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歲，很多人都在追求五個C——事業（career）、信用卡（credit card）、汽車（car）、公寓（condominium）和鄉村俱樂部會員證（country club）。
然而，這名33歲的新加坡男子卻辭去醫生的鐵飯碗，冒著生命危險獨自跑到槍林彈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無條件爲當地難民提供醫療等援助，這一幫就幫了18年，這些年來都沒領過薪水。
目前仍在阿富汗當地的黃醫生（Wee Teck Young）現年51歲，能說得一口流利的阿富汗方言達利語 (Dari）以及普什圖語（Pashtun）。
當年畢業于新加坡國立大學家庭醫學碩士學位的黃醫生，畢業後和幾名朋友一起開辦了診所，“錢途”一片光明。他當時根本沒想過自己的生活接下來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
巴基斯坦難民營待了兩年半
2001年，911恐怖襲擊引發的國際沖突使到阿富汗國民飽受戰火蹂躏。
有一天，黃醫生聽說一個非政府組織（NGO）正在尋求醫療人員前去幫助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的奎達縣（Quetta）的阿富汗難民。希望出一分力的黃醫生，2002年毅然前往奎達難民營擔任醫生。
初來乍到的他形容奎達爲“一個塵土飛揚的無人區、一個狂野的西部”，到處都是帶著對講機的塔利班叛亂分子（Taleban）。
他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我看到了苦難和微弱的人類恢複能力。這對整個社會是一個沖擊。人們怎麽能這樣生活，爲什麽要這樣生活？”
在他接觸一個阿富汗孤兒Najib後，更鞏固了他想幫助更多阿富汗人改變生活的想法。
Najib的父母在爆炸後喪命，他和祖母逃到奎達，他以撿垃圾爲生。
黃醫生說：
“有一次Najib雙手沾滿血來找我，拎著一袋裝滿了吸毒者用過的玻璃注射器。我試圖向他解釋不能撿這些東西，但並沒成功，因爲對他來說，玻璃更值錢。”
另一次，黃醫生爲Najib和他的祖母拍照時，黃醫生讓Najib對著鏡頭笑，豈料他的祖母非常生氣地對黃醫生說：
“你爲什麽要他笑？他沒有任何理由值得一笑。”
這句話，讓黃醫生哭了。
幫助了不少人的黃醫生，當地人爲他取了一個阿富汗名字“Hakim”（意爲醫生）來感謝他。
在奎達待了兩年半後，黃醫生決定移居阿富汗。那時，難民都陸續回去阿富汗，他想陪著他們回去，想帶給他們微笑。
在阿富汗山區住了7年
2004年，黃醫生到了阿富汗巴米揚省（Bamiyan），在一家非政府組織擔任醫療專家。
巴米揚是1500多年前雕刻在懸崖上的佛像的故鄉，這尊佛像曾經是世界最高的，但佛像卻在2001年被塔利班摧毀。
當地的村民不喜歡陌生人，尤其是外國人和未婚男性。不過黃醫生有幸認識了一個當地旅館的老板，兩人成了好朋友，邀請他一起居住。對方甚至把他當成孩子般對待，也協助他進入阿富汗村莊。
雖然是旅館，實際上是一間泥房子，最初屋內並沒有廁所。他居住的村莊平均每天有兩個小時的電力供應。日常飲食很簡單：米飯配土豆和胡蘿蔔。
冬天，這個地方的最低溫會降至零下20多攝氏度，只有一個小煤爐讓他取暖。外出到市中心需要騎35分鍾的腳踏車從村子下山，回家則需要1小時上山。
黃醫生在兩個偏遠的山村待過，教村民基本的急救知識和醫療保健。他也充當牽線人，讓當地的衛生理事會與新加坡武裝部隊的戰後重建與救援工作組接洽，爲當地的衛生工作者、護士和醫生成立了衛生培訓中心。
黃醫生在巴米揚省待了七年。期間，除了醫療服務，他也開始關注其他可改變當地人生活的領域，包括教育和社區發展。他開始爲巴米揚大學的年輕人舉辦關于和平的講壇。
受包括Najib在內的當地阿富汗人的啓發，他在2005年建立了非政府組織“A Journey To Smile”（紅螞蟻自己翻譯的：微笑之旅）。後來改名爲“Afghan Peace Volunteers”（紅螞蟻自己翻譯的：阿富汗和平志願者）。
起初，這個非政府組織由來自不同交戰方和種族的阿富汗年輕人組成，他們希望在一些問題上暢所欲言，包括他們對國內沖突和動亂的感受。
2012年，黃醫生因人道主義工作獲得國際普費弗和平獎（International Pfeffer Peace Award）。那些他幫助過的孩子們，早已把他當成了“父親”。
2012年他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在市中心一棟搖搖欲墜的大樓裏繼續經營著“Afghan Peace Volunteers”。在喀布爾，他住了一個房子，與6名Afghan Peace Volunteers住在一起，每天只有一小時上網時間，與新加坡的親人保持聯系。
那段期間，“Afghan Peace Volunteers”的關注點也逐漸轉移。它在官網介紹說，這個不隸屬于任何政治團體或宗教團體的組織，將其使命描述爲“用非暴力關系締造群聚效應，建立一個綠色、平等、非暴力、沒有戰爭的世界”。
該組織約有70名活躍成員。2015年，他們開辦了無國界阿富汗街頭兒童學校，開設閱讀、寫作和數學課程，學習如何不用暴力來解決問題。目前學校有117名學生。
其中一名學生是14歲的Inaam，他是一名街頭擦鞋工，周末才有時間到學校讀書。由于父親吸毒成瘾，幾乎不在家，所以這個十多歲的孩子不得不半工半讀，爲家庭生存而努力。
如今Afghan Peace Volunteers是他的第二個家，他不再是擦鞋匠，在一所公立高中就讀八年級。在寒假期間，Inaam大部分時間都和Afghan Peace Volunteers的志願者們在一起，黃醫生也把他當兒子一般看待。
他們也開辦了一個食品銀行，義工需要挨家挨戶敲門去找人捐贈食物，爲街頭兒童學校的學生和他們的家人提供食物。
另外，他們也成立了一個冬季羽絨被項目，由阿富汗女裁縫生産的羽絨被會分發給喀布爾的貧困家庭。
此外，他們還開辦非暴力講習班、和平會議、工人合作社、小額信貸等。
他們的關注也不僅限于阿富汗，也舉辦每月一次的“全球聆聽日”（Global Days of Listening）計劃，該計劃通過Skype將來自世界各地沖突地區的人們聯系起來。
沒領薪水靠人與人之間的愛來過活
黃醫生和其他志願者沒有領取任何工資。
黃醫生說：
“我的動力幾乎都是來自街頭兒童學校，我喜歡看到阿富汗兒童臉上的笑容。”
該組織只接受在海外居住的阿富汗人以及黃醫生的朋友和支持者的資助。
他說：
“我不需要太多。我的資金來自于我的醫學朋友和陌生人的善心。”
黃醫生深知，單憑自己的努力無法影響到全部阿富汗人，但他仍然很高興能夠幫助少數有需要的人。
他說：這一切都是爲了改變和幫助我身邊的人，無論是志願者還是通過這些項目獲得幫助的人。
來自普通家庭自小熱愛幫人
黃醫生並不是那種不用工作也不愁吃穿、含著金鑰匙出世的孩子。
他的父親是一名推銷員，母親是家庭幫傭。黃醫生在家中排行第二，上有一個哥哥。
早年，他與祖母、幾位親戚住在聯邦道的一套三房式組屋。父母後來在荷蘭村買下屬于自己的三房式組屋，他們現在還住在那裏。
黃醫生在英華中學完成小學和中學教育，然後在萊佛士初級學院修讀A水准課程。他擅長科學，後來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就讀醫科。
他從小就愛幫助低收入者和弱勢群體。十多歲時，他曾擔任青少年挑戰中心（Teen Challenge）和新加坡反毒協會（Singapore anti – drugs Association）的志願者，爲吸毒者提供輔導和補習。
謙虛的他認爲自己這麽做沒什麽特別。他說：
“我相信每個人都是善良的，都想幫助。他們找機會去幫助別人，只是有些人沒有花更多時間去找機會。”
他曾經給一名年輕人補習功課近3年，當時對方正准備上理工學院。
後來這名年輕人跟別人打架時錯手殺了人。黃醫生于是自掏腰包爲年輕人請了辯護律師，這名少年最後被控誤殺，判七年監禁。年輕人後來希望可以繼續讀書，黃醫生就替他寫信給監獄申請。聽說，這名年輕人後來順利在國大畢業。
1993年，黃醫生從醫學院畢業後，他讀了一篇關于志願者帶著一群四肢癱瘓的人出去玩一天的文章，從此對幫助殘疾人産生了興趣。
當他發現本地醫院沒有四肢癱瘓的數據庫時，就成立了一個工作坊組。
“當中許多人困在自己的房間裏很多年，一直依賴于看護者。我從他們口中，找出他們所認識的處于同樣處境的人。下班後，我會去拜訪他們並做調查，看看他們最需要什麽樣的幫助。”
“他們教會了我很多東西，包括不要對希望說不，更別說希望是假的。”
父母支持他的慈善事業也擔心他的安危
黃醫生的年邁父母支持他的工作，但並沒有減少他們對他安全的擔憂。黃醫生每星期會固定兩天與父母通過微信聊天，讓他們放心。
他說：
“我請求他們的原諒，每年都會回國看望他們三次。”
根據聯合國公布的數據，僅2019年的首9個月，阿富汗就有2563人死亡，5676人受傷。2019年第三季度，阿富汗平民傷亡人數更是創下新高，主要原因是親政府和反政府分子之間的暴力沖突。
2018年黃醫生接受采訪時說，人際關系改變了我的生活，改變了我所在的群體，我相信人際關系可以改變整個世界。
然而，有一種關系他至今還沒有開始，卻沒有給他造成困擾。他說：
“我並沒有計劃單身。但也沒有計劃結婚。我想如果它來了，它就來了，如果它沒有……就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