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聯合早報》的封面刊登了一張副總理王瑞傑和老婆親嘴的照片，真是一大驚喜。除李顯龍總理外，新加坡政治人物好像比較少和另一半大方秀恩愛。
再仔細看報道，原來王副總理昨天是攜太座出席一個父親節活動。王瑞傑在致辭時說，夫妻在育兒道路上的配合和遷讓，就像是在經營一段親密的“夥伴關系”。
又是夥伴？這麽巧，王瑞傑上周六參與“群策群力共創未來”對話會時也提出“與民做夥”的領導風格。看來我們的未來總理是一個“夥伴式人物”，喜歡和老婆做夥伴，也喜歡和普羅大衆做夥伴。
上周六那對話會毫無疑問就是王瑞傑自5月1日升任副總理以來的第一場大秀。
400多名與會者來自社會不同領域，包括青年學子、學者、商人、環保組織代表、宗教團體代表和志願組織代表等等。王瑞傑先演講約40分鍾，之後花了約2個小時回答26名與會者的提問。
蟻粉們，政府喊你做夥伴！
紅螞蟻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好奇問道，王瑞傑會是個怎麽樣的領導人？ 王副總理40分鍾演講給了初步答案。
從李光耀與人民講硬道理到吳作棟的協商式政治到李顯龍的包容式政治，新加坡威權政治從“嚴厲威權”逐漸走向“柔和威權”。王瑞傑再往前推進一步——“夥伴式政治”。
“夥伴式政治”，什麽來的？
王副總理的施政理念有3大重點：
- 政府從“爲民服務”（working for you）提升至“與民共議”（working with you）。
- 打造政府“與民做夥”的關系（partnership），而不僅停留在“與民互動”（engagement）的關系。
- 擴大“以行動彰顯民主的社會”（Democracy of deeds)
前面兩點應該很好理解，後面一點可能有點chim，但也不難理解。它最早由已故建國元勳拉惹勒南在1971年8月14日提出：
“和專業反對者的講話相比，你的行動未必會廣泛獲得宣傳，但多年以後，你所做的將加強‘實幹民主’而非‘空談民主’。”
“What you have done may not get as much publicity as the utterances of professional oppositionists, but long after these have gone, what you have done will strengthen the democracy of deeds and not words.”
– S. Rajaratnam (Aug 14, 1971)
爲確保新加坡這個小國能夠在一個多變和嚴峻的環境中生存並爲民衆謀取福利，拉惹勒南提出實幹民主（Democracy of deeds)的概念，也相當于一個“解決問題的民主”（”Problem-solving democracy”）概念，用切合實際的方法去解決民衆問題，而不是用嘴巴空談和搞對立式民主（Democracy of words）。要做到這點，拉惹勒南相信，讓越多民衆參與解決問題越好，他們就能更好理解新加坡面對的局限和挑戰。
有別于吵吵鬧鬧的民粹，人民行動黨一直以來提倡的就是這種“實幹民主”，未來總理王瑞傑更是有意進一步將“實幹民主”擴大。那具體怎麽做呢？
部長齊出動，各負責不同專線與民合作
王副總理先是宣布，人力部長楊莉明將推出全新的公民咨詢小組，與大家更好的探討如何改善工作生活的融洽性（work life harmony）的方式這類關乎國人心聲的問題。
接著提出四個“與民合作”的領域：
- 環境可持續 （馬善高）
- 住屋與城市規劃 （黃循財）
- 青年行動 （傅海燕）
- 促進社會流動 （李智陞、王乙康）
都是民生課題。四個領域中，相信是（2）跟（4）比較棘手。政府組屋99年屋契歸零的陰影還是沒有完全散去，社會流動問題就更不用說了，貧富懸殊擴大，精英學校與普通學校的隔閡，撿紙皮的阿嫲生活悲慘等等都是輿論熱門話題。
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國內外環境，教育水平普遍提升及互聯網帶動信息更加流通等等變化，未來的政府似乎已經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高大上了。過去李光耀時代，政府“吃鹽比我們吃米多”，大家乖乖聽話。
現在行動黨的4G領導班子已不可能像過去幾代領導班子那樣發號施令，也難以證明且說服新加坡人它擁有所有的答案。隨著新加坡社會越來越多元、利益越來越分化，讓越來民衆參與制定政策並從中明白政府所面對的各種局限，或有助于防止民主迅速墮落成民粹。
反對陣營的意見也聽取嗎？
但關鍵一問還是：行動黨政府真的有商有量嗎？還是只是講爽而已，聽到刺耳的批評就穿上刺猬裝反擊？對話會當天，第一位提問者就問了這個大家都好奇的問題：“反對黨陣營人士有沒有受邀參加對話會？”
王瑞傑這麽回答：“只要你是爲了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好，我們誰都能合作。”他說，不同意見來自多個源頭，即使時內閣也會意見分歧，但也強調，“我們的目的必須一致，因爲團結是重要的。”
要確保“意見無死角”360度全掃，就必須謙卑聆聽各種意見，反對者的意見更是要聽，不能因爲擔心威信受挑戰就動辄反擊。要民衆參與制定政策解決問題，就必須先聽進各方意見，官民之間的溝通也就變得愈發重要。
部長和公務員團隊都具備與民溝通能力嗎？
聽得出王副總理的態度是誠懇的，也具備很好聆聽的能力。他在演講中的提及“Together”（一起）這個英文單字21次，想必他是真希望和民衆一起爲新加坡做點什麽。
但我們所有的部長和整個公務員團隊都具備這個能力嗎？官老爺們都願意敞開胸懷及解除精英思維，把自己放在一個跟民衆更對稱的位置上去聽取意見嗎？最後，官老爺們又會采納多少民衆的意見呢？征求民衆意見的程序可以做得漂漂亮亮，但如果最終完全不采納，所謂的“實幹民主”、“夥伴關系”也只能流于形式。
2012年曾經領導“我們的新加坡對話會”的王副總理向大家保證，民衆在講，政府有在聽。他指出，政府在收集民意之後確實做出一些政策改變，例如許多國人要求有更全面的醫療保障，政府之後推出建國一代配套，並把健保雙全轉爲終身健保計劃，民衆反應教育制度太高壓，政府于是調整了小六會考積分制。
Singapore Happy Together?
這是否意味著，新加坡官民將從此快快樂樂地在夥伴關系下共處並逐步建立互信呢？當我們都在一起，真是快樂無比嗎？
不盡然。
當民衆的話語權越來越大，參與度越來越高時，官民關系可能會産生兩種化學效應：一個是因了解而相守，另一個是因了解而分手，就像任何夥伴或情侶那樣。或許這種夥伴關系發展到某一個階段時，一個根本問題就産生了：
我們的政府有能力駕馭好一個愈發活躍且具備動員及行動能力，甚至給予政府強有力挑戰的公民社會嗎？4G，准備好了嗎？
如果下屆大選選得不好，或者在王瑞傑正式接班之後第一個大選選得難看，所謂的“夥伴式政治”會不會收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