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長、第四代領導、下一任總理人選之一的王瑞傑，在國會辯論施政方針時宣布，將啓動新系列的全國對話會，這次的對象更多是X世代（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二戰後嬰兒潮以及建國一代的民衆。
上一次的全國對話會是在2011年，人民行動黨輸掉阿裕尼集選區之後的震驚中展開。無獨有偶，這一次對話會的開展，則是在一水之隔的馬來西亞國陣輸掉壟斷了61年政權後的震驚中宣布。坦白說，在時間點上，這種容易讓人們聯想的因素，對新一輪對話會其實不是件太好的事情。
要讓新加坡人相信新一輪對話會的作用，或許要回顧上一次對話會，到底取得什麽具體、重大的成果。還有誰記得，如火如荼展開的2011年“我們的新加坡全國對話”，事先被宣傳爲要“宰聖牛”，徹底檢討所有的政策，有錯則改，結果有什麽重大政策改變了？
除了建國一代配套這個大紅包，唯一讓人有印象的，是廣開大門的移民政策有所改變，門縫縮小了，中小企業主叫苦連天，但是政府不爲所動，改稱企業必須提高生産力，否則就關門大吉。同時政府也大興土木，加快了地鐵、組屋和醫院等公共設施的建設，逐漸舒緩了公共資源不足的窘境，也一定程度緩解了民怨。2015年全國大選，選民以近70%的選票，肯定了這些作爲。
除此之外，還有什麽重大政策修改嗎？關于70%得票率的對移民政策改變的肯定，當然也不能排除另外兩大因素：建國50周年大肆慶祝所帶來的正面情緒，以及建國總理李光耀逝世讓不少選民緬懷行動黨第一代領導人的功績。所以只能說，上一次全國對話後發生的重大政策改變盡管不多，但只要足以讓人民有感，還是會反映在選舉成績單上；至于反應的程度，可能還要綜合考慮其他因素。
如今沒有了建國50周年和李光耀因素，或許下一屆的選舉成績，能更准確反映選民對重大政策因爲全國對話而修改的態度。可是，如果對話會的結果是對既有政策的微調，恐怕就會出現“狼來了”效應，讓人民對全國對話審美疲勞，原本要建立朝野互信的美意，因而適得其反。
當然，這次可能不會是狼來了，而會出現官民對話之後的實質具體的改變。2011年的對話會，台面上掌權的主要還是第三代，對話會要檢討改變的，都是他們自己推行的政策。要自我改變，困難度是非常高的，畢竟公開承認自己的過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除非有很高的道德自覺，沒有幾個人能真正做到這一點。
但這一次，是第四代在針對第三代的政策，所以借由對話會的民意輿論來推動改變，可能性不是完全沒有。畢竟改正的是別人的錯誤，改革者本身不會有太多的心理糾葛和不舍，況且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不大力更動前者的政策，不足以凸顯後者的魄力和功績。所以這一次的對話會，沒有太多政治包袱的第四代可能會出現一些新氣象。
況且，如前所說，馬來西亞變天對本地政治心理的影響可能不小。精明如行動黨政府，不可能不去評估它。李顯龍訪問馬來西亞，會見馬哈迪和安華之後回答新加坡記者時，就不得不針對消費稅幾年內要提高兩個百分點的政策作出解釋。馬國變天的效應，相信也是迫使第四代必須改弦易轍的動力。
一個妨礙新氣象出現的因素，是第三代的抗拒。沒有人喜歡自己的成績被後任推翻否定。所以，一個觀察點就在于在權力交接的敏感過渡時期，第四代到底能大刀闊斧到什麽程度，當中有誰敢公開否定上一代的政策，或者能夠提出讓人民信服的論述，讓上一代不得不同意修改或不敢反對修改。這個人，才是下一任總理的當然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