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忠的名字，並不如他所效忠的政黨——工人黨的名字來得響當當。
但這名工人黨前非選區議員所撰寫、日前出版的新書《藍色旅途：透視新加坡工人黨》（Journey in Blue – a peek into the Worker’s Party of Singapore）如今卻也響當當了一回。只因爲他在書中揭露了向來蒙著面紗的工人黨，這個新加坡最大的反對黨內部的運作模式。
現年55歲的余振忠在今年7月10日的新加坡大選中，代表工人黨出戰馬林百列五人集選區，最終以42.24%的得票敗給由陳川仁領隊的人民行動黨“五男團隊”。
余振忠在面簿上發貼文自問自答：
“我是不是要退出政壇？我還是會繼續服務工人黨，但我不打算出戰未來的大選。許多更年輕更有資格的人選已經站出來，我不認爲我有必要再活躍于大選。你讀到的信號沒錯——2020年將是我參與的最後一屆大選。”
他在接受《網絡公民》訪問時說，這樣的一本書通常是在旅途的最後一段才會撰寫的，也算是爲他的政治生涯畫下句號。
在第二道自問自答中，他透露，這本書是他的私人項目，並非“奉旨”撰寫的。書中內容是他有感而發所寫，不是被誰要求寫的，也沒有被誰要求刪掉哪個部分。
“我修改了一些信息是爲了讓它更貼近事實，然後又加入更多信息讓事件和對話的描述更清晰，但內容基本上是未經審查的。這是我個人的書，不是一個政黨的刊物。”
“這本書也不是什麽大揭秘，我只是在書中嘗試推廣更好的政治教育，因爲我覺得那些想寫關于我們（工人黨）或者批評我們的人，應該先好好了解今日工人黨內的運作。這些年來，我有幸參與本地最大反對黨的轉變過程並扮演一個角色。正因爲我無意在未來大選中出戰，我可以更從容地暢所欲言。”
以下就是余振忠在書中所透露的一部分“未經審查”內容。
黨內存有“反劉程強”勢力
余振忠在書中首次證實，工人黨內部確實有一小群黨員認爲，阿裕尼—後港市鎮會在黨內國會議員手裏管理不當，導致出現財務和治理方面的疏漏。
據余振忠透露，這個目前還在審訊中的“市鎮會提告市鎮會理事”官司加上前秘書長劉程強過去曾清除一些工人黨黨員所引起的不快，直接促成2015年大選時工人黨“失去光彩的表現”，也化身爲一道閃電，劈出工人黨2016年的“公開挑戰秘書長事件”。
“（黨內）對劉程強的不滿一直都存在，但他們需要一個領袖以及機會推翻他。對方陣營人數太少。他們至少需要一名議員級人物在背後支持，才能贏得其他人的支持。”
這股勢力後來集結在阿裕尼團隊的陳碩茂身後。對方在2016年的幹部大會挑戰劉程強，不過最終敗下陣來。這個對外輕描淡寫帶過的競選，開票過程卻是極度緊張的，計票時直接將成績投影在大屏幕上。
當時，劉程強將手中未投出的票舉起來讓大家見證，然後將自己的命運交給當天投票的106名工人黨黨員。
不過余振忠指出，那次的事件並沒有影響到陳碩茂與工人黨內其他領導的關系。
劉程強後來在2018年退下來，將秘書長職位交到畢丹星手裏。早在今年年初，劉程強就已經決定不再參與大選，並非因爲後來跌倒傷到頭部，才決定不參選。
余振忠告訴《海峽時報》，工人黨在2020年大選表現亮眼，畢丹星在新一屆國會也贏得人們的贊賞。他不認爲即將在本星期天（27日）舉行的工人黨幹部大會新一屆中委選舉中，會有人挑戰畢丹星的秘書長位置。
他補充說，劉程強之所以決定退出選舉，是因爲畢丹星已經向他證實了自己是一名稱職的黨秘書長。工人黨會要求所有議員都必須把演講稿提交給領導審查，然後劉程強總會根據他的經驗提出建議。
“畢丹星是我們當中，學習能力最強的人”。
黨內的分工
余振忠是在2011年大選初次代表工人黨出戰，贏得一個非選區議員席位。在出任非選區議員期間，他主要在工人黨內負責與教育部相關的課題。
他在書中形容說，工人黨內的議員們，每人都會被分配負責一個或多個政府部門的課題，通過分工合作來追蹤國會上所提出的法案。議員必須爲管轄範圍內的課題草擬問題，然後整理出適合在國會上發表的相關提案。
工人黨內部有一個專屬掌管政策的小組，由前非選區議員吳佩松領導。也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的吳佩松今年4月因健康原因，宣布卸下在黨中委的多個職務，不再擔任市鎮理事會理事。
這個黨內的政策小組也是一快肥沃的“人才培育地”。工人黨目前的幾名當選議員：陳立峰、貝理安與何廷儒，都是在政策小組內嶄露頭角而被挖掘的。
余振忠至今是工人黨內在國會上提問最多問題的議員（雖然多數問題問了卻沒有得到答案，或者有答案但並非直接回複）。當他的非選區議員任期在2015年結束時，能與他並駕齊驅的，就只有行動黨的義順集選區前議員——李美花（花姐）。
佘雪玲如何加入工人黨？
以國民團結黨黨員身份出道的佘雪玲，今年大選前突然“跳槽”到工人黨，有人歡喜有人愁。但余振忠在書中透露，佘雪玲早在2015年就主動提出幫忙工人黨拉票。
佘雪玲2011年曾在國民團結黨旗下競逐馬林百列集選區議席並取得不俗成績。然而這位名聲大噪的美女議員，並不打算出戰2015年大選。她在獲知余振忠准備領軍出征馬林百列這個她曾參選的選區後，就主動提出要幫忙。
余振忠接受了她的好意，原本想安排佘雪玲和他的參選團隊一起出現在區內一場走訪活動上，不料卻先後接到黨主席林瑞蓮和秘書長劉程強的關切短信，要求他取消這項安排。
劉程強還特地安排與他見面。余振忠在書中寫道：
雙方爭論45分鍾之後，劉程強帶著怒火對我說：“我原本以爲你會有更好的政治判斷能力。我們是工人黨，必須以工人黨的身份競選。”
劉程強當時認爲，佘雪玲的政治明星效應過于突出，很可能會幹擾到工人黨團隊的選戰。余振忠雖然沒有完全被說服，但爲了維持黨的團結，決定讓步，只讓佘雪玲低調在幕後幫忙。
幫著幫著，她還成了工人黨60周年黨慶特刊工作小組的成員，與黨內成員合作愉快，奠定了她日後加入工人黨的道路。
最痛苦的國會辯論：阿裕尼—後港市鎮會案件
余振忠在書中指出，對他而言，最痛苦的經曆之一，就是國會中展開的關于阿裕尼—後港市鎮會案件的重大討論。
“對我而言，真的相當痛苦，只能在旁看著整場辯論，看著行動黨在這個現代格鬥競技場上，不斷地重重揮出一拳又一拳。”
余振忠說，他與同爲非選區議員的嚴燕松，接到黨內指示讓他們置身事外，不要參與辯論，因爲他們並不隸屬于阿裕尼—後港市鎮會。
他說，當關于這個課題的辯論在國會中進行時，一到中場休息時間，工人黨的議員們在國會的茶室，總會不約而同與自己人待在一起，因爲在那種時刻，與行動黨議員打交道，實在怪尴尬的。
其他時候就沒有這個問題，工人黨和行動黨的議員們私下還是相處得很愉快的。
余振忠今天也以行動證明了這點。他跟前外交部長楊榮文吃了午餐，贈書給這名聖伯特理中學的學長。
“和楊榮文愉快地吃了午餐，他對事情的深思熟慮與見解，是我非常佩服的。我們約在如切一帶的新加坡歐亞裔人協會。這棟樓對榮文意義重大，他曾經在內閣中是歐亞人士的代表，如今也是協會的贊助人。如切區則對我和《藍色旅途》這本書而言，意義重大。因此，約在這裏，最是完美。”
新加坡的政治何嘗不也是這樣？台上吵吵鬧鬧爭得面紅耳赤，台下一家親一起吃飯聊夢想。
新加坡很小，小到大家都有說不清道不明的羁絆，不是某某人的某某人，就是曾在某某地方有過共同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