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一位國王出動一支軍隊，采用大石頭在一條河上建一座橋，有一天，有人驚奇地發現一只小松鼠也在河岸忙它的，出力搬運沙粒填河。
來自印度的一位外勞阿尼爾（Mundla Anil Kumar）想必從小聽過這則傳說，而終身不忘，因爲他明白其中蘊含的做人道理：
一個人無論身份多麽卑微，也可以盡一己之力做好事。
在疫情期間，他在自己居住的淡賓尼宿舍當義工，負責分發一日三餐，確保房間內外的衛生，還扮演“大使”角色，爲外勞工友們傳達防範病毒傳染的信息。
他的工作獲得400元酬勞，但他卻把這筆額外收入捐獻出來支持我國的抗疫工作。
他靜悄悄的捐獻，被跨部門前線保障支援小組一名隊長在面簿上加以表揚。
這則現代版松鼠搬沙粒的真人真事，感動了不少人，包括一位不願公開身份的某“政要”（吃瓜群衆不妨猜測）以阿尼爾的名義捐出8000元給外籍勞工中心。
400元在我們看來也許是“濕濕碎“，但對于一般每個月僅能彙兩三百元回老家的外勞來說，卻是一件讓人欽佩的大事。
阿尼爾在新加坡已經工作12年，在這裏貢獻了他人生中最有生産力的歲月。我們不知道他家鄉的情況，一個長期離鄉背井用勞力維持自己和家庭生計的人，讓我們看到他平常人身上具有的非常人的生活毅力。
過去幾個月來，我國政府努力搶救客工宿舍的疫情，給他們作出臨時的安排，單是每天供應幾十萬名客工的三餐便是一項大工程。他們也明白，即使在他們的國家也得不到這樣的照顧，一個多月前，便有孟加拉客工在面簿上公開留言感激我國政府。
盡管如此，還是不斷有人批評客工宿舍疫情的暴發是政府抗疫工作的敗筆，客工宿舍生活環境欠佳，政府難辭其咎。這些都爲疫情之後的檢討埋下了伏筆，這是後話。
4月間，政府向雇主發放第一部分的工資補貼，總值超過70億元，卻有32家企業雇主主動退還，總值達3500萬元，另外29家則表示不再接受工作補貼。退還補貼的有跨國企業、金融機構和本地企業。
跨國企業中包括一家德國藥劑公司，它將50萬元補貼轉贈給員工投選出來的五個慈善團體。另一家是英資銀行，它說協助當地社群和利益相關者是它的“全球政策”。這些企業機構立下好榜樣，值得點贊。
疫情期間，社會上也有不少好人好事。如有生意人每天在牛車水佛牙寺前爲貧窮老人發放飯盒，每天200份。有人自掏腰包，購買大批口罩供疫情嚴重的客工群體應急。本地老牌制衣店CYC捐獻布料以制作50萬個口罩，從而帶動了幾個慈善組織動員義工參與縫制口罩行動。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一些負面現象，如在政府經濟援助配套下，讓一些房地産業主獲得房地産稅回扣，希望他們能把這些利益分享下去，讓租戶也能解燃眉之急，但不少租戶投訴他們無法分到一杯羹。
政府于是訴諸立法，規定業主不能把稅務回扣全放到自己的口袋裏，而必須讓租戶分享。這類把好處自己獨吞的業主應該是相當普遍，才會驚動政府臨時立法。
行善的精神在于“莫因善小而不爲“，印度外勞”人窮志高“的小小善舉發揮了“抛磚引玉”的作用，希望某政要的8000元捐獻也可以連環激發更熱烈的捐獻之風。
此時此刻，也正是富豪們出手，爲社會大衆盡一點“綿力“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