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顯龍總理親自出馬，特地以書面答複的方式，回答同黨議員顔添寶在國會的提問，強調從收入差距、社會流動性及社會融合三個方面入手，強化國民團結，反映政府對貧富差距正在腐蝕社會肌體有高度的警覺。
貧富差距導致社會撕裂已經是全球現象。這主要拜經濟全球化和人工智能科技所賜。經濟全球化使得資本可以跨國界尋求最大的收益，哪裏的生産成本便宜就往哪裏投資。科技的進步使得貨運交通成本越來越低，一件成品在不同國家分別生産組裝的全球産業鏈因而形成。
歐美等發達國家（除了德國和日本）的制造業因此幾乎被掏空，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世界工廠的中國。可以說，經濟全球化使得國家之間（尤其是東亞國家和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縮小，但是在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卻擴大。
導致國家內貧富差距擴大的另一個原因是人工智能的普及。很多産業都因而自動化，對人力的需求越來越小，工薪階層的收入自然受到打擊。相對于資本和大老板，工人的議價能力越來越弱。如果政府不介入，放任勞動市場自由定價，貧富懸殊將成爲常態。
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背後都有底層民衆普遍不滿所形成的民粹主義在推動。這股帶有強烈反智和非理性成分的政治力量痛恨全球化，排斥外來移民，認爲從全球化攫取巨大利益的傳統統治精英已經背叛了本國民衆。新加坡至今還幸免于此，但不代表就不會發生。李顯龍的表態，因而不無未雨綢缪的顧慮。
他強調，不同于其他國家，新加坡過去10年的收入差距有所收窄，基尼系數從2006年的0.470下跌到2016年的0.458。如果把政府稅收和財政轉移部分計算在內，2016年的基尼系數進一步降至0.402。新加坡收入最低20%的國人在過去10年的實際人均家庭收入增加了40%，與中位數收入家庭的增長步伐一致。
但是政治有時候是認知的問題。盡管實際數據呈現了正面的圖像，一般人的認知和情緒卻未必趨同。
社會心理學有所謂“相對剝奪感”一說，也就是俗話所說的“人比人氣死人”。
底層民衆或許收入和中等家庭同步，也接受更多的財政補貼，可是他們的日常生活境遇不見得就有顯著的改善，特別是當他們在巴士上看到路上豪華車越來越多，自己吃不起的餐館門庭若市，冰冷數據所構成的正面圖像並無法轉換成積極的心理。
長久下去，這就會影響他們對政府的信任。對政府信任的重要性，也是李顯龍此前高度強調的。民無信不立，當新加坡面對人口老化，醫療支出步步高升之際，需要通過加稅，甚至開放外來移民推動經濟增長，增加國庫收入，就需要民意的支持。
如果缺乏對政府的信任，對加稅有心理抵制，甚至認爲開放移民將威脅自己的生計，民粹主義的情緒就會累積，也容易被煽動利用，最後就變成政治地雷。
李顯龍一針見血地指出：“收入不平等一旦擴大，使社會體系僵化，缺乏流動性，而每個階層又自掃門前雪或犧牲其他人的利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那我們的政治將變得險惡，我們的社會將破裂，最終我們的國家將衰亡。”
其中的關鍵，是政治精英的表率作用，他們必須讓人民感受到同甘共苦，同舟共濟的誠意，除了政策上的表現必須讓人民感受到，言行上的表述也很重要。如果人民能感受到精英真的理解大衆的爲難處境，基本的互信建立了，才有可能真正對應貧富差距分化社會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