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美國疫情蔓延的嚴重影響，近日很多美國企業都開始了企業暫時關閉和裁員，近兩周以來失業人數已攀升到了1000萬左右，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就連總統特朗普旗下的公司也不得不辭退、或者讓美國和加拿大的約1500名員工暫時下崗。
特朗普不但是美國總統，也是美國的頂級富豪，據福布斯2019年的統計，特朗普的資産約爲31億美元，2018年位列美國富豪榜的第259位，其旗下的主要資産有：
房地産，占到了其資産的60%，主要集中在紐約，包括衆所周知的特朗普大廈（Trump Tower）在內共約15億美元，紐約之外5億美元；
高爾夫俱樂部和度假酒店，約5-6億美元；
此外，他的生意還包括服裝、餐飲、雜志、教育等領域。
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股市暴跌、商場關閉、工廠停工，消費和經濟運行不得不按下了暫停鍵，雖然美聯儲和美國政府啓動了無限量寬松和救助計劃，但隨著疫情持續蔓延，經濟的倒退將無法避免，在這場突如其來的“黑天鵝”中，絕大多數人都無法幸免于經濟的下滑，但在美國社會的各層級中，誰將會是最大的受損者呢？是底層大衆，對，雖然貧富差距的逐年加大，他們已經沒有什麽東西了，但還將爲此付出比有錢人更多的代價。
美國的貧富差距是如何一步步拉開的
在二戰之後，美國借助于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紅利，以及戰爭中的巨大需求，國內生産效率和生産規模有了飛速的提升，而且二戰中，美國爲了戰爭進行了消費管制，而巨大的戰爭訂單讓美國的各行從業者，主要是制造業工人賺到了很多錢，戰後，賺到錢的人們在家電、房屋、汽車、餐飲、旅遊等消費上得到了空前釋放，這反過來又消化了二戰中形成的巨大産能，經濟循環步入健康和良性，底層收入持續增長，且超過了頂層的增長速度，人們的消費和收入兩頭旺，這樣，中産階級由此成爲了主導人群，社會群體結構呈現出了“棗核狀”。
但進入60年代以來，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給國家帶來了巨額財政壓力，二戰後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成爲了世界貨幣，占據了金融的主導權，但美元的發行是與黃金儲量按比例挂鈎的，相對于有限黃金的儲量，越戰的巨量財政支出壓力，讓美國不得不放棄了數十年的金本位，在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結束美元與黃金挂鈎，同時上調進口關稅，從此，美元如脫缰的野馬大量釋放，引發貨幣貶值；與此同時，中東爆發戰爭爆發，由于西方偏袒以色列，這讓中東的阿拉伯産油國很不爽，爲制裁西方，他們大幅提高了石油價格，這樣，一方面貨幣貶值，另一方面石油漲價，兩項夾擊，本來過得不錯的美國企業頓感競爭和成本壓力；當然，追逐利潤是企業的本性，這時美國企業紛紛轉變做法，向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更低的亞洲轉移，70年代的10年間有近1/5的美國制造業轉移到了其他國家，歐美的這種制造業不斷向外轉移和資本向外輸出，促成了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崛起。
進入90年代，隨著互聯網和新科技最先在歐美國家興起，技術、設計、品牌和資本逐步成爲歐美的比較優勢，從此歐美逐漸進入創意經濟時代，在這種經濟模式下，産品的更新叠代速度加快，這對于産品的生産制造，需要更快的適應速度，那麽誰有更靈活的生産配套、更低的生産成本及更專業化的制造業供應鏈，生産制造就會轉向誰；而此時的中國經曆了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後，憑借著成本、效率和供應鏈網絡的優勢，制造業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競爭力更加強大，由此開始承接更大規模的國外制造業外包，至此全球化、國際供應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兩個階段的美國制造業外包大遷移後，其國內制造業逐步進入了“空心化”，到了21世紀後，財富500強中的美國制造業從原來高峰時的70%，下降到40%左右，原來收入不錯、有一定話語權的制造業大軍開始衰落，大量的工作崗位流失，越來越多的人不得以轉而進入了售貨員、餐廳服務員等相對低收入的服務性工作，各層級收入結構也因此有了大幅改變，在1983-2013年間，占90%的底層的實際收入其實是負增長，而相反，10%頂層的收入翻了一番，比如公司CEO的平均薪酬，在1973年時時普通工人的20倍，而2013年時，這個數字是257倍。
而與此同時，美國的優質教育的費用也水漲船高，教育公平被打破，很多的低收入群體無力負擔子女的教育，造成底層1/4的人擁有本科學曆的只有9%，一代接一代，走向惡性循環。全球化，一方面帶來了整體經濟的快速進步，另一方面也産生了贏者通吃、財富聚集到少數人、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當下的美國就處于典型的這種狀態，極少數富人不但持有著大量財富，而且也占據著大量的社會資源、政治影響力和話語權。
新冠疫情讓底層人群受損最大
此次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沖擊，與2008年次貸危機有所不同，後者是從金融領域開始，而這次的顯現是消費停滯、生産停工，在需求和供應兩方同時産生問題，直接影響的是實體經濟，而占美國就業大軍中占比最高的服務業首當其沖，酒店、餐飲、百貨等行業首先開始紛紛裁員，據估計，如果疫情持續發展，失業率將會達到30%，失業大軍數量將會超過4000萬人，而這其中，底層的普通民衆將會占據絕大多數，爲此會出現：
1、家庭負債的壓力，美國是個消費大國，且借錢消費是普遍現象，居民儲蓄率並不高，2018年只有7.6%（同期中國是36.8%），美國的自有住房率在2/3左右，絕大部分都有房貸，而據美國經濟學家預測，如果疫情持續到今年夏天之後，將會有1500萬個家庭房貸出現斷供，加上衆多的其他消費貸款，將會壓垮大量民衆，很多人會因此陷入破産，而且毫無疑問底層的低收入人群將是大多數；
2、日用消費品的價格，隨著疫情的發展，很多國家開始限制糧食出口，而糧食的價格又會牽扯到肉、蛋、奶及其他食品的價格，一旦出現收入降低，但消費價格不變甚至是上漲的情況，底層人群的日常生活影響將會加劇；
3、失業救濟和政府援助，美國的失業救濟金各州有不同的政策，在失業後大致可領到原收入的50%左右，可領取的時間也是有長有短，平均在26周左右，據前年統計，美國目前有1.3億的就業人口，平均工資水平在4.3萬美元/年（稅前）左右，但這只是數字上的平均值，而低工資的人員數量上是大多數，如食品相關的人員，有就業人員1120萬人，工資水平是2.1萬/年，與平均工資差了一倍。之前，爲應對疫情，美國政府通過了2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包括提升失業救濟金、給家庭發放補助等，但更多的錢還是貸款救助企業，這一定程度能緩解當下的困局，但要注意的是，一是救助是階段性的，二是這些錢是“印”出來的，將來要以各種形式“還”回來的。
在貧富差距極其懸殊的美國社會，雖然在疫情中，會出現階段性的富人慈善、政府救助等方式接濟底層人群，但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贏者通吃的社會結構，以及貪婪的本性，也一定會讓已經占據了大多數社會資源和地位的頂層人群，繼續通過資源和資本的力量維持住他們已有的利益，而底層的大多數人卻很難改變他們的處境，在持續的疫情蔓延影響下，越沒實力的人，風險抵抗力越差，越底層的人，受到損失就越大，就如同聖經中《新約·马太福音》里描述的“马太效应”：“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让他多余；没有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