。
烏干達位於非洲東部，有4000萬人口，橫跨赤道，境內湖泊星羅棋布，雨量充沛，植物繁茂，四季如春，曾被英國首相邱吉爾稱為「非洲明珠」。
手持中國產56式半自動步槍的烏干達人民國防軍。
裝備中國產87式35毫米自動榴彈發射器的烏干達人民國防軍。
烏干達擁有一支袖珍空軍，只有十幾架飛機，但這個國家卻有一種高大上的戰鬥機，它便是蘇-30MK2戰鬥機。蘇-30MK2是基於俄羅斯銷售給中國的蘇-30MKK戰鬥機而研製的，主要性能和結構與中國空軍所使用的蘇-30MKK相同。
烏干達有一支不到5萬人的軍隊，由於與中國的關係密切，烏干達人民國防軍的武器裝備多為中國提供，例如他們陸軍大量裝備著中國產的59式和85IIM主戰坦克。
烏干達是中國在非洲的最友好國家之一，這一切都來源於五本《毛選》和他們讀《毛選》的傳奇總統——約韋里·卡古塔·穆塞韋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 ）。
烏干達傳奇黑人總統穆塞韋尼於1944年出生在烏干達南方省安科萊區，是巴尼安科萊人。他的姓意思是「第七步槍團隊員之子」，以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許多烏干達人參與的英國殖民軍隊非洲第七步槍團。1969年穆塞韋尼在坦尚尼亞三蘭港大學獲政治經濟學學士學位。
大學時期，穆塞韋尼閱讀過大量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著作。開始進行激進的泛非政治運動。他創立了大學生非洲革命陣線，領導學生代表團前往葡屬莫三比克境內的莫三比克解放陣線控制區。在當地，穆塞韋尼接受了游擊戰訓練。
1970年，穆塞韋尼加入烏干達總統米爾頓·奧博特的軍事情報機關。當伊迪·阿明將軍在1971年1月發動軍事政變奪權後，穆塞韋尼與包括奧博特總統在內的一些人流亡到坦尚尼亞。後來他坦尚尼亞一邊教書一邊籌建游擊隊，決心用武力推翻阿明政權。
1979年4月，反人類的烏干達阿明政權入侵鄰國坦尚尼亞，被中國武裝的坦尚尼亞解放軍迅速打敗，並用武力推翻了暴虐的伊迪·阿明政權。長期遭受這個政權迫害的烏干達流亡者紛紛從國外歸來，其中就有反阿明游擊隊的著名領導人穆塞韋尼。
在阿明政權被推翻的前夕，在坦尚尼亞人士的撮合下，流亡在國外的烏干達各政治組織和軍事派別聯合組成民族解放陣線，他也參加了。但是，他人馬不多，只能屈居這個陣線的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一職。1973年，他離開主流反烏干達政府力量，組成國家拯救陣線。
烏干達新政府建立後，他先是擔任國防國務部長，無論在私下還是在公開場合，經常講的兩句話是毛主席說過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軍隊必須政治化」。1980年他遭到占主導地位的前總統密爾頓·奧伯特勢力的猜忌和排擠，改任地區合作部長這樣一個閒職。滿腔的鬱悶情緒無處發泄，經常給中國駐烏干達援助機構和新華社記者站打電話，索要在北京出版的英文《北京周報》和《中國建設》等刊物。
1980年底，他創建和領導的烏干達愛國運動在大選中失敗。下一步怎麼辦?於是向駐烏干達的中國機構提出能否提供250套英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經過一番努力，中方只找到五本《毛選》給他送去。不久，穆塞韋尼就從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消失」了，他帶著五本《毛選》，率領追隨者進入烏干達西北部的叢林地區打游擊了。
有記者採訪問他當時是如何做出進入叢林的決定。他說，在那次大選失敗本是預料中的事，這不是他決定進入叢林的主因，只能說是誘因。他進入叢林的主因，是他認識到，烏干達雖然早就宣布獨立，但殖民主義的政治影響仍在，當政者大都是殖民主義的傀儡。另外，烏干達像許多非洲國家一樣，部族、宗派利益至上，民族國家意識淡薄。這需要做一番根本性的改造。
他認為毛主席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革命理論，仍可以指導黑非洲土地兼并導致矛盾激化地區的農民運動和鬥爭，一點都不過時。因此，他早就下定決心，要破除這一切，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統一的烏干達。
進入叢林後，穆塞韋尼學習《毛澤東選集》，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組建自己的軍隊。提出了「十大綱領」，覆蓋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人身及合法財產的安全、加強國家團結、捍衛國家自主、建設獨立、一體化和自給自足的經濟、改進社會服務、遏止貪污和濫權、革除不平等、與其他非洲國家合作以及建立混合經濟體制。
經過五年的游擊戰爭，1986年初穆塞韋尼領導的武裝部隊打回坎帕拉，全國抵抗軍推翻了奧凱洛政府，翌日宣布獲得勝利，穆塞韋尼奪得政權，並宣誓擔任烏干達總統，兼任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
由於執政比較得民心，他於1996年在首次全國大選中獲勝，成為民選總統，2001年蟬聯。2005年實行多黨制後，穆塞韋尼在2006年和2011年的兩次總統選舉中勝選連任。穆塞韋尼政府對於愛滋病的有效防治，使烏干達成為非洲對抗愛滋病成效最大的國家之一，穆塞韋尼本人也被聯合國愛滋病防治署授予「世界防治愛滋病突出領導成就獎「。
穆塞韋尼總統曾於1989年3月訪華，1996年1月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2004年5月底訪問中國。穆塞韋尼高度評價中國同包括烏干達在內的整個非洲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他說：中國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一直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這些年又大力支持非洲脫貧致富。中國不但幫助烏干達修公路、建電站，而且向包括咖啡、棉花在內的諸多烏干達商品開放市場，實行零關稅。這使烏干達獲益良多。
這是個真實的五本《毛選》鬧革命的故事，這件事讓西方老牌殖民國家們很鬱悶，誰能想到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發展對於非洲人民的鼓舞，誰也不曾想到毛主席思想在黑非洲擁有如此之大的影響力!
延伸閱讀：毛澤東著作海外傳播廣泛 對中東非洲拉美影響大
作者：何明星
為什麼毛澤東著作能夠在海外廣泛傳播?
一個長期被稱為「東亞病夫」的民族,能夠結束一百多年屢遭侵略、任人宰割的歷史,自立於世界,無疑是20世紀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件大事。中國人憑的是什麼?獲得民族獨立的法寶是什麼?這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興趣。在一些國家和地區,興起了一股「學習中國」的熱潮,他們通過不同方式與中國建立聯繫,紛紛來中國取經學習,中國革命領袖毛澤東的著作順理成章地受到一些國家、政黨領袖和組織機構的高度關注。
比如毛澤東著作在前蘇聯的傳播,首先是來自史達林的提議。1948年史達林主動提出要翻譯《毛澤東選集》,並派出理論家尤金來到中國。中國由陳伯達、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師哲組織負責中文譯成俄文工作。在編譯的過程中,尤金向史達林推薦了《實踐論》、《矛盾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史達林最早閱讀了毛澤東的《實踐論》,之後便交給蘇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該刊在1950年12月(總23期)發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報》全文轉載。
1950年英國共產黨創辦的柯列茨書店就與中國建立了聯繫。經過三年的溝通,英共所屬勞倫斯出版社經理湯姆斯·羅素先生1953年5月25日訪華,並代表英國共產黨與國際書店經理邵公文簽訂了在英國出版《毛澤東選集》英文本的協議,這是中國建國後第一本委託翻譯出版的書籍。勞倫斯出版公司在英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英文本(1-3卷)分為4冊,於1956年出版,第1版印刷12000冊,主要面向歐洲大陸以及英語國家發行,發行對象主要是各國共產黨、左派團體等。
此後,一些國家的政黨、組織機構不斷提出翻譯毛澤東著作的要求,這使中國意識到毛澤東著作在海外需求很大,對外宣傳策略也逐漸明晰起來,要「輸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勝利的經驗介紹到外國去,特別要介紹給東西方被壓迫民族」。但在具體出版品種上,最初毛澤東著作並不多,而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以及當代中國文學作品還占據相當比例。一直到1960年,中央外事小組在制定外宣工作規劃時才明確提出:為了適應世界人民革命鬥爭的需要,要大大加強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澤東選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積極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區和國家推廣發行。1962年在《關於改進外文書刊對外發行工作的報告》中進一步把毛澤東著作的出版發行確定為基本政策。1966年「文革」後,毛澤東著作成為外文出版物中的大宗品種,比例長期超過50%。
毛澤東著作文采熠熠,大量形象、生動的比喻,好理解,易接受,是吸引外國讀者的另一個原因。
比如「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句話就被許多外國人拿過去,變成自己的民族語彙,並且進一步引申和發揮。如非洲一些領導人就把「紙老虎」引申為「被閹割的紙老虎」,「逃不脫被碾成肉醬命運的紙老虎」。再如「人終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句話在莫三比克人那裡,就轉變成「為國家而死,保衛人民利益而死,這種死的分量像戈龍戈薩山(Gorongosa,位於莫三比克境內,現有戈龍戈薩國家公園)一樣沉重」。再如「軍民魚水情」的比喻,被用作發動最廣泛的群眾參與民族獨立鬥爭的理念,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一員均能夠接受和理解。辛巴威的總統穆加貝曾經坦言,有一段時間,他們在遠離故土的叢林裡與白人作戰,一些戰士因為思念親人而開小差,最後是用毛澤東的軍民魚水這一理念,專門開辦學習班統一思想,改變了戰法,才取得了羅德西亞戰役的勝利。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隊伍中,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著作,都被指戰員所熟知。有一次,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的政治部主任向媒體記者介紹說:「我們部隊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工作中,有專門的一課是介紹中國革命的經驗。我們的官兵都知道毛澤東有句名言:軍隊與人民的關係是魚和水的關係。我們按照這一名言來處理我們的軍民關係。」
在亞、非、拉地區,有相當一批政黨領導人,都閱讀過毛澤東著作並深受影響。穆加貝總統曾經被白人殖民地當局關押了10年時間,在監獄裡牢房一再轉移,扔下不少物品,但他總是隨身攜帶《毛澤東選集》,每當提起中國,穆加貝總是充滿感激:「沒有中國就沒有辛巴威」。2007年,辛巴威的農場主馬塔吉對來訪的中國記者介紹說:「20世紀80年代末期,辛巴威執政黨黨員人手一本毛澤東語錄。」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曼德拉曾經對媒體說過,為了開展武裝鬥爭,他閱讀過毛澤東的軍事著作,他所創建的「民族之矛」隊伍,都曾經受過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培訓。
毛澤東著作在海外哪些地區影響最大?
據方厚樞先生的統計,除了中國,全世界還有54個國家與地區也翻譯出版了毛澤東著作,有39個國家與地區在報刊上發表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詩詞》;有20個國家以20種文字翻譯出版《毛澤東語錄》,共有35種版本。筆者根據一些統計資料發現,其中影響最大的地區當屬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
在中東地區,經銷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達出版社、莫珊那書店,其中莫珊那書店是伊拉克歷史最悠久的書店。當時伊拉克政府積極謀求擺脫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國取得獨立勝利的經驗,他們組織學者翻譯、選譯毛澤東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發行量為9萬冊,到1959年達到33萬冊,1955—1961年累計發行超過50萬冊。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出版社經理艾迪卜·東巴基三次訪問中國,組織學者翻譯阿拉伯文版《毛澤東選集》1-3卷、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多種,此外還有《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幾種圖書,並把中國圖書發行到沙特、卡達、科威特、阿聯等國家和地區。大馬士革出版社與中國合作長達30多年。埃及的民族出版發行公司、和平書店、環球書店等此間也積極發行中國圖書,尤其是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國堅定地站在埃及一邊,支持埃及收回運河主權,因此帶動中國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長,從1955年的不足1000冊,到1957年的猛增到21萬冊。
在非洲地區,許多國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自覺把中國當作取得民族獨立、擺脫殖民統治的榜樣,因此對毛澤東著作的需求量很大。其中衣索比亞、貝寧、馬達加斯加、加納等幾個國家都曾由政府領導人發出號召,學習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的經驗。在衣索比亞,一切向中國學習是政府當時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訂購中國圖書累計97萬冊,其中大部分是毛澤東著作。該國的人民書店曾來信稱:「你們的圖書,像剛出爐的麵包,供不應求……」。其中「衣索比亞圖書文具店」長期代理中國書刊,合作關係一直保持到改革開放後。1986、1987兩年間,仍然訂購《鄧小平選集》、《周恩來傳略》、《了解中國》等圖書54萬多冊。加納政府在恩克·魯瑪執政時期,曾大力向中國學習,並由「人民書店」、「星書刊社」、「黨書店」等單位常年銷售中國圖書和毛澤東著作。馬達加斯加把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作為中學生閱讀輔助教材,學校成批購買;一些學校經常開辦中國問題講座。毛澤東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響一直延續到70年代,貝寧的一些國營公司還曾在1975—1978年三年間訂購中國圖書20多萬冊,主要是用於幹部教育和學習用的政治書籍。
據統計,1962-1966年五年間,中國書刊在加納的發行量為138萬冊,坦尚尼亞53萬冊,奈及利亞85萬冊,阿爾及利亞64萬冊,埃及56萬冊。此時的毛澤東著作,在非洲大陸是名副其實的超級「暢銷書」。
在拉美地區,最初只有一些拉美國家的共產黨、左派書店銷售中國圖書,如在巴西有共產黨所辦的勝利出版社、旗幟書店,還有對華友好的法羅比書店、文化交流社等。其中巴西勝利出版社曾組織翻譯過葡萄牙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劉少奇的《論黨內鬥爭》等政治圖書。旗幟書店發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畫報》每期2500冊,是巴西發行最多的一家。烏拉圭共產黨所創辦的人民聯合出版社,曾翻譯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此外還有《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中國哲學史》、《春蠶集》、《李有才板話》;毛澤東著作每種訂貨基本在1000冊以上,每期發行《人民畫報》1100冊,兒童讀物2500冊。在古巴,1959年推翻獨裁政權後,古巴人民社會黨所辦的古巴書店、新民主同盟所辦的光華書店,都積極發行毛澤東著作,由每種2000冊至5000冊不等。
1962-1976年,拉丁美洲地區的一些左派政黨發行分裂,又歷經中蘇關係破裂、中古關係冷淡,中國圖書的發行受到很大影響,直到70年代後期,才有所好轉。墨西哥美洲發行社是墨西哥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小組成員埃梅里·烏洛來所辦,埃梅里·烏洛來在1967年訪華時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會見。在70年代上半期,墨中友協和國際補償公司成為發行毛澤東著作主力,每次訂購數量均超過萬冊,1974年進口中國圖書20多萬冊,其中毛澤東五篇哲學著作8萬冊。1975年又曾經提出訂購30萬冊,其中《毛主席語錄》10萬冊。
在哥倫比亞,到了70年代,發行主力由左翼革命運動組織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組織來擔任,由於正值哥倫比亞獨立運動期間,各種革命黨派、革命組織如雨後春筍,因此對毛澤東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長,從首都、省會到偏僻鄉村,紛紛來信,要求訂購毛澤東著作和各種政治小冊子,各類圖書由1967年的6萬多冊猛增到1971年的40多萬冊,期刊由1967年的30多萬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萬份。
在智利,60年代初期,由智利共產黨分離出來的斯巴達克派與中國國際書店取得聯繫,大量發行中國圖書。1970年,社會黨人阿連德當選總統,當時智利形成了一股學習中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智革共、社會黨、激進黨、左派革命運動等黨派紛紛創辦書店,一些工人、教師甚至農民都紛紛來信要求發行中國圖書。
1992年,阿根廷一家書店自發翻印西班牙版《毛澤東選集》兩卷本,面向拉美各國發行,結果很多書店供不應求,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銷售1000部之多。委內瑞拉僅有600萬人口,而且文盲極多,這樣一個銷量,應該是暢銷書的紀錄了。
毛澤東著作的海外傳播留下哪些文化遺產?
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以毛澤東著作為主的中國出版物向海外傳播歷經了30年,對於這段歷史,中國學術界的研究關注不多,目前已有的成果都是出自西方學者。作為中國學者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西方學界的觀點左右自己的判斷。應該說,毛澤東著作的對外傳播,是自明末西方傳教士傳播中國文化開始至今,400多年間中國文化海外傳播歷史中主動傳播的第一次。毛澤東著作的海外傳播,留給當代中國的文化遺產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首先是塑造了一個新中國的大國形象。這個國際形象的塑造,是以傳播新中國取得民族獨立的經驗為核心,向世界展示與舊中國截然不同的大國形象。新中國剛剛誕生時,在國際上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新中國的全面封鎖,20世紀60年代後期又因為中蘇關係破裂,國際環境極為險惡,同時國內又面臨著工業化初期的繁重任務,但新中國並沒有受到徹底孤立,相反還取得了廣泛的世界影響力。連一些美國人也不得不認同中國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所取得廣泛影響力,遠遠高於其物質力量所能提供的水平。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哈里·哈丁說,中國給「當代國際體系中的力量命題提出了解釋的難題」。這個成果的取得,今天怎樣評價都不過分。
其次是在世界上培養了一大批熟悉中國文化的讀者、朋友和夥伴。筆者注意到,伴隨著毛澤東著作的大量傳播,一大批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圖書、書畫、藝術品進入到蘇聯、東歐等地區。從基輔到彼得堡,從萊比錫到柏林,一些中國畫報、中國書刊能夠及時在這些城市銷售。根據外文局第一任柏林辦事處主任郭毓基先生的回憶,當時一些咖啡館、酒吧都掛有徐悲鴻的《奔馬》,戶縣農民畫也擺在萊比錫書展的展台上,連東德高速公路的收費處都要掛一幅中國畫。這是舊中國所無法做到的。
1982年,中國國際圖書總公司在坦尚尼亞的三蘭港舉辦博覽會時,中國圖書展台前經常有一些大人領著孩子前來詢問一些當時國內也少見的圖書,如《狼牙山五壯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員很奇怪,問到他們是怎麼知道這些書的,這些大人告訴說:他們小時候經常看這些書,還讀過很多中國畫報和其他中國書,並當場能夠說出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等領袖的名字證明自己對中國的了解。
此外,在今天中國的海外投資、勞務以及工程承包等活動中,也能夠看出以毛澤東著作為主的中國紅色文化傳播的影響。筆者曾經做過一個對比,發現今天中國海外投資最多的地區,都曾經是當年中國書刊發行傳播比較多的地方。比如,截至到1987年,中國書刊在非洲發行網的名單上有68個國家,但來往頻率最多的是埃及、坦尚尼亞、奈及利亞、加納、蘇丹、馬里、喀麥隆、剛果、尚比亞、衣索比亞、塞內加爾、貝寧等20多個國家,而這些國家也是中國工程承包、勞務以及海外投資最多的地區。在中東和拉美同樣如此。
總之,20世紀以毛澤東著作為主的海外傳播,留給當代中國的文化遺產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不管當代中國人是否意識到,21世紀的中國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自覺不自覺地繼承著這些文化遺產。
察網（www.cwzg.cn）摘錄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