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周前，《南華早報》專欄作家Philip Bowring發表了一篇文章，指“新加坡不是香港的好榜樣”。文章開頭這樣說：“最近許多文章都主張香港應該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向新加坡學習，當中不乏謬論，應當及時撥亂反正。”文章嘗試厘清，香港輿論對新加坡模式的各種一知半解──例如對新加坡的房屋政策、國民儲蓄狀況、經濟增長速度與“即用即棄的廉價勞工”的關系、收入不均程度與香港不相伯仲、國民總收入比國內生産總值低、與香港相反等方面的認識不足，以致不了解其實“香港能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少之又少”。
我一直很喜歡讀這種題材的文章，過去一兩年，也寫了好些主題相類的文章，考察的重點主要有兩個：第一，新加坡模式有何弱點、香港有何長處、爲何比較之時港人不宜妄自菲薄；第二，本地媒體的星港比較如何粗疏。
被港媒“刻意”忽略的獅城社會面向
新加坡模式的一大缺憾，是政府崇尚精英主義，認爲一般民衆皆愚昧，自由開放對國家發展無益，因此不時利用國際環境險惡、國家版圖細小資源匮乏等恐懼因素，“遊說”民衆接受威權管治、正當化對各種社會自由的規限。在這種國家治理氛圍下，怯于冒險與害怕失敗(kiasu)逐漸變成國民性格的一部份。
雖然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新加坡政府意識到知識經濟下社會創意文化的重要性，在2000年發表報告，提出“讓國民具備冒險、求真與創新精神，對生活充滿激情”的創意城市願景。不過，有新加坡學者曾質疑沒有新的政治氛圍，新的社會是否能夠破繭而出(New “society” without new “politics”)。直到2012年，MIT Technology Review仍然報導，盡管新加坡專利申請愈來愈多，那都不是本地公司的創意成果。商界領袖甚至開始公開懷疑，家長式管治是否真的容許創意存在。
港媒經常吹捧、主張香港學習新加坡模式，多只著眼于其施政速度，對此Philip的南華早報文章有這麽一段: “任何人只要對言論和集會自由稍有關注、並希望政府不幹涉個人事務和私營業務，自然就會清楚新加坡獨裁統治的缺點所在。獅城所欠缺的，正是香港一直以來的重要基石”。的確，香港與新加坡行的是兩套風格頗爲不同的模式，前者傾向強社會弱政府，後者相反。港媒如此吹捧新加坡模式，常有伺機抨擊社會自由引致內耗、拖慢經濟的意圖。不過這種說法難經考驗，原因是無法解釋爲何在政治紛擾的2011與2012年，香港于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排名中，仍能連續兩年蟬聯全球第一、高于新加坡；又或是在2012年七月著名商學院INSEAD所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中，香港位列亞洲第一、同樣在新加坡之上。
但這是否真的代表香港能從新加坡身上學到的“少之又少”、將來仍能與之平分秋息？觀乎此時此刻香港的發展，我對此頗有懷疑；香港刻下仿如黃昏，新加坡卻如日方中。一個港媒經常有意無意忽略的重要分野，是新加坡爲一個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而香港只是一國之中、權力不斷被收緊的特區。
“一國兩制”對香港發展的局限
這個分野所以重要，是因爲新加坡貴爲一國，情況有別于香港充滿灰色地帶的一國兩制，政治矛盾少了“主權政府– 地方政府”這一環，權力界限遠較香港清晰與廣闊，因此政策制訂比香港更易立根本土，行動力也更高。另外，因爲擁有自己的主權，新加坡更可無拘無束地擁抱世界與“外國勢力”，成爲貨真價實的“亞洲國際都會”，李光耀六月才在《福布斯》發文，公開贊同美國制衡中國的“亞洲再平衡策略”。同時亦因爲要面對一定程度的“主權在民”、選舉壓力，政府不能不緊貼在地民衆聲音。總理李顯龍不只在選舉期才與民衆“擔凳仔傾計”，6月時排隊買炸雞翼就令中國網民異常羨慕。
國家以少講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 、用人唯賢(meritocracy) 、廉潔(honesty)作爲施政核心教條。在國人不滿聲中，新加坡政府開始收緊外來人口准則，政策轉而強調新加坡人優先。爲團結國人，政府主動推動Singapore Memory Project，強化國人的集體回憶與本土身份認同。政府重視保留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既不讓食物連銷店專斷、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更開設小販學徒制，令老字號小店技藝得到承傳。縱使去年政府的人口白皮書飽受抨擊，但白皮書也有特地開了一個章節，講述政府如何在人口增加的情況下預留綠色休憩地帶，確保本地人生活質素不受影響。政府設有Contact Singapore，積極在海外招攬新加坡本土人才回流貢獻。重視國家食物與食水供應自足、減低對外來資源的依賴，是政府的重點關心議題之一。新加坡政府遠較香港容易征用軍事用地推行新的城市發展項目，在民意壓力下，近來也收回哥爾夫球場作發展之用。縱然港人仍會嘲笑新加坡自由欠奉（近例是獅城國家圖書館沒有像香港那樣頂住保守民衆壓力，堅持不讓兒童圖書部內容涉及同性戀的書下架），但趨勢是新加坡民衆的問政力量愈來愈大，不再溫馴。最近被指控誹謗的博客，成功在四天內籌得超過七萬坡幣，與總理李顯龍打官司。在社會愈重批判的氛圍下，新加坡的自身文化也悄然發展起來。2013年新加坡年輕導演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羸得了第50屆台灣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和最佳女配角四個獎項，令新加坡電影在華語影壇的地位得以提升。
這些新加坡能作的事，在香港卻日漸成爲政治忌諱。香港因愈來愈政治正確地只向北望，開始與新加坡分道揚镳，由昔日同爲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變成今天愈加內向的“內陸城市”。談“次主權”、“自治”、“本土”、“香港人優先”，通通被視爲政治不正確。香港境外辦事處不見得會與Contact Singapore一樣積極，聯絡海外本港人才回港效力。海水化淡、減少對東江水的依賴遲遲未能成事；新界東北爭議中，鮮見政府議及香港食物供應自主的一環。政府施政表現，愈來愈難以令人相信，特區政府以本地民生福祉爲依歸，可以與獅城政府相提並論──香港人口政府不提上限，連是否需要開發郊野公園，高級官員也各說各法，人口政策咨詢文件中絲毫不見政府會如何確保本地人原來生活質素不受人口增加影響；官塘重建，政府在民衆不滿聲中急著拆毀小商戶數十載的心血，拆毀一切之後，地皮卻流標，過程之中完全不見官員應有的嚴謹規劃態度；領彙當道之下，小店愈來愈難以容身，小販愈被邊緣化。政府公職的人選考慮，愈來愈傾向務虛地以“愛國愛黨”准則、政治派系立場先行，而非務實地唯才是用，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被卸任”是最新案例。
不少人曾經相信香港勝在有ICAC，但曆經湯顯明事件、亞洲周刊去年傳出北京不滿廉署“太獨立”要清理的消息之後，此情難再。香港文化産業的經濟貢獻與旅遊業相若，且電視業爲電影業提供人材孵化場，加以發展實爲美事，香港電視卻因神秘的“一籃子因素”而不獲發牌，公開表態不認同政府發牌決定的顧問其後更遭解雇。因爲北望、合拍片當道，港産片港味漸淡，昔日風靡東南亞甚至全球的香港軟實力漸成回憶。
香港這個紫砂茶壺內經年積累的茶垢──前中國國家領導人李瑞環回歸前旨在提醒有關人士治港不易勿自以爲是打的一個比喻──在被毫不珍惜地清洗。未來香港模式還能保留多少正面意義，很視乎有多少港人能擺脫鄉願、短視與犬儒的惡習。
（文/邝健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