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在武漢封城後的一周，相隔11天內安排了兩趟（1月30日和2月9日）專機將266名自中國武漢封城後滯留當地的新加坡人和他們的家屬回國。
我國駐華大使呂德耀日前接受《亞洲新聞台》訪問時，分享派駐在中國的新加坡外交部官員如何日以繼夜地安排，才能讓國人坐上這兩趟來之不易的回國之旅。
據呂德耀所知，新加坡是繼日本和美國之後，第三個獲准撤離公民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從湖北省將公民接回家的國家。
剛剛上任三個月的呂德耀說，整個撤離行動猶如真人秀“極速前進”（Amazing Race），在極端的時間壓力下進行。
困難一：官員無法親自到武漢安排
武漢並沒有新加坡總領事館。我國目前在北京有駐華大使館，在成都、廣州、上海、廈門以及香港都設有總領事館。
呂德耀說，
當時整個湖北省都被封鎖，新加坡外交部官員無法進入武漢市或湖北省安排，因此他們不得不在北京進行遠程規劃、溝通和執行整個撤離行動。
困難二：沒有交通工具運送國人到機場
呂德耀說，有一些要撤離的新加坡人住在神農架自然保護區等偏遠的村莊，離機場約10個小時車程。
然而，外交部官員在距離起飛12小時前，才獲得中國官方的批准撤離公民。可想而知，時間非常緊迫，而且所有陸路交通都被中斷了，如何才能將國人及時送到機場？
當時，武漢的公共交通被中止，許多出租車都被當地政府征用，出行並不容易。更何況，當許多租車公司發現他們的司機如果去過武漢後就會被隔離時，就一口拒絕提供服務。載送國人到機場的交通問題非常具有挑戰性。
所幸的是，旅居當地的新加坡人非常互愛互助。
呂德耀說：
“我們知道有些新加坡人，雖然決定不回國，仍然自願開車送其他新加坡人到機場。”
困難三：籌備資料的錯綜複雜
撤離前，外交部官員不眠不休，協調並得到包括16個市縣在內的各級政府的相關撤離批准文件。
呂德耀說，每次飛行前，外交部官員都有很多工作要准備，例如必須得到將要撤離的新加坡人及其家屬的所有資料細節。
“我們必須確保他們的證件齊全，將他們分成小組，確保他們使用正確的路線前往機場，才能爲他們拿到正確的車輛通行許可證。”
呂德耀透露，自撤離行動以來，他的團隊士氣高昂，因爲他們相信自己在幫助新加坡人安全返回家園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過他補充說，官員沉重的工作量已經對其中一些人造成了負面的影響。
“我們的一些官員一度出現幻覺，有時電話沒有響，他們卻聽到電話響。”
他解釋說：
“因爲在那幾個星期裏，他們不停地打電話，和滯留當地的新加坡人、中國官員、湖北官員交談。有時做夢都在重複著這些情景。”
呂德耀說，因爲長時間待在一起並肩作戰，整個團隊的關系在這個事件後變得更加親近了。
目前，約有80名新加坡人因爲工作或個人原因選擇留在湖北省。目前約有1萬3000多名新加坡人居住在中國大陸。
目前還沒有第三趟撤離回新加坡的航班計劃。呂德耀勸請目前在中國的新加坡人，以及其他計劃前往中國的新加坡人，務必向外交部登記，隨時保持聯系，日後需要幫助時至少能處變不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