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F4”何許人也？如果這個名詞讓蟻粉此刻幻想的是四個長發飄飄的潇灑少年，紅螞蟻在此誠摯道歉……
“湖北F4”的確是四人“團體”，至于帥不帥紅螞蟻就不予置評了。
先科普一下，“湖北F4”是本次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簡稱冠病19，前稱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中國網民調侃四位當責官員的流行語，指涉的分別是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湖北省長王曉東、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和武漢市長周先旺四名官員。
本次疫情從湖北省的武漢市開始爆發，上述這四人都被質疑瞞報疫情、防疫不利以及在疫情爆發期間曾參加或組織大型活動。
疫情爆發以來，“湖北F4”始終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要求他們下台的聲浪不絕于耳。
蔣超良和馬國強被免職
或許是聽到大衆的呼聲，今天（13日）“湖北F4”正式迎來解體。
官媒新華社報道，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和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將不再擔任原本職務，取而代之的分別是原上海市長應勇和原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
蔣超良和馬國強分別是本次疫情中被撤換的第三和第四名官員。2月10日湖北省衛健委黨組書記張晉和衛健委主任劉英姿也被免去職務。
F4如何把“可防可控”玩到一發不可收拾？
冠病疫情從官方原本宣稱的“可防可控”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湖北省和武漢政府在去年12月出現可疑病例卻選擇秘而不宣的姿態無可避免地被輿論放大檢視，身爲疫情爆發地點領導高層的“湖北F4”難辭其咎。
以下是一些簡單的時間序：
12月30日，武漢衛健委一則有關“報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內部通告在網上流傳。
1月1日包含已故李文亮醫生在內地8名網民因分享疫情消息而被武漢公安局以“發布不實信息”訓誡。
巧合的是，在1月11日至1月17日湖北“兩會”（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期間，當局一連7天宣布沒有任何新增的確診病例。
隨後官方持續維持疫情“可防可控”的論調，甚至在1月18日如期舉辦有大量民衆出席的“萬家宴”。
1月20日中國傳染病權威鍾南山首度確認冠病19會“人傳人”，同時證實早有醫護人員受到感染。
自此疫情“公開”地一發不可收拾，武漢在1月23日實行封城，但冠病疫情已經在全中國和全球範圍蔓延開來。
“答非所問蔣超良”和“深感內疚馬國強”
疫情爆發後，防疫工作慢了好幾拍的“湖北F4”仍然是偶有“佳作”。互聯網廣爲流傳的“湖北八駿圖”段子中就特別挑出“湖北F4”加以調侃：
“一問三不唐志紅，准備不足邱麗新，人不傳人是高福，物資充足王曉東，等待授權周先旺，深感內疚馬國強，可防可控王廣發，答非所問蔣超良。”
先說“答非所問蔣超良”，1月30日的一場記者發布會上，蔣超良回答記者關于武漢春節人員不能進家門和武漢醫院物資短缺的提問時，始終低頭念稿，並未正面回答問題，因此被網友譏爲“答非所問蔣超良”。
下一位，“深感內疚馬國強”。
馬國強在1月31日接受央視新聞頻道《新聞1+1》節目采訪時，聲稱自己在處理疫情上愧疚和自責：
“首先我說我是一種內疚、愧疚、自責的心態…。”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點決定，采取像現在這樣嚴厲的管控措施，結果會比現在要好。”
“那麽我們可能對全國各地的影響會小，這個結果沒有這麽嚴重，那麽也會讓黨中央、國務院少操心。”
不過當時許多網民並不買賬，認爲疫情已經害死多條人命，馬國強應該立即辭職。
此外，馬國強在2月10日繼續加碼演出。
當時他響應中央指導組的“應收盡收”政策，聲稱當局在武漢市針對冠病19的人數排查已達到99%，引起許多包括自己和親友都沒接到排查的網民抨擊他睜眼說瞎話。
事實上，早在2月8日，曾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浙江期間在其麾下服務的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就以中央指導組副組長的身份前往武漢領導防疫工作。
本次接任湖北省委書記的上海市長應勇也曾在習近平在浙江主政時期的部下，曾任職公安系統和擔任二級大法官的他也是政法系統出身。
至于接任武漢市委書記的王忠林同樣也是政法系統出身。
如此一來在本次疫情當中“空降”湖北省的三位官員之中，有兩位是習近平的子弟兵，同時所有三人都是政法系統出身。
分析指出，政法系統的幹部在政治上更可靠，更得中央的信任。中國時事評論員吳強告訴《BBC中文》，北京此時舍專業幹部取政法幹部履職的原因是爲了避免此次疫情造成的公共危機演變成政治危機。
曆史學家章立凡則表示現在體制內外都有問責習近平的聲音，所以“越到這個時候，越要用自己人。”
“疫情本身已經引發人道危機了，疊加效應會讓政權很難承受，所以他們要抓緊時間維穩。”
這樣的政治危機，簡單來說就是避免不滿疫情處理慢半拍的民怨延燒到中央乃至習近平身上。
“湖北F4”中尚未被去職的武漢市長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央視采訪時曾直言：
“作爲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
“後來，特別是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
這段話隱隱約約透露疫情瞞報並不完全是地方的責任，中央同樣也要擔責。
湖北省權威公益門戶網站“漢網”早前一篇《“疫”流而上，何不多給武漢市長暖暖心》的文章也也披露，武漢當局早在12月就已將相關情報上報國家衛生部門，並聲稱當時周先旺也只是按照中央派出的專家組意見行事。
如果情況屬實，網民調侃的“等待授權周先旺”看來和現實情況分毫不差。
無論拖延披露疫情是中央或地方的責任，中國官場本來就長期存在著需要正能量以“鼓舞全國人民”的現象，因此向上級“報喜不報憂”往往成爲爆發重大危機的小火苗。
“湖北F4”是去其二了，但相同的官場文化，以及中央對地方無形的緊箍咒仍在，難保不會有更多的“答非所問”和“等待授權”的政治人物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