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曆史上那些非同尋常的人物，他們總是有與衆不同的性格。比如曹操就是一個矛盾的混合體——他聰明至極又愚鈍不堪，既奸詐圓滑又坦率真誠，既豁達大度又生性多疑，既寬宏大量又小肚雞腸。他集王者風範、小人嘴臉、英雄豪情、兒女情懷、閻王脾氣、菩薩心腸于一體，如同一個長著多張面孔的多面人，但這幾張面孔在他那裏又顯得很合體，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迹。
曾經有人這樣來綜合評價曹操：真英雄，冶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用今天的話說，曹操是一個有才華、有領導能力、會綜合分析意見、善于把握機會的聰明人，是東漢末三國初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當然也有人不認同這個定論，提出反對，說曹操這個人幹了不少缺德的事兒，殺了不少人，甚至連自己的恩人也殺了。譬如，殺呂伯奢全家、殺華佗、屠城徐州，他手上沾滿了無辜者的鮮血。
事實真是這樣嗎？曹操真的殺了這些人嗎？他爲什麽要殺這些人，曆史真相是什麽？
一、刺殺董卓之真相小說《三國演義》中，作者羅貫中最初將曹操描繪成了一個爲行刺董卓而不惜屈身事賊、忍辱負重的英雄。但事實上，曹操行刺董卓一事純屬子虛烏有。據史書記載，董卓打進東京之後，因爲大將軍何進已被宦官所殺，兵強馬壯的董卓成爲洛陽城中的最強勢力，他迅速收編了多股原本聽命于何進的勢力，在這之後又策反了呂布收編了丁原殘部。董卓野心很大，爲了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威信和權勢，他又想出了廢掉少帝、立獻帝爲王的伎倆。可是，這一想法遭到了盧植、袁紹等人的強烈反對，少壯派勢力代表人物袁紹憤懑之際公然懸節于洛陽東門，東奔冀州，以此抗議。
袁紹的出走對時局産生了極大的影響，他時任司隸校尉，該官職是京畿地區的行政長官，擁有參劾百官的權力。之前，何進在謀誅宦官時還特別授予袁紹“假節”的權力。就是說，袁紹在軍事行動中擁有絕對的指揮權，違其令者斬——由此可見袁紹當時在朝中的影響力。
這樣一個人物的出走，引起的動蕩可想而知。當時，曹操被董卓看作袁紹在政治上的同盟者，是董卓極力拉攏的對象——拉攏曹操可以孤立袁紹，爭取人才，壯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曹操也被授予骁騎校尉之職。但此時包括曹操在內的少壯派勢力其實都已起了二心——如果大家繼續留在朝中，人心散亂之際，董卓很可能會趁勢把大夥兒都收拾了。因此，曹操當機立斷棄官出逃京師。曹操出逃的方向是向西出武關，經中牟到陳留。
當然，無風不起浪，這件事情在野史中多少有些記載：曹操年輕時確實當過一回刺客，但是，他行刺的對象不是董卓，而是當時權傾朝野的中常侍張讓，不過那次刺殺最終失敗，因爲曹操行刺不成被張讓發現，情急之下，曹操“舞手戟于庭”，翻牆跑掉了。現在想來，正是因爲野史的這個記載，後人們才創造出曹操刺董的故事。
事實上，如董卓那般的權勢人物多警衛重重，旁人根本近不了身，想刺殺他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當時，想殺董卓的人的確有不少，譬如董卓信賴的城門校尉伍瓊就試圖刺殺他，但行動失敗以後，伍瓊被殺。這個故事也很有可能是曹操刺董卓的來源之一。現實中，如果曹操真的只身前往行刺董卓，恐怕也會落得與伍瓊一樣的下場。
二、曹操殺華佗之謎對華佗之死，多年來一直有不少爭論，基本可以確定的是，華佗是爲曹操所殺，但曹操殺華佗的原因至今也不曾有一個清晰的論斷，爭議頗多。不過，不管是《三國志》還是《後漢書》關于華佗傳的傳記中都沒有提到華佗要爲曹操開顱治療頭風病一事。因此，曆史名著《三國演義》中對華佗之死的記述，也純屬虛構。
關于曹操殺華佗這個事，多少年來，一直有大批學者在研究探索，有很多個版本。最近有學者多方考證之後，得出華佗之死的新結論：華佗仰仗自己醫術高明而要挾曹操，向曹操要官，結果被曹操所殺。這種說法有三種依據。
一是心理失衡。華佗原本是讀書人，不得志的情況下不得已才當了醫生。他名氣越來越大後，非常羨慕那些達官貴人。所以，《後漢書·华佗传》稱華佗“爲人性惡，難得意”，其意指，華佗因爲不得志，未能踏足官場，性格變得越來越怪，難以與人相處。在華佗心裏，當醫生並不是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當官。
二是養病自重。曹操曾經在下令殺了華佗之後，公開對身邊人說，華佗可以治好自己的頭風病，但華佗卻有意不治好，借此以擡高自己的身價——曹操尋思我不殺他，他也不會爲我徹底治好這個頭風病。
三是誇大病情。曹操不過是個“頭風”病，但華佗卻說此病不能治好，長期堅持治療也只能多活幾年。
冷靜分析上述三條理由，我們會發現，它看上去貌似合理，實際上經不起推敲。先說第一條“心理失衡”。華佗其實並非官迷。相傳，沛相陳珪曾經推舉華佗做孝廉，他辭而不就；太尉黃琬征召華佗，華佗也推辭不幹。從這裏可以看出，華佗沒有走通過孝廉和征召的路子當官，又怎麽可能要挾曹操給自己封官呢？要說華佗因爲心理不平衡而要挾曹操要官，根本不合乎情理——如果真想當官，華佗就應當逢迎曹操，而不是頂撞曹操、和曹操對著幹。
其實華佗在當時表現出了一個醫生的醫德：盡管他不大喜歡曹操的爲人，但他依然應曹操之召“常在左右”，多次爲其治病。在這期間，華佗既沒有向曹操求官，也沒有對曹操拖延不治。
那麽，後來他爲什麽以妻子有病爲由不赴曹操之召呢？這得從政治角度來看。華佗實際上不願亂世爲官，他的正統思想很濃，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和華佗的正統思想不合，正因爲這樣，華佗不願意爲曹操效勞，再加上曹操的病確實難治，治不好麻煩很大，他只好退避三舍。所以，他既不願受曹操恩遇，也不願囚徒般的禁锢在曹丞相的籠子裏。
再說第二條“養病自重”。這個說法是曹操殺了華佗之後傳出來的話，從曹操的立場來看，不排除曹操爲自己開脫罪責的因素。曹操爲何堅持殺華佗？我們可以換個角度，從患者和醫生的關系上來看這個問題，曹操的頭風病的確難治愈。作爲病人的曹操求治心切，作爲醫生的華佗治療無門。因爲這個原因，二者之間要相互理解非常困難。華佗認爲頭風病難于治愈，曹操認爲他是“養病自重”是故意不給治療，矛盾由此激發，曹操殺了華佗。
最後說第三條“誇大病情”——所謂誇大病情，放在當下卻是對患者坦誠相待。頭風是一種頑固性疾病，此病雖然是頭疼的一種，但極難醫治，且時時發作、疼痛難忍。而且，該症發作時多有並發症，曹操的並發症狀是心慌、眩暈。華佗對曹操說此病不好治是實事求是，直言病情，這是坦誠，不是要挾。所以，華佗真正的死因只有一個：他冒犯並觸怒了曹操，曹操因爲病痛的折磨殺了華佗。
當然，現在看來，曹操和華佗之間，確實有點兒小誤會。當時，華佗托故暫回家鄉，一去不歸。據《三國志》記載，華佗回家後，曹操曾多次寫信催他回來，還曾命令郡縣官員將華佗遣送回來，但是華佗還是不肯回來，先說是老婆病了，後來說是老婆生孩子了，後來又說老婆病了，老婆生孩子了……種種借口。久等不來，曹操大怒，派人前去查看，如果華佗的妻子果真病了，就賜給四十斛小豆，並放寬期限；如果華佗說謊，就拘捕押送他回來。
使者到華佗家一看，夫妻倆正樂呵呵地過日子，生病、生孩子都是騙曹操的，于是華佗被抓起來交付了許縣監獄，審訊後華佗認罪。聽聞曹操要殺華佗，荀彧替華佗向曹操求情，曹操拒絕後固執地將華佗給處死了。據說，華佗臨死前仍不忘濟世救民，將已寫好的《青囊經》取出，交獄吏說：“此書傳世，可活蒼生。”獄吏畏罪，不敢受書。華佗悲憤之余，只得將醫書投入火中，一焚了之。
殺了華佗之後不久，曹操的頭風病又幾次發作，諸醫束手，他仍無一絲悔意，還說：“佗能愈吾疾，然不爲吾根治，想以此要挾，吾不殺他，病亦難愈。”直到這年冬天，曹操的愛子曹沖患病，因諸醫無術救治而死，這時曹操才悔恨交加地說：“吾悔殺華佗，才使此兒活活病死。”
曹操殺華佗是不是一時意氣用事呢？他判處華佗死刑有法律依據嗎？我們從當時的律法來分析一下。曹操向來以“動以王法從事”著稱，是個時時、事事標榜自己按漢代法律和規矩辦事的人。依照漢律的規定，華佗犯了兩宗罪：一是欺騙罪，二是不從征召罪。漢律中有“大不敬”罪，對“虧禮廢節”之犯者都要處以重刑，《漢書·申屠嘉传》便載有人“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的案例。“大不敬”的具體內容較多，其中“征召不到大不敬”適用于華佗所犯之罪。
由此看來，華佗之死，也不能全怪罪曹操。他個性狷介，並最終爲自負和狷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醫生畢竟是醫生，而不是政客，倘若華佗是政客，自然不會與曹操如此對峙，搭上自己的性命。
三、曹操殺呂伯奢全家謎案曹操被扣上“惡賊”、“小人”的帽子，原因是《三國演義》第四回的“曹操殺義父呂伯奢全家案”。可以說，這是一宗從法律、道德、人格諸方面審判曹操、否定曹操、诋毀曹操的案件。只可惜，作者羅貫中的故事編得太不高超，該故事邏輯混亂、漏洞百出，經不起推敲，使人不得不懷疑這是一樁子虛烏有的文學冤案。
毫無疑問，《三國演義》是一部以劉氏漢室爲正統的話語體系，盡管曹魏政權控制了全國的絕大部分地區，劉氏蜀漢最終淪爲地方割據政權，但舊史家文人和藝人還是視蜀漢集團爲正宗，視曹操爲篡位的奸雄。
《三國演義》裏是這樣說的，曹操行刺董卓未遂，棄官逃亡，逃到中牟縣時，被軍士抓住。爲求脫身，曹操自稱客商。當時，守關軍士並不認識曹操，中牟縣縣令陳宮認識曹操，知道他是朝廷通緝的要犯。
陳宮本不宜說破卻當衆說破，還揚言要押解曹操去京師請賞。這陳宮既然公開說要押解曹操請賞，晚上卻又親手把曹操放了，還棄官攜款隨曹操一起逃亡——如果按照正常邏輯出牌，陳宮應按客商身份，當著軍士面，心照不宣地把曹操放掉，既落了人情，又擺脫了私放逃犯的嫌疑和責任。
誰都知道，天下大亂之時，官府是最好的避風港，縣令實權在握，生活條件優越，經營人生的資源豐富，爲什麽要跟一個逃犯亂跑呢？陳宮畢竟是一個見過世面、知道利害關系的縣令，何至于如此愚昧？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陳宮對曹操來說是個危險人物，因爲他是曹操殺呂案的唯一證人。陳宮當面指責曹操多疑濫殺、不義妄殺，倘若曹操與他翻臉，他自己和家人都有被滅口的危險。所以，陳宮當初也有趁曹操熟睡之機結果其性命的想法。他知道曹操奉行的是“甯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人生哲學，但最終陳宮沒有下手。而曹操同樣也沒有下手殺陳宮。
作者羅貫中花費了大量筆墨刻意描寫曹操的奸詐惡毒，但在描述陳宮與曹操的矛盾沖突中卻沒有體現出來。陳宮在殺呂案中僅僅充當目擊證人的角色，以證實殺呂案確實有其事，而且正是陳宮把曹操的醜事傳播出去，流傳後世的。從這裏可以看出，作者對二人的矛盾刻畫明顯地不合常理，充滿了刻意的顛覆性的安排。
再說呂伯奢此人。他是曹操父親的結義弟兄，雖伯奢稱呼曹操、陳宮二人爲“小侄”，呂老漢實際上算是曹操的義父，呂家當是朝廷排查逃犯的重點戶。呂伯奢明知曹操是朝廷遍行文書張榜通緝捉拿的甲A級逃犯，他來借宿一夜，如果說是要接待，肯定是悄悄地接待，避人耳目，以絕後患，絕對不敢鋪張折騰，還殺豬宰羊，這不符合常規。難道呂伯奢腦子壞掉了，不怕被外人舉報，丟了全家人的身家性命？
按照舊日習俗，農家也只有逢年過節、遇到結婚等大事才殺豬，日常待客買幾斤肉足夠，何況只是接待兩個年輕人吃一頓晚飯而已，殺一頭肥豬幹什麽？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殺豬款待曹陳二人的情形過于誇張，不合日常生活情理，也有悖特殊政治環境下的人之常情。
從民俗禮教上來看，書中交代，呂家共9口人，呂伯奢是一家之主，家中來客，當是呂老在堂作陪，婦人張羅茶飯，青壯男兒上街采購。這是千年禮教之下的中國家庭的生活規則，就算今天也是這樣的禮節和安排。羅貫中居然安排呂老漢騎驢往西村買酒去了。這個情節寫得非常幼稚，有違禮法家教。
還一件事，既然安排呂老漢到街上去買酒，爲什麽不將酒肉一起買回？一起買了豈不是比殺豬宰羊要來得快捷和方便？這個地方羅貫中把呂老漢寫得有點兒弱智了。
有個細節值得一提——大家都知道，殺豬就要綁豬，這個時候豬必然會垂死掙紮大叫不止，而直到被殺死之前，豬會一直號叫。豬的號叫聲勢必會驚動左鄰右舍，甚至半個村莊。曹操、陳宮能聽見莊後的磨刀聲，隔牆能聽到呂家人的說話聲，難道就沒有聽到豬叫聲？難道這豬是啞巴豬嗎？
由此可見，羅貫中在寫《三國演義》時候對曹操是一肚子成見，所以抱著一種“概念在先”的臉譜化描寫，充滿了濃厚的儒家正統、道德和法統意識形態。他安排殺呂案的立意就是要從道德上給曹操戴一頂薄情寡義、殘忍缺德的帽子，從人生觀、價值觀和靈魂深處深挖曹操的“反動本質”，徹底否定他的個人品質，把曹操寫成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無信無禮、喪失理智、慘無人道、徹頭徹尾、裏外都壞的壞人。在這樣的一種前提下，就編制了這樣一個漏洞百出的故事來。
從《三國演義》來看，曹操殺呂全家的事實應該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羅貫中完全可以照實寫，沒必要浪費力氣和時間去專門編一個出來。退一步說，即使曹操確實殺了呂全家，起碼也不是像《三國演義》寫的這樣殺法，因爲那樣的行爲無論是從人的思維、行動習慣還是邏輯上，都是講不通的。
如果此案換一個說法，呂家幾個兒子見曹操和陳宮隨身攜帶錢財甚多，臨時起意，想弄死曹操和陳宮，結果被曹操和陳宮發現，先行下了手。倘若這樣，曹操在激憤下殺了呂家人，倒是有幾分可能性。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出于政治立場和個人的思想局限性，爲了在讀者心中建立曹操冷酷無情、忘恩負義、殺人成性這樣一個形象，可謂用心良苦。他借助曹操殺呂伯奢全家一事，形成了貶低曹操的巨大證據鏈，以此證明了曹操一貫奉行的“甯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原則，這就是他的目的和用意。
四、曹操屠徐州真相關于曹操屠徐州一事，一直沒有一個准確的說法。到底有沒有這個事，殺了多少人，怎麽殺的，爲什麽殺，一直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公論。
據《曹瞞傳》載：曹操彭城坑殺男女數萬。而《後漢書·陶谦传》则称，凡是杀男女数十万，而《資治通鑒》則說僅彭城一次就坑殺男女數十萬！那麽這些是事實嗎？
據史書記載，曹操的確有兩次用兵徐州。第一次是初平四年（193年），下邳阙宣聚衆與陶謙與共舉兵造反，曹操征陶謙。
《三國志·武帝记》載：“四年春，下邳阙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馀城，謙守城不敢出。”從這裏可以看出，這一次是爲公出征。曹操跟徐州城居民沒有什麽仇恨，不可能殺害無辜的老百姓。他昔日一直很愛護百姓的，曾經因爲自己的戰馬受驚踩踏老百姓的莊稼就要自刎謝罪的他，怎麽可能隨意殺害老百姓呢？
《三國志·陶谦传》載：“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馀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郯。”這裏的描述是陶謙兵敗走，死了萬人。這樣看來是比較合理的。
第二次是興平元年（194年）春，曹操的父親爲陶謙所害，所以曹操爲複仇東伐。這一次是爲私複仇東伐。
《三國志·武帝记》載：“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谯，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複雠東伐。”從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出爲了報殺父之仇，曹操的確殺了一些人，可能做得過分些。
《世語》對這個事有個說法，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邵送家詣兖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遺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邵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于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阖門皆死。邵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邵時已死。”
《曹瞞傳》載：“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客觀地來看，這裏面寫的還是有些道理的。陶謙派去迎接曹操家人的士兵半路上起了貪財之心，殺害了曹操家人，上山爲匪，給陶謙惹了禍端，連累了徐州城人。
由此可見關于曹操屠徐州之事，《世語》寫的已經比較詳細，但是，《後漢書》的作者棄而不用，而采用《曹瞞傳》的說法，意圖十分明顯，就是要把陶謙說成正人君子，把曹操描述成屠城的惡魔。
《曹瞞傳》正是曹操屠殺徐州百姓謊言之源頭，而《後漢書·陶谦传》沒能仔細考證，不負責任地照搬野史傳說，才最終使曹操屠殺百姓的惡名從此流傳天下。
換個角度來分析，如果曹操真的殺害徐州無辜百姓數十萬，那麽，這個事肯定成爲一個讓他的政敵攻擊他的把柄，但是，在袁紹聲討曹操的檄文裏並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內容。這說明曹操屠徐州是無中生有，或者是小題大作。當然，如果曹操真的殺害平民，確實應該批判，但不管怎樣，不該無中生有、誇大事實。
總結:
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作者在寫書立傳的時候，對于曆史人物的評價往往容易缺乏公正客觀的態度，多多少少帶有主觀色彩。從大曆史的角度看，曹操是好人或壞人並不是問題的關鍵，他也只是時代潮流中的一朵浪花，被時代的潮流所裹挾。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曹操是時代發展至魏晉南北朝時曆史上的一個傑出人物。他一生征伐，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和無可替代的影響力，在曆史的軍事、政治、文學甚至教育上，寫下了屬于他的濃厚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