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馬來西亞大選是我身爲新加坡人感覺特別深刻的大事件，逢人就關心馬國的朋友和親人會不會回鄉投票，就像自己的國家選舉一樣。
這是什麽心態，我自己也想訪問一下自己，我甚至深信很多新加人都和我一樣關心。
新馬本爲一體，分家後走上迥異的道路，不管是政治文化、經濟水平和生活環境存在很大的差異。對于很多人來說這些變化是理所當然。可是對于不得不在邊界兩地生活、奔波，甚至是掙紮的人卻有多番滋味，心裏偷偷希望1056米的新柔長堤可不可以變短一點、關卡的通關時間縮短一點、來往的車子變少一點或者往來的公共巴士的趟次再頻繁一點。
其實長堤連接兩地，走在任何一端，地不老海峽往兩面展延，伸向無垠的遠方；原本風光可以旖旎，濤聲可以動聽，金色的晨曦和紫色的晚霞可以映入雙眸。
然而，現實是大家一踏入關卡重地，旋即化身奔騰驿馬，神經即刻繃緊、脾氣即刻暴躁，什麽都看不見、聽不見。唯一能做的就是直視筆直直的長堤對岸關卡，關注身邊的車輛，心裏惦著這一頭，前方盼著那一頭：兩頭都有家，都是家。
一衣帶水的馬來西亞資源豐富，和地小缺乏自然資源的新加坡成爲獨立國家後必然以不同的策略走向發展之路。然而發展再迥異，關卡再難過，缺始終割不斷，分不開許許多多的新馬大家庭，普遍看到一個家庭裏成員擁有不同的兩國國籍、成員分居兩地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狀況。
對于兩國的發展，我感覺特別敏感，觀察特別細微，不外基于幾個原因。
其一：我的大家庭就是一個典型新馬合體的家庭，祖父在柔佛州南部小鎮白手起家，積累小小家業。猶有甚之，祖父還娶妻一邊一個（當時還沒分家），一個是中國來的大祖母，一個是我們自家的海峽華人小祖母，極有代表性。他們在兩地開枝散葉，戰前生的孩子，如最年長已年過八旬的姑媽、大伯父、二伯父和我父親都是念鄉鎮小學，再到新加坡上中學的華校生。
戰後祖父從抗戰期間的中國經商失意歸來，回到帶著孩子逃難並同時堅守家業的兩個妻子身邊，還勇猛的再添兩男兩女。此時新馬已變天，政權已更叠，祖父把戰後生的孩子帶到新加坡接受純英文教育。這一家兩室的大家庭感情算融洽。
祖父過世後，兩妻室年老時分居新馬兩地，不過最終他們三人都在馬來西亞家鄉小鎮義山山頭毗鄰長眠。對于在新加坡出生的子孫，每年清明都必須回鄉祭祖。
其二：生長在一個新馬大家庭還不夠，新加坡出生之後，因父親的工作，我在馬來西亞度過七年童年，活脫脫一個腳踏土地的鄉村野孩子，小玩伴無數，空間開闊，快活無比。童年的快樂爲我後來到新加坡學習生活提供良好的鋪墊，馬來西亞更成爲我周末必須回到的“家”。
我目睹這個臨近新加坡的小鎮居民受益于彼岸的快速增長，紛紛出去新加坡工作，例如，我的幹姐姐年輕時就是每天坐著工廠巴士出入新馬兩地的車衣女工，當時新馬彙率相差無幾，巴士途經兀蘭關卡前的商店，大量大馬工人會停下購買公認更便宜和新鮮的水果。隨著兩地彙率相差越來越大以及兀蘭巴士總站的轉移，我們目擊兀蘭市鎮中心的凋零，燈火慢慢的泯滅。
我最好的鄰居是同齡玩伴，馬來西亞人，由于只受過小學教育，成年後她到新加坡工廠當生産工人，也就是新加坡發展過程中千千萬萬的典型馬來西亞勞工，可惜她婚後艱苦的生活再加上疾病，早早含恨離開人間。她的大哥則是每天騎著電單車往返新馬的技術工人，一個人養活家小六口，就靠他每天起早摸黑去“賺新幣”。
其三，已不難猜測，我們和馬來西亞的關系分不斷，更爲了方便“回家”而選擇遠離媽媽娘家的親人，住在邊界的兀蘭新市鎮——每個星期五一放學就等居住在馬來西亞的爸爸開車來載我們，或者在節日大堵塞的時候甘願冒著風雨和烈日高照走路過長堤回家度過周末。
當年的“新鎮”已垂垂老矣，變成老區，不過我好像沒有理由搬離，因爲馬來西亞那頭的家還是得“回”。
我目睹年少時候的市鎮中心有電影院、各式快餐店、“英保良”集團的百貨公司，從無到有，又從繁忙到落幕；更看見水果和布莊商店一間間徹夜燈火通明到凋零到結業，直到去年因發展計劃而紛紛搬離，原址被封鎖，准備拆除另作發展。兀蘭“邊境經濟”的黃金歲月見證新馬兩地經濟的轉型，它的凋零也是理所當然。
當兀蘭漸漸老去之時，還來不及在下屆大選前修整日益暗淡的妝容，彼岸的新山已經猶如浴火重生般將萬千姿采的霓虹射向天際和平靜的地不老海峽。
我有一次登上新山一家新酒店的頂樓餐廳，現場演奏的樂隊響徹雲霄，露台可以遠眺對岸的新加坡——原來那就是我昏暗沉寂的兀蘭呀。而新山各區正大興土木，到處徹夜趕工的景象自然對比強烈。當然，兀蘭是住宅區，新山是整個柔佛州的門戶，不能相提並論，但是看過新山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還是自慚形穢地陷入沉思。
而同樣衰老了的還有我的父母，由于生活在兩地，最辛苦的是我的母親，她基本上打理新馬兩個家，周一到周五一個人在新加坡照顧三個孩子的起居飲食和學習：一個七歲、六歲和剛出生的弟弟，讓父親在小鎮專心的工作，周末一定把我們帶回馬來西亞陪爸爸。
我們三個後來都大學畢業，她真是功不可沒。我記得不谙英語的她在我小一時，拿著我的英文和數學練習本去敲門問馬來鄰居，然後自己把英文給學起來再回來教我，一邊教我們要顧好弟弟。
在我們很小的時候，當父親無暇載送我們，母親肩上背著馬來西亞較便宜的蔬菜和種種食物回到新加坡，每周如此，有時因超級堵塞還必須走路過長堤。嬌小的“新馬母親”背負了我們成長的負擔，如今她開始受腳部膝蓋劇痛困擾，總會說起當年可能就是因常年往返新馬而造成的。
這樣特殊的成長環境使我自然比一般新加坡人更關注馬來西亞的發展。我們至今還是趁周末還是節慶的時候回到幾十年都不變的小鄉鎮和親人團聚，我們更留意到大新山地區的巨大變化。
小鄉鎮的年輕人也紛紛搬離，住到新的“花園”住宅區，大型購物商場更是到處林立，一片繁華景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原本荒涼的新山海岸線近年更是蓬勃發展，遊人如織，甚至出現中資的大型豪華房屋發展項目。而中資的洶洶來勢，可說激活了新加坡的鄰居城市，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
目睹這些變化，我和家人有時不禁戲言，也許有那麽一天我們會回到童年成長的馬來西亞過退休生活，在鄉鎮開個小旅館還是小餐廳。身爲和馬來西亞關系密切的新加坡人，我不否認在馬來西亞的那份自在舒坦和情感歸屬，卻同時無法擺脫新加坡的高效率和高速度。
眼見馬來西亞政治面對前所未有的交叉路口，居留新加坡的約50萬馬來西亞公民可能起關鍵性作用，我竟然無端的興奮起來，引頸期盼腐敗勢力面臨公民責任的質問和道德良知的拷打。我甚至難以想象“回鄉潮”將如何堵塞海陸空管道，幫助他們奔赴歸途，行使手中神聖的一票，改變自己和國家的命運。
向來不掩飾有優越感和習慣性政治冷感的新加坡人，是否能從馬來西亞大選喚起一點點相知相惜的火花，燃起對自身和國家命運的起碼關心，已經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