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爲、梁啓超等維新派人士的倡導下,在光緒皇帝不遺余力的支持下,一場聲勢浩大的資産階級改良運動席卷全國,幾乎覆蓋了包括教育、礦山、銀行、軍事在內的所有領域,並企圖改變延綿2000余年的封建舊制。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然而遺憾的是,這場變革並沒有實施太久,就遭到封建保守勢力的反撲,夭折在萌芽階段,由于只進行了百余天左右,故而,也被稱作“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留給我們了太多反思,我們很難想象,在那樣一個內憂外患幾乎爆表的年代,一場力圖扭轉大清頹勢的變革,爲什麽這麽輕易就被終結?是偶然?還是必然?又是誰在阻擾這場變革的推行?答案顯而易見——慈禧,這個憑借出色的政治手腕、縱橫政壇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女人,不出意外地成爲後人指責的對象。然而,在變法剛剛付諸實施時,慈禧對于變法可是公開支持的,爲了保證變法的順利進行,除了鄭重告誡那些保守派之外,還賦予了光緒極大的權力。
可是,在變法進行的第四天,慈禧卻一反常態地連發了四道懿旨,這讓本就飽受質疑的變法之路更加撲朔迷離。
四道懿旨的內容分別是:
第一道:變法期間及以後,所有二品以上的新任官員,必須到頤和園謝恩;
第二道:任命榮祿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第三道:太後和皇帝將于秋天到天津閱兵,榮祿負責籌備;
第四道:免去翁同龢所有職位,即日離京返鄉;
要解讀這四道懿旨,首先我們還得回顧一下“戊戌變法”時所處的背景。
“戊戌變法”的背景
“戊戌變法”,與其說是大清爲了尋求自救而采取的方法,倒不如說是一種被動式的選擇。促使清廷下決心實施變法的主要原因有兩點:
背景一:甲午之殇
甲午戰爭是我國曆史的一個轉折點,在進一步將中國推向半殖民地國家的同時,也徹底粉碎了滿清“洋務救國”的幻想。
從“總理衙門”設立,到甲午戰爭爆發,大清埋頭“洋務”30年,雖然在諸多領域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在封建專制制度的約束下,“洋務運動”從一開始就注定不可能會被深入貫徹實施,洋務其撼動的是封建制度的核心所在,這也是30年洋務沒能救大清的根本原因。
甲午一戰,讓大清的腐朽徹底暴露在世人面前,將曾經刻意的僞裝撕得粉碎。八旗軍不行,淮軍不行,連傾全國之力打造的北洋水師也不行。也正因如此,所有人都對“洋務”産生了質疑,在心理上迫切需要一種新的變革來替代洋務。恰在此時,一群被甲午戰爭驚醒的讀書人進入光緒皇帝的視線,康有爲、梁啓超等人提出的變革方案得到光緒的贊同,在征得慈禧同意後,“戊戌變法”開始正式實施。
關于“戊戌變法”,很多人覺得慈禧一直都是反對意見,其實不然,甲午一戰,也讓慈禧真真體會到切膚之痛。作爲大清的實際掌舵人,沒有人比慈禧更希望大清強大的,這也是爲什麽她會不遺余力支持洋務運動的原因——強大的大清,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她的利益和地位。
也就是說,“戊戌變法”的發生,其實是大清的需求和維新派的訴求相碰撞的結果,有一定的必然性
背景二:帝後之爭
黃志軍老師曾經說過一句話:“被黨爭掐死的北洋水師”!當時沒有回味過來,現在想想,也確實是這樣
光緒爲什麽主張開戰?因爲輸贏對他來說都有利:
北洋水師是李鴻章的軍隊,而李鴻章又是“後黨”的核心人物,若是戰敗,完全可以找到罷免李鴻章的理由和借口,從而打擊慈禧的實力;
那若是贏了呢?光緒是贊同開戰的,贏了的話,小方面說,證明光緒的眼光獨到;大方面說,這是鴉片戰爭之後,大清對外戰爭的首次勝利,爲自己增光的同時,也在無形之中加重了自己的權威和政治籌碼;
因此,光緒是肯定支持開戰的。那慈禧爲什麽主張“議和”呢?因爲她和李鴻章對大清虛表下的本質看的更爲清晰、更爲透徹;而且,從1888年開始,北洋水師就再也沒有增加過一艘戰艦,也沒有對戰艦上的武器進行更新換代。打日本,大清真沒把握。那這些年北洋水師的軍費都去哪了?被慈禧挪走修頤和園了。這些事慈禧知道,李鴻章知道,但百姓不知道,因此,甲午戰敗,作爲北洋水師領導人的李鴻章就成爲名副其實的“替罪羊”。
那“帝後之爭”與“戊戌變法”有什麽牽連呢?還是那一點,急于奪回權力的光緒迫切需要一件事、或者一場變革來爲自己正名,從而間接削弱慈禧的影響力!
四道懿旨的深意
看完“戊戌變法”的背景之後,我們再來分析慈禧的四道懿旨就顯得不那麽唐突。因爲1898年的“戊戌變法”不僅是後滿清時代的一次變革,也是大清有史以來第一次上升到國家層面的變法,這無疑給了飽受列強欺辱的國人一個希望,所有人都在殷切期待著變法的結果,包括光緒和慈禧,因爲這次變法成功與否,可能將直接扭轉兩人在朝堂上的勢力格局。光緒滿含期待,而慈禧,期待中有夾雜著些許不安,四道懿旨就是她不安的最好證明
先來看第一道——變法期間及以後,所有二品以上的新任官員,必須到頤和園謝恩
“戊戌變法”時,不管是真是假,慈禧都做出了“讓權”的姿態,自己安養在頤和園,以光緒爲首的維新派暫時性地得到了權力。這很容易讓人産生一個“光緒掌權、太後隱退”的誤區。當時的朝堂之上,並非所有官員都旗幟鮮明地站隊“帝黨”、或者“後黨”,有相當一部分人更是“牆頭草”式的隨波逐流,兩不得罪。當看到變法已經開始強制實施的時候,他們自然會倒向光緒,那是慈禧不願看到的。因此,就有了第一道懿旨的發布
慈禧是在提醒所有人:她,依然是大清的實際統治者,重要官員的任免權,還掌控在她的手裏!
第二道和第三道懿旨可以放在一起解釋,這是在拱托一個人,誰?榮祿!
能夠擔任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的人好像也只有一個李鴻章了,那可是慈禧最倚重的人。在把大清最強大的北洋水師交給他的同時,慈禧也把京畿的安全和自己的安危交給了他。站在這個位置上的人,已經不再是一個“心腹”可以形容的
可是,在甲午之後,李鴻章先是因爲北洋水師覆滅被革職,而後又因在《馬關條約》上簽字而被罵聲淹沒,因此,慈禧需要重新推出一個李鴻章的繼任者,思來想去,也只有榮祿最爲合適。
在“戊戌變法”這個敏感時期提拔榮祿,既保障了自己的安危,又讓人領略到慈禧對權力的掌控。而第三道懿旨的深意更是耐人尋味
第三道懿旨,表面看,僅僅是讓榮祿負責秋季閱兵的籌備工作,但是,榮祿卻可以借助這個機會隨意調動大清的軍隊進行軍事部署,對變法之後或將出現的動蕩做好應對准備。也就是說,第二道懿旨其實也只不過是第三道懿旨的鋪墊而已;
前面三道懿旨已經十分周全,可慈禧卻馬不停蹄地發出了第四道懿旨——罷免翁同龢!
慈禧爲什麽要這麽做?因爲他太了解翁同龢這個人。翁同龢曾經也是“後黨”中堅定的一員,但是,在光緒親政前後,翁同龢卻以“帝師”的身份投向光緒,並利用手中的權力爲光緒提拔了一批青年才俊,這才有了“帝後之爭”的雛形;而在甲午戰爭之前,光緒也正是在翁同龢的慫恿下才堅持對日開戰
那慈禧罷免翁同龢是報複嗎?固然有這層的因素,但並非全部。慈禧罷免翁同龢的出發點應該是爲了平衡朝局。以前,帝後兩黨相爭雖然從未間斷,但是,“帝黨”有翁同龢,“後黨”有李鴻章,相互制約,還趨于平衡。而如今,李鴻章因戰敗被撤,單留下一個翁同龢,這勢必會打破這種平衡;而且,翁同龢在當時除了沒有軍隊之外,他的權力並不比李鴻章小太多,因此,慈禧不得不防。故而,一道懿旨就打發翁同龢回了老家,也算是一勞永逸吧;
有人該問了:既然翁同龢是光緒的老師,那光緒爲什麽沒有阻止慈禧呢?其實,光緒起初是十分在意翁同龢的,但是,三件事讓他對翁同龢的態度出現轉變:
1,翁同龢和其他官員一樣,利用職務之便賣官鬻爵;
2,在甲午戰敗之後,光緒將自己選擇開戰的不理智行爲遷怒在翁同龢身上;
3,恭親王奕䜣臨終前,當著前來探望的光緒的面,給出了對翁同龢的評價——聚九州鐵不能鑄其錯者!他認爲翁同龢出于與李鴻章政見不同,就利用戶部尚書的職務之便,肆意拖延、克扣、停發北洋水師的軍饷達2年之久,使得水師將士軍心不穩;而後,又爲了自己的私欲,煽動光緒對日開戰,最終導致甲午戰敗。
因此,在罷免翁同龢的問題的上,慈禧和光緒並沒有發生沖突,只是各自的出發點不同罷了.
“戊戌變法”第四天,慈禧連發四道懿旨的目的,表面看,只是強調了自己對朝堂官員的掌控;其實,更像是對以光緒爲首的維新派們的一種提醒和警告。在變法如火如荼進行之時,在全國人民翹首以盼之時,慈禧斷不會放任可能威脅到自己地位的因素存在,不管是李鴻章、翁同龢,抑或是光緒、以及他所推崇的變法事務。換言之,慈禧根本就不可能坐視光緒的變法取得成功,讓光緒在輿論和聲望上壓制自己!
讓榮祿掌控軍隊,與其說是“籌備秋季閱兵”,倒不如說是爲了應對變法之後的光緒。因此,即便沒有後來康有爲主導的“圍園殺後”事件,光緒的處境也不會太樂觀,因爲封建社會所有的變法無一不是在挑戰封建專制制度的本質,這一行爲撼動了統治階層太多的利益,其結果也就不難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