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工”這個詞彙，最近在新加坡很常見，也很敏感。
日前有外交官爆出客工宿舍居住條件不達標的情況，過去一周本地的每日新增冠病確診病患當中，大多數都是外籍客工。客工們人心惶惶，國人也惴惴不安。
今晚（4月15日），新加坡單日新增病例再創新高，達447例，當中有404人都是住在宿舍的客工，累計總病例3699例。
新加坡爲阻斷病毒傳播在4月7日推出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後，本地有不少人怨聲四起。最能讓大衆産生共鳴的“煩惱”就是出行不便，商場、景點和娛樂中心都關閉了，周末也不能好好放松出去遊玩，感覺人生好痛苦。
而往往發出這種怨言的人，多半都是能舒適地窩在家中，享受“無聊的安全環境”的群體。殊不知，對客工而言，能享有這種平凡的煩惱，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小確幸。
紅螞蟻今天在網上咬到一篇“客工心聲”，作者是正在本地客工宿舍裏隔離的一名孟加拉客工Md Sharif Uddin（莫謝裏夫，音譯）。
莫謝裏夫在新加坡擁有雙重身份。首先，他是一名客工，在新加坡工作了11年。第二，他也是一名得獎作者。2017年出版了一本英文回憶錄《Stranger to Myself》（暫且譯爲：熟悉的陌生人），書中記錄了新加坡客工生涯的點點滴滴，相信他是本地第一名出書的客工。
這本書後來榮獲2018年新加坡書籍獎（紀實文學類）。那年莫謝裏夫39歲。
攸關生存 被恐懼侵襲
莫謝裏夫目前就住在其中一個被列爲感染群的客工宿舍裏。
作爲家裏唯一的經濟來源，被隔離即代表無法工作，也等同于暫時沒有收入。這關乎了遠在孟加拉那頭家人的存活。莫謝裏夫寫道：
“我望著開闊的天空。空虛吞噬著我。我的寂寞隨著夜裏的寂靜而加深。我厭倦了人生中的絆倒。現在我在這裏、沒有工作、沒錢——沒錢即意味著我的人生的步伐停滯不前。不確定感又來襲，在腦裏揮之不去。我只能從日記尋求庇護，將無法言喻的心情起伏寫下來。”
“幾千名客工們在哭泣，他們正面對一個可悲的生活，被困在宿舍房間裏。爲了保護我們出現了很多限制！這個不能碰、那裏不能去、別坐那邊。政府拼了命似的執法——這是爲了保護你們，確保他人的生存。”
曾經因爲工作勞碌每天都奢望能擁有多一些休息時間的莫謝裏夫如今卻夜不能寢，夜深人靜時就會被恐慌侵蝕。
“你可能會想到工作和金錢，也可能不會。每天我都戰戰兢兢地測量體溫，查了又查。我一邊請求神的饒恕一邊嘗試入睡。我的身體明明躺在床上卻怎樣也睡不著。我多麽希望此時此刻能與家人團聚！”
莫謝裏夫第一次離鄉背井來新加坡工作是在2008年。他原本在孟加拉經營著一間書店，但是當地政府突然指他的書店所在的建築物屬于非法經營，他只得被迫關店。店裏的一名顧客當時指點他不如考慮來新加坡工作。
後來莫謝裏夫付了8000新元給當地的一名中介，幫他找到新加坡建築工地的工作。就這樣他離開了新婚懷孕三個月的妻子，漂洋過海來新加坡。
起初，他的日薪只有18新元，他將錢全部存起來彙回家。來新不久後，他晚上就去上課，憑借努力考取了安全監督員執照。2012年，他在工地找到安全監督員的工作，日薪終于增至60新元。
去年12月他突然被辭退只得回返孟加拉。在那之後，全球疫情在各地區暴發，新加坡也出現確診，然而莫謝裏夫並沒像其他客工一樣選擇在家與家人待在一起，反而決定再次啓航，3月回返新加坡。
他的目標很簡單，希望這次能夠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改善家人的生活。不過幸運女神似乎失約了。在疫情和阻斷措施的影響下，這一切變得更困難。後來他居住的宿舍變成了感染群，一夜間所有的客工都被隔離。
宿舍成爲感染群在意料之中
隔離期間的日常生活很普通也很單調，關注新加坡每日新增病例是莫謝裏夫的日常活動之一，染病客工的數字天天都以驚人速度激增。
對正在與七個人共住一間房的莫謝裏夫來說，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畢竟客工們的生活空間確實就是那麽緊密又狹小。再加上他們每日出勤的交通工具就是那無比擁擠的羅厘，要避免肢體接觸根本是癡人說夢話。
對此，莫謝裏夫提出了微薄的請求：
“（新加坡）政府應該在疫情過去後，重新思考這些（住宿條件）問題。”
手停口停憂心如焚
隔離第一天，莫謝裏夫的耳朵對于突如其來的寂靜感到很不適應。
“以往，這個時間大家都趕著去上班。沖涼房外會大排長龍，准備好後羅厘就會來載我們。今天，什麽動靜都沒有，連一根針掉落都能聽得清。所有人都醒著，他們的眼睛是空洞的。眼睛後方，躺著一種前途茫茫的張力。如果我們一直這樣無法開工，一個月接著一個月，那些財務問題該怎麽辦？”
莫謝裏夫解釋說，客工們多來自各自國家的中産階級，大家的生活就是一道加減乘除的數學題。孟加拉和印度的客工們如果停止往家裏彙錢，將會是災難性的結果，肯定債台高築。因爲許多客工都是借錢舉債才得以出國工作。
一旦一個月的錢沒定時寄回去，償還債務的計算法將被打亂，像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那種痛苦只有客工們才能感同身受。
“平日裏不念經拜神的，現在都在宿舍的公共區域禱告，他們當中有些人從來都沒拜過神。死亡的恐懼籠罩著大家，加上各自國內的疫情也很嚴峻，再堅強的人都堅強不起來了。”
“客工們經常用免費的Wi-Fi給家人打電話，視訊會議時很多都情緒激動大聲說話。我每天都會看到孩子們緊繃的臉。我多麽希望我能將他們擁入懷裏親吻他們的額頭。啊，多久沒聽他們抱著我手臂喊我Baba了！”
莫謝裏夫也介紹說，他的7名室友來自孟加拉、印度和中國。大家年齡差距很大，各自都有煩惱。
“那名中國客工62歲。雖然他的兩名孩子都已成年，也不跟家人住，他每個月還是彙錢給他們。他也將薪金的很大部分花來買酒和上賭場。如果我問他問題，他會盯著我看，像一名孩子一樣。沒有夢想的他，不知道應該拿生活怎麽辦。”
莫謝裏夫不清楚公司會否給他們提供經濟上的支援或是稍微補償他們。他只知道很多客工至今還未領到月薪，囊中羞澀的他們只能省吃儉用，吃著免費供給他們的油膩膩夥食。
“有些印度年輕客工傍晚就喝酒然後躺在地上，他們的生命似乎在龍卷風中滾動。”
和全世界的人一樣，莫謝裏夫相信疫情總有結束的一天，大自然也會重新接納人類，在那之後他還是可以繼續工作。
盡管如此，現在的他每天睡醒時總會泛著一個念頭：
“我想回家。”
對莫謝裏夫來說，在這關鍵時期，環境安全和回家團聚都是奢侈的念頭，只能想不敢奢望。
此時此刻，不知道本地有多少民衆正在埋怨著微不足道的禁足不便，正爲著與家人只能安全地待在家中覺得好悶，爲這樣奢侈的念頭而煩惱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