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東南亞區域一直是個特立獨行的“小紅點”，因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天然資源的匮乏，本地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玩法”和東西方價值所設下的框架始終有些不同。
日前，來自美國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系學院特聘訪問學者亞當·加芬克爾（Adam Garfinkle）就在美國保守派新聞和評論網站The Bulwark以《誤解新加坡》（Misunderstanding Singapore）爲題，試圖破除西方人士乃至中國人士對新加坡的迷思。
國會議長陳川仁今日（9日）也在面簿分享了上述文章，但留下了“似是而非”（Not quite the Megan）的評語，同時也對作者在文中以“跨國企業”來形容新加坡表示不認同：
“這是我的國家，我的民族，她絕對不是一間公司企業。我們努力治理她，雖然不是盡善盡美，但至少我們傾盡了全力，我們沒有什麽好羞愧的。”
陳川仁沒有明確說出他爲什麽留下這樣的評語，但對新加坡了如指掌的蟻粉或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紅螞蟻以下重點整理亞當·加芬克爾的觀點。
亞當·加芬克爾指出自己過去十個月都在新加坡居住，也是第三次到本地，還很湊巧地在疫情前後經曆了平靜的新加坡和處于冠病“陣痛期”的新加坡。
作者把對新加坡誤解的觀點分爲三種，即中國眼中的新加坡、歐盟及英國眼中的新加坡，以及美國眼中的新加坡。
中國眼中的新加坡
亞當·加芬克爾認爲，新加坡華人人口約有350萬人，這也是中國普遍對新加坡産生誤解的主因。
他繪聲繪影地描述新加坡外交人員和中國官員交流時，後者總是在新加坡官員堅稱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社會”時，“保持微笑並低頭看看他們手中的勞力士”。
不過作者強調，新加坡在曆史上的發展軌迹和地理位置，其實已經注定了她絕不會是中國人想象中的“華人（中國人）國家”。
作者認爲，如果連和中國大陸如此相近的香港都能因爲英國的殖民而和中國大陸如此與衆不同，那曆史上從來就不曾屬于中國領土的新加坡就更不用說了。
新加坡在1965年因爲被逐出馬來西亞而陷入生死存亡之際，這樣的經曆也讓新加坡塑造了一種更與衆不同的意識形態。
作者表示，出于形勢的需要，新加坡對中國的了解總是比中國對新加坡的了解來得更透徹。但這也導致新加坡對中國有種複雜的情感。
一方面，雖然兩國的政治體制不盡相同，新加坡對于能“指導他們的老大哥”如何有效地運行一黨專政體制而有點小得意；另一方面，許多社會階級較高的新加坡華人卻鄙夷部分中國人的粗俗、缺乏世俗性和暴發戶式的旅遊消費模式。
歐洲和英國眼中的新加坡
作者提到，隨著英國脫歐已成事實，有些歐洲觀點開始以“北大西洋的新加坡”或“泰晤士河畔的新加坡”來形容“後英國脫歐時代”。
一些歐洲觀點稱新加坡之所以能在區域發展中鶴立雞群是因爲采取了一種“以鄰爲壑”的政策，即通過對本身有利卻損害周邊國家的政策來獲取自身的利益。
而這些觀點中包括未加考證地貶低新加坡地環境政策標准、勞工權益和食安標准，作者認爲這些觀點都是無稽之談，但歐洲人顯然也和中國人一樣不願意正視真正的新加坡。
相反的，作者認爲新加坡之所以能在本區域脫穎而出，是因爲本地傑出的金融體系、自由港地位、人才、清廉的制度和政治及財政穩定。
不過，作者也提到新加坡銀行曾在幾年前美國對瑞士銀行施加壓力後，趁勢填補了空缺，並且比美國或西歐國家“更願意不問來曆”地接納巨額存款。
另外，作者也聲稱新加坡作爲全球最大的航海轉運中心，當局盡管知道來往船只運載的貨物盡管不一定誠實上報，但由于成本關系，幾乎不可能檢查所有船只。
作者最後提到，如果用功能性的角度來檢視新加坡，會發現新加坡更像是一家“有國旗、有國歌、在聯合國有席位”的跨國公司。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上面這段論述正是讓陳川仁最不認同之處。
亞當·加芬克爾說，新加坡並不一定有産業政策，因爲各關鍵領域公司都在擁有3200億美元資産的淡馬錫控股的“保護傘”之下。
作者還提到擁有4400億美元資産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並藉機諷刺因冠病疫情而陷入困境的歐洲國家。
他寫道，如果現今有哪個歐盟成員也能有如此龐大的資産，“那他們應該非常幸運、非常有先見之明且在經濟上有出衆的能力”，因爲“他們現在一定很需要”。
美國眼中的新加坡
作者指出，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的4400億美元資産若平分到每個新加坡人手上就是大約21萬8000美元左右的盈余，相反的在國債總數接近25兆美元的美國，每個美國人平均背負7萬5000多元的債務。
盡管如此，美國人仍在幾個方面誤解了新加坡，其中包括在政治上把新加坡區分爲威權國家。
亞當·加芬克爾以另一個也是長年一黨執政的國家——日本爲例，反問爲何日本從來沒有被評爲“不民主”國家，新加坡卻必須背負這個名聲？
他強調，新加坡有定期選舉，只不過從一而終的贏家都是人民行動黨。
作者指出，新加坡實行的是“受管控”的民主，反對黨幾乎不可能奪下政權，所以新加坡的民主有諸多美國人無法忍受的限制。
盡管如此，新加坡仍有自由之處，人們依然有行動自由，可以自由選擇閱讀任何東西，自由發表言論。
但作者也提到，這些自由的底線是不能涉及煽動和破壞社會的包容，因此許多異議人士相對地也會自我審查。
亞當·加芬克爾解釋，這些限制是可以理解的，因爲新加坡缺乏外部安全和社會安定的緩沖，因此新加坡相對無法像美國那樣容忍個人異議，以及環境的失序。
對政治發聲的訴求明顯不是新加坡的優先選項。作者認爲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偶爾會對這種約束感到憤怒，但這樣的情緒還沒有達到臨界點。
“中國不會按照西方模式開放她的政治環境，新加坡的精英也不會放棄他們的家長式治理模式。”
此外，對于死刑和鞭刑的存在，作者也認爲這就是新加坡不存在嚴重的暴力犯罪和毒品問題的原因，同時更不會像美國一樣因槍支泛濫而造成暴力問題。
“新加坡是警察國家？……可能他們都在監看無處不在的閉路電視吧，但這也是新加坡各年齡階層的女性能隨時隨地上街，而不必害怕被襲擊的原因，也因爲這樣你在新加坡幾乎看不到塗鴉或公共設施被破壞。”
至于被許多西方國家嘲笑的口香糖禁令，作者則認爲這只是新加坡自己采用犯罪學“破窗理論”的方式，以確保公共秩序的維持。
“這個理論在紐約地鐵有效，在新加坡同樣有效。”
西方媒體只看數據誤解了本地疫情的全貌
作者最後提到另一個西方世界對新加坡的誤解——以爲新加坡的冠病疫情非常嚴重！
亞當·加芬克爾表示，西方媒體對于新加坡疫情的描繪往往只是基于確診數字，也沒有加以理解背後的脈絡。
他說，新加坡政府在疫情于中國暴發之際就已采取了相對快速的應對措施，疫情初期仍持續壓平確診病例的曲線。
客工宿舍疫情的暴發是情況急轉直下的開始，但作者提醒，美國媒體並未將客工宿舍群體和新加坡其余人口的居住地區隔開的面貌如實呈現。
而在客工確診病例當中，絕大部分都是風險較低的年輕健康男性，因此客工群體並未出現死亡病例。
亞當·加芬克爾最後再用數字打臉喜歡引用數據的美國媒體，稱新加坡每一百萬人中的冠病死亡人數爲四人，相對的美國的相關數據則是306人。
亞當·加芬克爾于文末語重心長地指出，了解一個國家就跟了解一個朋友一樣，路遙知馬力才會懂得珍惜他們的特殊。
“你不會真正欣賞他們，直到你對他們足夠熟稔，才會欣賞他們的特別之處。”
在本地旅居長達十個月的亞當·加芬克爾對新加坡的評論是否中肯，有沒有在化解西方世界和中國對新加坡誤解的同時，創造出更多的誤解？還是像陳川仁所說的“似是而非”（Not quite the Megan）？
你怎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