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華強
導讀:取之有道,正當進取,以誠實創新打造的核心競爭力作爲市場競爭的自信基礎。
2019年年底,騰訊在成立21周年紀念日之際,發布了騰訊文化3.0版,展示了“科技向善”的全新使命願景。騰訊認真踐行的文化理念,無疑更具有可持續性。然而,能否開拓更大的市場不是看有無道德標簽,而是看是否以正理企。
撥亂反正——“應然”到“實然”
應當承認,“科技向善”作爲科技發展的應有之義,指的是一種“應然”狀態,並非“實然”。在不正當利益的驅動下,商業實踐中亂象環生才使得“科技向善”理念的提出成爲必要。
而“應然”向“實然”的努力轉變正是“科技向善”的撥亂反正。萬維網之父蒂姆·伯纳斯·李最近呼吁的“拯救互联网”计划就是为了拨乱反正。
“科技向善”之“善”體現在從無到有的遞進上,應該是不善、次善、善、至善。在商業活動中,我們不能指望一個需要盈利才能生存的公司成爲慈善組織,也難要求商業組織從善升級爲至善。
然而,不善容易遭至市場唾棄自不必說,如同次貸或者次級債、次級按揭,以次級信用爲代表的次道德、次善同樣不足取。
由此可以看出,這些商業中的不善、次善其實都是“亂”,比如網絡假新聞泛濫、瘋狂侵犯個人隱私以營利等,“科技向善”就是在撥亂反正。
戰國時的思想家荀子早已告訴我們,“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行動不夠的人,往往言過其實;信用不足的人,才會誇誇其談。“科技向善”的撥亂反正就是不標榜自诩,以正理企,堅持誠實創新。
簡單說來,以正理企之“正”,就是取之有道的正當進取,以誠實創新打造的核心競爭力作爲市場競爭的自信基礎。依靠科技力量在競爭中勝出是正當的,這本身就是一條正道,也是對經濟粗放發展中權錢交易、彎道超車、搭便車等各種潛規則的一種撥亂反正。
許多成功的企業一直在恪守正道,這足以構成中國式企業管理的主旋律。在經濟轉型中,企業不僅要杜絕對自然、社會環境的破壞,還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而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企業更要以正理企,才能保持應有的定力。
管理的質樸性——踐行“文化升級”
“科技向善”不是針對科技本身,而是通過科技力量的獲取與使用方向的選擇所呈現,即指向在企業內部對不正當操作進行撥亂反正、抑惡揚善的一系列管理活動。正如孫子所說:“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但這並不意味著要對下屬疾言厲色,而是不能過分溺愛、放任不管,以正理企必不可少。
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的《經濟論》指出:經濟學研究的是善良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財産的問題。管理者理應像善良的主人那樣打理好他人委托給自己的財産。這反映出管理中“善”的質樸性,正如荀子以管仲爲例:“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作爲春秋時期第一名相,管仲擁有“聖人之師”的美譽,荀子卻說他是“野人”,指的就是仁義道德方面的質樸性。
在現代企業中,隨著利益主體的多元化,管理的善良假設不僅是針對企業主——股東,還應當包括合作者和員工,理應以人爲本,打理好所有利益相關者的財産。
當初,騰訊內部提出“科技向善”理念時也存疑慮:要講價值觀就不能只討論利潤,兩者其實有沖突。解決類似沖突的辦法是將以正理企落實爲正當管理,即在平衡各種矛盾中保持初心,積極進取而不是空談道德。
紮克伯格在提及“新型治理形式”的時候曾指出,“Facebook這樣的平台必須權衡我們所有人都珍視的社會價值觀,無論是在言論自由和安全之間,還是隱私與執法之間、打造開放系統和鎖定數據訪問之間等。以網絡社區感覺公平合理的方式來做決定非常重要,而私人公司不應做出太多涉及基本民主價值觀的重要決定。”這不僅體現出科技企業的自省精神,也表明善都應是具體的,避開抽象善的盈利才是正當的。
陳春花教授認爲,騰訊的“文化升級”並非“文化變革”或者“文化轉型”。與其說“升級”是用更高的標准要求自己,不如說確保企業價值理念的落地。不可否認的是,騰訊內部上下層對某些問題仍然存在認知偏差,比如,很多年輕人認爲自己得不到重要領導的關注並且也無法獲得更多機會,但從高管的角度看,卻恰恰相反。
這反映出利益取向的多元化,不同的利益主體堅持自己的利益訴求並非不善,理應予以包容,但不能把包容當作縱容,更不能藏汙納垢。
騰訊在內部反腐中的果斷舉措正是“文化升級”的有力踐行。一個公司只要確實是在以正理企,那才具有十足堅實的理想主義底氣。
保持爭于市的鋒芒——探索“正道”
以正理企固然應當有道義的光芒,但更應當保持足以開拓高端市場的鋒芒。這是因爲以正理企之“正”還存在著一種謀正的使命,即探索某種領域的“正道”,從而對相應規則的制定和驗證享有一定的話語權。
對某種領域“正道”即規律的探索,在道德上是中性的,關鍵在于掌握該領域的核心技術,否則,空喊道德不過是弱者的表現,不要奢望在空喊道德中對手會作出任何讓步。
管理的價值在于效率與效果,並非只講道德要求。以正理企同樣如此,只不過其效率與效果並非關乎一時的狹隘利益,更不是企業內部人員的借機營私,而是決不放棄持續開拓創新的鋒芒。
騰訊內部人員曾提出一個疑問:面對一個無害也無明顯向善的巨大商業機會,選還是不選呢?按照“科技向善”的邏輯就不應選,但你不選,競爭對手就會選。不選,與其說是承付道德成本,不如說是爲道德苛求所累,同時還會泯滅自己的鋒芒,遏制創新。
“科技向善”涉及一個企業變成什麽樣子的追求與願景,然而企業究竟變成什麽樣子要考慮兩個維度:
◆一個是公司業務類型的定位,比如騰訊是一家技術公司,而不是遊戲公司、金融公司或社交公司等等,這與道德無關。
◆另一個維度是公司品味,這才與一個公司受到社會的尊敬程度密切相關。毋庸置疑,科技創新中的鋒芒畢露,加之人們對新鮮事物的有限認知,難免使企業一開始備受質疑,甚至存在著“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風險。
當然,在面對爭議時,既不能妥協也不能失去鋒芒。例如,蘋果公司在應對佛羅裏達槍擊案凶手使用iPhone解鎖一事發布的聲明中表示:“我們一直認爲,沒有什麽後門是專門爲好人開的。”“那些威脅我們國家安全和客戶數據安全的人也可能利用後門。”
的確,若將此案簡單地歸咎于蘋果公司,其理由顯然不夠充分。在東方文化背景中,只要一個公司是在以正理企,就不應當受到類似的責難。換句話說,保持以正理企爭于市的鋒芒,也是企業的一種自我保護。
本文發表于《企業管理》雜志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