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清明節，全國哀悼日。包括李文亮在內的在武漢疫情中犧牲的多名醫生已經被授予烈士稱號。一個國家給犧牲的烈士和逝去的國民表示哀悼，彰顯了這個國家對英雄的敬意和逝者的尊重。
李文亮烈士，生前曾經說過：“健康的社會不應只有一種聲音”。生前，他發出了一條被當時認爲“不當言論”的微信，受到公安部門的訓誡。直到他犧牲之前，還戴著這份“訓誡”報告的結論，直到犧牲後給予他平反。
“不當言論”在發出的時候，算得上是一種“雜音”，總是覺得那麽刺耳的，也是會引起一部分人反感。
183年前的1837年，那時候的中國有了鴉片摩擦，離被打開國門的鴉片戰爭還有三年。而此刻，遠在歐洲的丹麥年僅32歲的年輕作家，寫了一篇有關新衣服的童話。文章提到，當遊戲隊伍中，突然一個孩子發出了與衆人不一樣的“雜音”和“不當言論”，很直白地說出了事實。這個故事，後來成爲全球著名的童話故事。寫出如此諷刺的文章，丹麥國王也沒有嚴肅處理，反而還給他過隆重的了70大壽。
前幾天，在充斥正能量和主旋律的社會中，一名叫許可馨的留學生，發出了一段段後來被蘇州紀委定性爲“不當言論”的文字，引起了全社會的軒然大波。閱讀量大到驚人的7.4億次，可以說在全中國只要有手機的人都應該閱讀到了這份文字。而我就是這個7.4億外的一個。
遠在日本的蘇州發小給我微信，提到許同學，並說，她父母要倒黴了。我和詫異，許同學出了什麽事？他給我轉了幾個文字，才知道原來這些文字，居然已經引起了軒然大波。
自疫情後，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疫情和世界各地疫情變化的上，與疫情沒有關系的大新聞好像沒有幾個。而許同學的“不當言論”以及瑞幸假賬的新聞，影響力已經蓋過了疫情新聞。
瑞幸做假賬，很多人給予了指責，包括中國證監會也發出了譴責。也有人覺得瑞幸是一杯“愛國咖啡”，用假賬割了一把洋韭菜，給中國人喝便宜咖啡。更有趣的是，事發後的第二天，瑞幸咖啡銷量爆棚，連APP都癱瘓了，大家搶著把免費和打折券用完，希望能夠趕上喝上“最後一杯咖啡”。
做假賬的瑞幸，事發後有譴責的，有力挺的，還有趁機撈便宜的，總之，對于造假，這種不是第一次的公司，大家表現出的態度和聲音是多種的，這是不是李烈士所說的健康社會？
與此相反的是，許可馨的“不當言論”出來後，幾乎一邊倒的是譴責、批評之聲，同仇敵忾地表現出氣憤。還有人就開始深挖她的父母背景，民間柯南紛紛湧現。這種批評和同仇敵忾之氣勢，迅即凝聚成了一股正義的力量。連中央政法委的官微和蘇州紀委的官宣都發出了聲音，嚇的許同學再也不敢出聲。
在對待許同學的言論上，好像整個社會只有一種聲音了，這又是不是李烈士所擔心的不健康社會？
仔細看看許同學的“不當言論”，充滿著一股子對主旋律的挑戰和反叛，這在我們這個社會規則中，當然屬于“雜音”和“不當言論”，
蘇州曆史上“嘴硬”的人不多，腦海裏記得住因爲“嘴硬”而吃足苦頭的，大概只有木渎鎮的金聖歎以及山塘街上明代反魏忠賢的“五人墓”。女性“嘴硬”的真記不得還有誰？
許同學，作爲一個傳統上吳侬軟語的蘇州妹子，居然也能夠這麽“嘴硬”也實在是出人意料。
有人比較中國在海外的留學生和國外本土學生，發現中國學生答題能力強，但是向老師提問題，尤其是提出不同角度的挑釁性問題的能力就差。創新的本質就是要對原有的東西進行質疑和否定，如果沒有質疑和否定頂多算是抄襲，抄著抄著還走偏了，做假賬的瑞幸本來也算是抄星巴克的，結果自己創新了一把“假賬”，最後卻弄得個翻船。
留學離不開錢，自費留學生的錢當然都是父母出的，這個是一個事實。如果說，第一代自費留學生大部分是靠獎學金，第二代靠富一代父母資助，今天的留學生絕大部分都是靠普通家庭父母積蓄。每年超過五十萬的留學生，家長中真正大富大貴的應該也不會特別多。
提到人脈，更是一個現實生活中最實實在在的現象。即便是小區保安，只要他長期做了這份工作，認真負責贏得大家尊重，他與有社會關系的業主也能建立相應的人脈關系，也能獲取一些人脈的便利，人脈也未必就是達官顯貴才特有的。
個人努力和父母賺下的錢以及搭建的人脈關系是否完全沒有關系，許同學的結論是極端和武斷了。如果父母沒有錢，你個人努力學習，成績優異，拿到獎學金照樣可以留學，沒有人脈只要自己出色，也應該照樣有上升的通道。許同學的觀點應該是過于簡單化了，而且這種簡單化又扯上“錢”和“權”，容易犯衆怒。
許可馨的言論本質上算是一種社會上的“另類雜音”，沒有到違法的地步，社會上可以對此有不同批評和討論，但不能一邊倒的無限上綱上線，甚至政法、紀委部門出面。許可馨是一個成年人，其本人應該對言論負責，有關部門迎合群情激昂的輿情去追究父母的管教責任是否妥當？
或許，對發出“不當言論”許同學的一點寬容，才是對李烈士希望具有的“健康社會”一種最好的悼念！
行文至此，哀悼警報響起，停下筆，起立，向烈士和逝者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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