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當年下南洋的老一輩，對于絕大部分的新加坡人來說，應該都不了解年紀輕輕就選擇飄洋過海打拼賺錢，只爲了給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的那種身負重任的感覺吧。
網絡媒體Rice通過訪問三名到本地的移民工人（客工）以及他們的家人，讓我們更深入的了解這群幫著建設新加坡的客工們背後的故事、以及他們所思所想。
客工們以英語接受采訪，Rice嘗試“原汁原味”地呈現客工們的話，紅螞蟻也嘗試翻譯如下：
28歲的Billal Khan
我的媽媽今年48歲，她曾是一名教師，但現在待在家裏照顧我的家人。
我們的感情很好，即使在我離國之前，還在孟加拉的時候，我都會和她分享關于我的一切：我的女朋友、我在外面做的事情，有時她會給我一些建議。
2010年，我來到新加坡，那時我17歲。
這是我的個人決定，我們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種、做生意，但我想來新加坡爲我的家庭賺更多的錢。
我的爸爸媽媽都不贊同，他們想讓我完成學習，所以我偷偷地向培訓中心提出了申請。
我媽媽發現後很生氣，但是我已經給培訓中心付了錢。因此，她一個月沒和我說話。
那之後，她說：好吧，你可以去。
她和我一起去機場，一路上哭個不停。我說，我很快就會回來。
那種心情我該怎麽解釋呢？就是隔著很遠的距離，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再見到你愛的人的感覺？
2015年，我趁著開齋節回去給家人一個驚喜。我沒有告訴任何人，買了一張去孟加拉的機票。
當天淩晨3點我到家，我告訴妹妹不要出聲。
然後，我看到我的爸爸、我的媽媽。那一刻，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通常每天和爸媽通話三次：早上、午餐時和睡覺前。如果我少打一回，我媽媽就會很惶恐。
每一刻，每一秒，我都在想念我的媽媽。
昨天，我得知，也在這裏工作的弟弟感染了2019冠狀病毒疾病（冠病19）。
我們當然不會告訴爸媽，我們不想讓他們擔心。我的弟弟還是會打電話給他們，但不用視頻通話，這樣他們就不會發現了。
Billal的母親Ruby Akhtar（48歲）
Billal 是我的第一個孩子。他很好，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兒子。每當家裏有困難，他都會幫助我們。
當他說他要來新加坡時，我既傷心又擔心。他離開家裏了很久，我們都很想念他。我懷念每天早上能把他叫醒的日子。我想念他是多麽喜歡幫忙做家務。
我總是擔心他和他的弟弟。作爲一個母親，我們總是希望孩子和我們一直在一起。
30歲的Mohammed Mukul Hossine
我的媽媽是一名家庭主婦。她60歲了。我非常愛她。她友好、美麗、善良。她和我的爸爸教會我要如何慷慨地、感恩地待人。
我18歲的時候來到新加坡。我媽媽對此很不高興。當時對我們來說，要說再見很辛苦。
我想念她，想念我的爸爸，我的寵物兔子，我的花園……
頭兩年，她希望我回家。我們每天都會通電話。她會告訴我，我的兔子是否淘氣了，或者花園裏開花了。當她看到我對新加坡的生活很滿意時，她也就接受了。
2016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詩集《Me Migrant”（我，移民）》。我媽媽爲我感到無比驕傲。當我告訴她我在寫詩時，或者我將關于我的報章報道拍照片發給他們時，她總是顯得非常感興趣。
有時，我會寫一些關于我媽媽的詩。起初，我會背誦給她聽。我媽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她能聽得懂。
然後我爸爸說，Mukul，如果你在寫關于你媽媽的東西，不要給她看，因爲她在心裏深深感覺到，但她卻永遠不會在你面前表現出來。事實上，她哭了，她很想念你，以致于無法正常工作。
我不知道媽媽會這麽難過，所以有時我把這些詩放在心裏。
我爸爸病了，自2月份以來，我就一直和她及爸爸待在孟加拉的家裏。
每天早上，她都會來到我的房間，問我過得怎麽樣，想吃什麽。
我們會去市場購物，她會對我想買的衣服給予評價。這件不錯，那件不太好。我喜歡帶有印花圖案色彩鮮豔的衣服，她也喜歡。但有時她會告訴我，它們看起來像女孩子的衣服。
我們現在每天都在一起，但她知道我想在疫情結束後回到新加坡。
Mukul的母親Kulsum Bagom（60歲）
當Mukul說他想去新加坡時，我很傷心。我哭得很厲害，根本睡不著。在他離開前，我給他買了很多衣服和水果，比如蘋果和橙子。
他離開的第一年最難受。我經常哭也睡不著，因爲我實在太想念他了。
現在我已經習慣了，但我還是會擔心他。我每天都給他打電話，詢問他的工作情況，看看他睡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當我做他最喜歡吃的食物時，我很想念他，而他卻不在這裏和我分享。
當他的書出版時，我非常自豪。我通知了所有的朋友，以及我們村裏的每個人。
我很高興這場疫情把他帶回家，我們一家人可以待在一起。可以一起開心，一起悲傷。
47歲的Robina ‘Bhing’ Navato
22歲那年，我來到新加坡，那時我的孩子分別是4歲、2歲和1歲。
我的兩個年幼的孩子和我爸媽一起住，而我的大兒子和他父親住在一起。Airra，排在中間那名孩子，是我唯一的女兒。
我還記得有那麽一天，Airra大約1歲半的時候，我甚至還記得她當時穿的衣服，一條紫色的吊帶褲，她哭個不停。那天我們沒有吃午飯，因爲我們沒錢。她肚子很餓，直到我嫂子給了她一塊餅幹，她才停止哭泣。那一刻，我知道我必須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來養活我的孩子。
來到新加坡，我既難過又興奮，同時也爲沒能陪在孩子們身邊而感到內疚，因爲我錯過了他們的生日和學校的作業項目。
Airra在我離開後6年，才再次見到我。那時她8歲。我化了妝，她看著我，我想她爲我感到驕傲吧，就像，哦，原來這是我媽媽。因爲她一直以來，都以爲我媽媽就是她媽媽。
我覺得她在成長過程中，想和我親近，這也是我心裏所想的，但實際上這很難。
不是我忙于工作，就是她忙于學校或她的朋友，加上假期都很短。但我們的關系在她當上媽媽後改變了。我們走得更近了，當我回去探親時，我們就睡在同一張床上，孫兒孫女們都睡在我們身旁。有時，她會在我腿上睡午覺。我們所有的時間都在一起。
我本來希望她能上大學，但Airra在18、19歲時就懷孕了。
她和我的姐妹們更爲親近，我記得當時她們是最先知道她懷孕的，那時我感到很嫉妒，心想，爲什麽你知道，我反而不知道？
當她第三次懷孕的時候，她一開始並不想告訴我，因爲她知道我會生氣。但我告訴她我會永遠在她身邊，她可以告訴我一切，無論是什麽，我都會接受，只是別指望我會感到開心。我告訴她，我當然會生氣的，我是你母親嘛。我想她明白的。
當我的孩子們還小的時候，他們常常羞于說“我愛你”。但現在他們經常說，我愛你，媽媽。我愛你，媽媽。我真的很開心。
Bhing的女兒Airra Tejares（27歲）
我媽媽去新加坡工作的時候我才兩歲，所以我不太記得那時候的事了。我和弟弟Christopher是由外公外婆帶大的。
在我大約8歲的時候，我媽媽回來看我。只有一個星期，所以我們沒有多少時間相處，但這是她離開後我第一次見到她。我一直以爲她是我的阿姨，直到外婆（麗塔媽媽）告訴我，她就是我媽媽。從那以後，當她不得不回去新加坡時，我會感到難過。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一直通過電話和信件與母親保持聯系。收到她的消息時會讓我開心，但我也很想念她，要求她回到我們身邊。每年在我生日那天，家人都會給我買蛋糕和禮物，我也會給媽媽打電話。
她現在每年會回家兩次。每次她來的時候，滿屋子都是人——孩子們、阿姨們、叔叔們、堂兄弟姐妹們，所有人都到齊。我們的行程總是排得滿滿的，我總是在她身邊，有她在家我很高興。
雖然在我生産時，我媽媽無法陪在我身邊，但她在2016年1月7日見證了我和先生will的婚禮。她告訴我們必須在那天結婚，這樣她才能夠出席。我們上午舉行了婚禮，她留下吃了午飯，下午就飛回新加坡了。
每次她結束探訪飛回新加坡時，我們都不陪她前往機場。我想那是因爲她不想讓我們看到她哭泣的樣子。但是當她回國的時候，我們總是在機場列隊迎接她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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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客工、三個家庭、三段故事，裝著滿滿的愛。
紅螞蟻不免想起李顯龍總理在4月10日的電視演講中所說：
“我們非常感謝您的兒子、父親和丈夫對新加坡所作出的貢獻。請您放心，我們一定會盡全力照顧好您的親人。”
在每一名新加坡“客工”的標簽之下，他、她們也是一名兒子、一名女兒、一名父親、一名母親、一名丈夫以及一名妻子。讓我們時刻牢記這點。
他們在海外打拼即使再辛苦再寂寞再難受，家中永遠有深愛著他們的人在等著他們平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