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好過沒到！
新加坡政府宣布，將聘用1000名“數碼大使”，給全島112個小販巴刹的1萬8000名攤主，推廣使用全國統一的SGQR電子付款平台。同時，他們還將教導10萬名年長者使用電子支付。
政府網站顯示，1000名“數碼大使”將簽署一年期的臨時雇傭合約，完成這項科普普及。
對于每名數碼大使來說，他們平均每人一年要接觸118名小販和年長者；按照每周40個小時的工時計算，平均教會掌握電子支付二維碼的“學時”在17個小時。
換言之，使用者得在17個小時左右，知道怎麽掃二維碼進行電子收付款。按照其它國家和地區的實踐來看，達到這個任務並不難。
從費用來看，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IMDA）沒有透露數碼大使的薪酬，但《聯合早報》引述人力資源公司最近在網上刊發的相關招聘廣告，這些大使的月薪可達3000新元。
按照這個推算，官方每個月需要支付的“教員薪酬”是300萬新元，一年大約爲3600萬新元。
政府力推的電子支付等數碼轉型，很多年的堅持努力不如一場冠病疫情來得效果更爲顯現。
店家們在“被逼”的情況下，使用閃付這類方式，同樣可以不直接接觸顧客；而官方當下也需要解決短期的就業問題，特別是照顧到那批剛從大專學府畢業的社會新人，而他們相對是更接觸前沿科技和新興事物的一群。
電子支付目前需要身份認證，綁定銀行賬號，間中得確保個人信息不外泄。這次推廣使用的是統一的電子付款平台，那麽市面上其它的QR碼呢？能否通過市場的手段篩選到常用的幾個？
掃碼支付可持續的另外一個重要元素是使用頻率，也就是大家是否習慣使用某一種交易方式，增強服務的用戶黏度，而後平台才能通過頻繁的“交易閉環”，解決系統可能出現的漏洞和風險，改良流程，提升平台的安全穩定性。
坊間也有人好奇，爲何需要配備專人來教如何使用二維碼收付款？這筆錢若是直接作爲“打賞”，當成“紅包”直接惠及每一筆交易，會不會效果更好？
相比較中國六七年前展開的紅包雨搶占市場大戰，3600萬新元花在11萬8000名“對象”身上，每人一年可得約305新元的“紅包”，這還不包括政府額外津貼使用電子支付二維碼企業的費用。對于每個月25新元的“甜頭”，不知道賣魚叔賣菜嫂是否提得起精神，找得到自身想學的沖動。
倘若借助杠杆，通過後台系統隨機發紅包直接給收付款人的每筆交易“打折扣”，一兩角、一元新幣或是數額不等的獎勵，乘數效應是否會激勵攤主和年長者們使用電子支付？
臨時性的“幹預”或可解一時之饑，卻非長遠的靈丹妙藥，一年後這1000名數碼大使何去何從尚是未知數。
趁疫情時期投入資金、人力和心血，用時間換得新養成的習慣，新培育的市場，那才是數碼轉型中令人喜見的“鋼粉”，而不是潛伏的“僵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