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英文網絡媒體的一個鮮明標題吸引住紅螞蟻的眼球：
本地客工宿舍疫情大暴發，是因爲客工們缺乏衛生意識、生活習慣邋遢
擁有這種認知的華人讀者相當普遍
看到標題的第一印象就是：爲什麽要強調華人讀者，用意何在？
那篇英文報道是根據《聯合早報》4月13日刊登在交流站的一篇題爲《疫情時期不做無謂指責》的讀者來函得出上述結論。
該名讀者認爲，新加坡政府已經做得很到位了，人民不要再無謂指責，因爲客工宿舍病例大增，客工本身也有責任。畢竟他們喜歡聚集，而且不注重個人衛生。
“個人衛生習慣如果沒有改過來，去到哪裏都一樣。有一個朋友曾出租房子給客工，兩年後拿回房子時嚇了一跳。廚房、櫃子、沙發等都有蟑螂的足迹。朋友後來只好請滅蟲公司將整間房子徹底消毒一遍。即便做到這一步，他還是讓那房子空了兩年，最後賣掉。”
紅螞蟻掃了聯合早報面簿上那篇文章下面的256條留言，確實看到一些不友善的留言。
欣慰的是，大部分的華人讀者不但不支持種族主義和歧視的論調，還呼籲大家放下歧見團結抗疫。
今天（16日）有另一名讀者投函《聯合早報》反駁之前那篇來函。紅螞蟻的一名媒體前輩罕見地在面簿分享這篇文章時題了六個字：這篇寫得極好。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王昌偉今天也以客工課題寫了一篇評論回應第一篇讀者來函，認爲不該把矛頭指向客工文化教養，並總結說：
“今天客工所面對的困境，是全球資本主義浪潮下結構性階級剝削的一個縮影。我們今天不去正視這個問題，卻把客工所處的擁擠不堪的生活空間中的髒亂，歸咎于他們沒有從小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再進一步引申，把矛頭指向客工的文化，是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
王昌偉在文裏講述客工問說能不能與他共乘電梯的小插曲時寫道：
“我從他的笑容中看到一絲無奈，彷彿在跟我說，你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根本不知道你們對我們的歧視有多根深蒂固。”
無獨有偶，紅螞蟻也與客工在電梯裏有過一面之緣。一次深夜下班回家等電梯時，拐角處來了四名印度籍客工，也想乘電梯上樓。越走越近時，立刻能聞到他們身上工作了一天的異味。
電梯門打開時，他們很自動地叫我先上樓，他們可以等下一趟。看到我示意他們一起乘電梯時，他們臉上的錯愕與感激直到現在還記得。一踏入電梯，他們四人就很自動地擠在一起，給我騰出最大空間，出電梯時還讪讪地道完謝才離去。
事後想想，客工們最不需要的就是我們的可憐，而是需要我們以一種平等待人的平常心去對待他們。
紅螞蟻想起2015年看過的一個本地客工的故事。轉述人是本地客工志願團體It’s Raining Raincoats的創辦人迪巴。她有一次在暴風雨中開車時看到兩名印度客工在路旁一棵樹下撐著一張塑料避雨，全身早已淋濕。于是迪巴將車子停下來開門喊他倆上車，帶他們回家等雨停。
迪巴與丈夫和客工聊天後才知道他們每個月只賺600新元，而且已經有好幾個月沒領到工資了。雨停後，迪巴將自己的手機號給了那兩名客工。幾個月後，其中一名客工Murugan哭著給她打電話，說自己走投無路，老板又拖欠工資。迪巴于是將人力部的一個聯系電話給了他。
又過了幾個月，迪巴又接到電話，這次是警方打給她。Murugan被拘捕了，原因是自殺未遂，他已經被送進心理衛生學院，警方在他身上找到的唯一一個聯系電話就是迪巴的號碼。迪巴付了2000新元將Murugan保釋出來，還到醫院去看他，他的狀況非常糟糕絕望。迪巴于是籲請警方一定要幫Murugan伸冤，畢竟問題根源出在他的雇主身上。
警方後來真的找上Murugan的雇主，幫忙追回工資，事情圓滿結束。Murugan繼續留在新加坡工作，跟迪巴一家一直保持聯系。
將心比心，別忘了客工也是建造新加坡的功臣
紅螞蟻以前上心理學課時，授課老師曾說過：人與人會出現摩擦，往往是因爲我們在彼此身上強加了各種標簽以及“想當然”。你是“妻子”就必須盡到妻子的義務不能反抗“丈夫”；你是“下屬”就必須聽命于“領導”指示別喊累；你是“客工”，有工作做就應該感恩了，不想做就滾回家……等等。
大家都忘了，每個人在頂著身份標簽之前的第一重身份都是“人”，都有喜怒哀樂、都有夢想追求。當大家移除附加標簽，在“人”這個層面上進行交流時，就能彌補無知無覺所帶來的偏見。
李顯龍總理今天也在面簿上提醒我們：
“客工們幫助我們興建了政府組屋區、地鐵線、機場和海港。有一些客工在我們的工廠裏值大夜班。其他人幫著我們在醫院和療養院內照顧生病和年長的國人。成千上萬的家庭裏都在依賴來自鄰近國家的家庭幫傭的幫忙。
對于客工們的貢獻，我們心存感激，也希望能在我們對抗2019冠狀病毒疾病時，得到他們的諒解與合作。我們會繼續與他們，尤其是那些住在宿舍內的客工一起努力，度過這個艱難的時期。”
我們可以不必爲客工伸張正義，卻也沒必要落井下石。客工和你我一樣，需要的是理解與接納，該譴責的是行爲，不是身份、種族或是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