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委員會今年別開生面，在頒發政府獎學金時有所突破，選材不但跳開傳統的精英初院，把視野擴大到理工學院甚至工藝教育學院，對得主的選修科目也相對開明，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在南洋理工大學修讀哲學的馬來學生，獲頒獎學金到英國牛津大學修讀佛學碩士課程。
讓人不解的是竟然有公衆投函報端，批評委員會的做法。批評者認爲獎學金得主應該修讀“實際”的科目，必須是對新加坡的經濟和發展有關的學問。換言之，這種批評是一種基于實用主義的功利心態。
本來，政府自建國以來就一直自诩超越左右意識形態，在施政上采取實用主義，凡是適用于新加坡國情的，不管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還是其他什麽主義的點子，統統照用不誤。這種務實的態度，確實讓新加坡的短短的幾十年就擺脫了困境，晉升發達國家行列。
然而凡事也都有代價，這種實用主義其實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其特點就在于自以爲不是意識形態，這才是最大的盲點。這種意識形態的最大弊端，就在于過度務實而不知務虛，所以不乏一種物質主義的心理。通過這種意識形態看世界，就容易輕視無法立竿見影産生物質效果的事務。
表現在政策上，就是對文化事業的蔑視（因爲不能當飯吃）。在教育上則表現爲重理輕文，只要檢查一下早期內閣部長和高級公務員的履曆，就不難發現他們大部分不是理科就是工科出身，甚少有文科人才。
據說，新加坡大學原本要廢除曆史系，同樣因爲“不實用”，後來是因爲武裝部隊軍官學院需要培訓軍官軍事曆史，才勉強保留了下來。
當時的很多施政都是以“能不能當飯吃”作爲判斷標准，大批戰前有曆史價值的建築被醜陋的大廈取代，地標性的國家圖書館讓位給一條短短的隧道，都是這種心態所導致的粗暴結果。一兩代人被這種政策潛移默化，甚至在學校裏被直接灌輸這種價值觀，也難怪有人今天會批評委員會的頒獎標准了。
應當承認，我本人也深受其害，欲罷不能。所以在支持委員會的做法時，用的也是實用主義的邏輯：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和文化的國家，社會和諧是重大的國策目標。要增進種族和宗教間的理解，有什麽比讓馬來回教徒學習佛教學問更實際的呢？這難道不是有利于新加坡的發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