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病死率在東南亞排第一，
印尼的防疫出了什麽問題？
2020年4月8日
4月7日，距離印尼通報首例新冠確診病例過去一個月後，雅加達成爲了該國第一個實施封鎖的地區。與此同時，印尼也以突破8%的病死率，成爲了目前新冠疫情病死率最高的東南亞國家。
騰訊新聞國際頻道獨家欄目《聚焦》，本期關注：處在疫情“開端”的印尼
截至4月6日，印尼新冠病毒的官方確診病例數達到了2491例，當日新增病例數218人，創該國日增病例數新高，死亡人數則升至209人，死亡率達到了8.39%。
而僅僅一個月前，在3月2日，印尼才確診了第一例新冠病人。
在2月份，印尼衛生部長特拉萬·阿格斯·普托（Terawan Agus Putranto）曾聲稱，“印尼人靠祈禱就不會得新冠”，而他所在的印尼國家衛生研究與發展研究所，壟斷了全印尼的新冠檢測工作，用每日幾百份的檢測數量，來“控制”著印尼愈演愈烈的疫情，這讓印尼的漏診病例數難以估測。
印尼總統（左）和印尼衛生部長（右）
一地雞毛
早在印尼通報第一例新冠病例之前，在雅加達市中心政府經營的醫院內工作的護士Ninuk，就覺得自己感染上了新冠，但她不知道去哪裏檢測。
“我感染了病毒，你覺得我還能活下去嗎？”她問丈夫阿魯爾。
答案是否定的：3月12日，她一個人躺在病床上孤零零地死去。
確診新冠肺炎後死亡的醫護工作者Ninuk。
在醫院工作時，她沒有得到任何針對新冠病毒的防護設備。
相比于在國立醫院工作的Ninuk，在西爪哇省萬隆市公共衛生中心工作的護士諾維塔·普万提（Novita Purwanti），面臨的處境更糟。她和同事們已經開始消毒塑料雨衣，將它們當作防護服穿。普萬提還和護士同事們集資購買了兩個護目鏡，一群護士分著戴。
N95口罩是沒有的。“口罩太貴了。”普萬提說道。時間已經來到了4月初，普萬提還在等待著印尼衛生機構下發醫療防護物資。
諾維塔與她的丈夫和孩子。
這位兩個孩子的母親，夜夜都因爲擔憂睡不著覺：“我每天都接觸病人，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感染新冠病毒。”
諾維塔並不是個例。這些天，穿著一次性雨衣、戴著自制口罩的醫護人員照片在印尼的社交媒體上瘋傳，引發民衆熱議的還有精疲力盡的醫護人員躺倒在醫院過道上的視頻。印尼政府新冠特別工作組負責人多尼 莫納爾多（Doni Monardo）4月6日向印尼國會表示，至少有10個省份急缺個人防護設備。
印尼的護士們把塑料雨衣當防護服穿。
而整個印尼，目前才剛剛步入疫情的開端。
印尼國家情報局（BIN）4月3日發布的一項研究警告稱，該國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在接下來的三個月達到頂峰，到7月，病例數可能攀升至10.6萬例。但在此時此刻，印尼的醫療系統已經告急。
巴布亞省新冠快速工作組的負責人Silwanus Sumule透露，巴布亞的病人已經占了該省70%的病床。巴布亞提供的202個隔離病床中，只有2個滿足世衛組織的標准。
“我們根本沒有做好准備。”Sumule語露絕望，“如果我們這裏的居民出現症狀，我們該怎麽辦？”
巴布亞省的絕望，是映照出印尼醫療系統脆弱的一面鏡子。
作爲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超過2.6億的印尼國民分散在17000多個島嶼上，醫療結構極其松散，管理起來相當繁冗複雜。該國醫院病床、社區衛生診所和醫生與人口的比率遠低于世衛組織的標准，落後于其他亞太國家。
根據WHO的數據，印尼是醫療衛生支出最低的東南亞國家之一，平均每1000人只有一張病床。2017年，印尼每1萬人中只有4名醫生。意大利的醫生數據是印尼的10倍（40名醫生），韓國是6倍（24名醫生）。
印尼醫生協會新冠工作組負責人祖拜裏·德约尔班（Zubairi Djoerban）警告稱，如果醫護不做防護，許多人會死亡。“我們很可能成爲下一個意大利，那裏確診的患者中，9.5%是醫護人員。”
掩耳盜鈴？
西爪哇省省長裏德萬·卡米尔。
西爪哇省省長裏德萬·卡米尔在4月3日和印尼副總統馬魯夫·阿明（Ma'ruf Amin）的通話中說道， “對不起，副總統先生，我們的測試速度遠遠沒有跟上”，“實際感染數量要遠遠超過已經確診的數量。”
他確實有證據來證明這個結論：截至4月3日，印尼中央政府的官方統計顯示，西爪哇省只有225例確診病例，但裏德萬領導的地方政府進行了一系列快速檢測，發現了677例新增病例。
裏德萬說這些話的當天（4月3日），印尼的死亡率突破了9%。而3月2日到4月3日，印尼衛生部只進行了7986次PCR檢測，確診了1986例，確診率高達24.9%。
而英國倫敦傳染病數學模型中心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參照印尼的總人口和目前的檢測次數，印尼官方公布的確診病例數，可能只有該國實際病例數的2%，已經感染上新冠病毒的真實人數可能超過了8.9萬人。
以雅加達特區爲例，盡管該地區的官方新冠死亡數只有不到100例，但3月份雅加達舉行了大約4400次葬禮，比2018年1月以來的任何一個月的葬禮次數都要多出40%以上。從3月6日到4月1日，有401具遺體是被當做疑似新冠患者下葬的，即裹上塑料布噴灑消毒液後才放進棺材裏。
早在2月初，哈佛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就發布報告，對印尼當時的“零確診”提出了質疑。他們參考了印尼、柬埔寨、泰國等國當時的出入境人次，認爲印尼肯定漏掉了很多病例。
2月11日，印尼衛生部長普托跳出來反駁，稱這種質疑是“侮辱”。他表示，印尼“是因爲祈禱”才零病例，國內有充足的檢測設備。甚至在2月17日接受記者采訪時，他還重申了自己的觀點：“祈禱是我們能戰勝病毒的重要原因。”
當時，印尼的周邊國家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已經有了病例攀升的苗頭，只有印尼“穩如泰山”，零確診。
2月中旬，在被記者問到爲什麽檢測次數如此少時，普托表示， “我們不會測試每個人。必須看某人過往的旅行記錄，檢測必須理性而高效。”
這種“理性”，讓印尼在全世界所有人口超過5000萬的國家中，新冠檢測率排名倒數第四，每100萬人中只有36個人接受檢測。比它低的只有埃塞俄比亞（16人）、孟加拉國（18人）和尼日利亞（19人）。但印尼2018年的人均GDP達到了3893美元，而埃塞俄比亞只有772美元。
而蹊跷的是，早在1月末，就有一位從印尼巴厘島旅遊回國的海外旅客確診新冠，但1月末到3月初的這段時間，印尼一直是“0確診”。
直到3月底，總統維多多才稍微松口，承認政府之前確實過濾掉了印尼疫情的一些信息，因爲“我們不想引起公衆恐慌和社會動蕩”。
印尼總統佐科·维多多（左）。
步步掣肘
早在3月中旬，雅加達特區省長阿尼斯·巴斯维丹（Anies Baswedan）就開始反複地在公開表態中呼籲，要求政府允許雅加達實施部分或整體的封城措施。在他看來，總統維多多一直堅持的社會隔離措施，在疫情防控上根本無濟于事。
雅加達特區省長阿尼斯·巴斯维丹。
作爲人口最密集、流動性最大的印尼城市之一，雅加達許多社區人口稠密，居民們房屋緊挨，街道熙熙攘攘，根本無法強求居民們遵守1.5米以上的社交安全距離。
由于不允許封城，巴斯維丹只能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3月中旬開始，巴斯維丹就下令關閉印尼的學校和娛樂場所，市民們被要求居家隔離和辦公，盡量不要出門。
但這些措施也意味著，雅加達城區內的工作機會驟然減少，餐廳服務員、超市導購等等職位面臨失業，靠著微薄薪水度日的低收入人群不得不離開雅加達，到別的城市尋找機會，這給雅加達帶來了一大波人口流動潮。
這些出城的人們奔向全國的各個城市，也把隱藏的疫情源頭帶到了各個城市。這讓印尼各省的省長們都緊張起來，紛紛呼籲封鎖雅加達。
直到3月底，印尼疫情迎來了第一波爆發時，維多多終于表示，自己的政府正在“商議”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3月31日，衛生部頒發的大規模社會限制（PSBB）新指南才千呼萬喚始出來。
但這份允許地方政府實施封鎖措施的新指南，卻仍然沒有辦法平息巴斯維丹的怒火。
4月5日，在接受《雅加達郵報》的采訪時，他炮轟該份指南“繁文缛節”，就像是“一個需要進行可行性研究的項目”，“完全沒有絲毫緊迫感”。
該份指南規定，地區負責人在申請封城時，必須提供新增病例數據、當地流行病學曲線和病毒傳播圖以及相關的數據，證明疫情傳播已在他們的地區發生。
然後，由衛生部長任命的專家小組會討論該申請，專家小組將與印尼政 府新冠特別工作組負責人多尼 莫納爾多協商，決定是否批准該請求。
印度尼西亞青年科學家論壇的一位發言人貝裏·朱利安迪（Berry Juliandi）則擔憂，該指南是給普托一項非常大的特權：“批准與否的決定權完全在他，PSBB很可能成爲一言堂。”
而防疫措施的滯後，也不止表現在封城這一件事上。一家主要涉獵農業、制藥和貿易的印尼國有企業PT Rajawali Nusantara Indonesia（簡稱RNI），曾向海外訂購了50萬個新冠檢測套件。
然而，該企業的發言人Arya Sinulingga在3月18日表示，盡管早在3月10日該企業就向政府提交了進口申請，但直到18日，還沒有等來印尼衛生部的答複。
而印尼的疫情何時會迎來高峰、高峰數據又到底會有多麽 驚人，恐怕只有時間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