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立案審查，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運動走向了一個新的高潮。盡管這件事情人們等待已久，但仍然引出了人們對中國反腐敗運動的新一輪的關注。
在各種各樣的反應和反思中，有三點顯得特別顯著。第一，周永康案終于打破了中共“刑不上大夫”的傳統，從今以後，不管官員的地位有多高，只要發現腐敗，就一定會得到懲處。第二，自從這次反腐敗運動開始以來，周永康和軍中的徐才厚一直被外界視爲是“大老虎”的標志性人物。現在隨著這兩只“大老虎”的被處置，反腐敗運動應當告一個段落了。第三，也有很多人一直在呼籲，有關部門應當停止這一政治運動式的反腐敗運動，把重點轉向建立新的制度，因爲通過制度建設尤其是法治建設，反腐敗才是最牢靠的。
這些反應並非沒有道理，對中國式反腐敗運動的反思也很重要。不過，這些都並沒有理解這次反腐敗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如果人們不能超越反腐敗問題上的一些傳統思維，就很難把反腐敗運動深入下去，最終實現建設清廉政府的政治目標。
首先，“刑不上大夫”曆來就只是一個假命題。在傳統體制下，除了皇帝，誰都可以上刑，曆朝曆代，很少能夠發現一個朝廷沒有對“大夫”上刑的。在中國的政治哲學中，“大夫”只是一個理想的理論假設，數千年的曆史中，符合“大夫”哲學標准的官員少而又少。中國只有“法制”的觀念（即官員使用法律來統治國家），而沒有“法治”的觀念（即官員自身也必須服從法律）。官員腐敗和犯罪經常能夠逃避法律的制裁。不過，任何官員一旦被發現對王朝本身構成危害和挑戰的時候，不管其地位有多高，“上刑”是必然的結果。曆史上，皇帝所殺的“大夫”難以計數。這種傳統也延續到1949年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年代，毛澤東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又有多少的“大夫”遭殃呢！只有到了上世紀90年代之後的短暫時間裏，才有現在人們所謂的“刑不上大夫”的“傳統”。
實際上，這個假命題的存在，于社會、于官員都是一種欺騙。于社會，這裏隱含著兩方面的暗示，一方面，所有“大夫”都是腐敗的，所謂的“無官不貪”；另一方面，“大夫”們是不會得到懲治的。很多社會成員，在道德上往往對腐敗表現出深惡痛絕，但一旦自己得到一個官位或者腐敗的機會，照樣腐敗。于官員，這個概念也隱含了兩個暗示，一方面，“大夫”的腐敗不會得到懲罰或者得到懲罰的機會比較少；另一方面，“大夫”具有天然的“道德優越”性，“腐敗”無足輕重。
數千年以來，在腐敗方面的這些虛假的認知，最終的受害者便是朝廷，或者是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邏輯很簡單，官員找各種機會腐敗，追求腐敗的最大化；法律僅僅只是一種方便的政治工具，法治社會建立不起來；政權能力低下，既沒有能力爲老百姓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務，也沒有能夠在老百姓眼中確立合法性；最終在各種因素互相影響之下，都會以老百姓造反或者革命的方式來結局。更爲可悲的是，新確立的政權在最初清廉一段時間之後，也往往走向同樣的腐敗。這是中國曆史的一個永遠走不出來的惡性循環。
反腐敗其實剛剛開始
第二種觀點，即在“大老虎”被懲治之後，反腐敗運動應當告一個段落了，有其深刻的背景，其結果也是有害的。本欄曾經論述過，這次反腐敗的主題是反寡頭。從這個角度來說，反腐敗其實剛剛開始，應當繼續延伸到其他更多的寡頭領域。力主反腐敗應當告一個段落的聲音，往往來自這些其他寡頭領域，或者既得利益。他們開始感覺到壓力，憂慮自己的未來，因此非常希望反腐敗能夠告一個“段落”，不會動到他們的頭上去。
“告一段落”的聲音也來自海外在中國的既得利益。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在開放狀態下取得的，衆多的國際大公司也已經在中國確立了龐大的既得利益。近年來，人們不斷發現，這些在國際上享有良好聲譽的國際公司也在中國踐行腐敗。不僅自己腐敗，而且更是公然地在中國尋找腐敗的“代理人”。很多公司一直在公然“招聘”中國高幹子弟的故事廣爲流行，大量的高幹子弟也的確已經成爲外國公司的中國代理人。前不久，更有外國大公司出版分析報告說，中國的反腐敗運動會拖累中國經濟多少個百分點。言外之意就是說，反腐敗運動要適可而止了。
反腐敗的確會影響到經濟，例如官員的公費消費下降了，那些通過行賄等不正當手段的投資項目減少了等等。不過，這些只涉及到短期的微小調整，長遠來說可以營造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理想環境。不管怎樣，沒有人希望中國經濟增長是建立在腐敗之上的，也沒有人會相信腐敗可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實現可持續性。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反腐敗不應當有“段落”的概念，這應當是所有執政者一件永恒的事業。在世界範圍內，今天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權威政體，沒有一個制度可以保障不出現腐敗，不同國家面臨不同形式的腐敗，但一樣都面臨著反腐敗的艱巨任務。在中國，人們經常存在“段落”的觀念，實踐上也經常是這樣。反腐敗因此往往突出其政治功能，等到現政權鞏固權力了，反腐敗運動就會嘎然而止。這種反腐敗運動在抓了一批官員之後，往往爲更多的腐敗官員提供了“庇護”。運動一來，一些官員就想各種辦法來避風，一陣風過去之後，照樣腐敗。同時，這種觀念也給外界一種印象，即中共的反腐敗僅僅是爲了政治需要的政治運動，而並非要建立清廉政府。
第三個觀點，即反腐敗的重點在于制度建設，這很有吸引力，也的確是問題的關鍵。不過，對反腐敗運動和制度建設之間的關系不能做簡單的理解，而是要做更多的反思。制度建設尤其是法制和法治的建設，對反腐敗最爲重要，沒有人會懷疑這一點。正是各項制度的不健全，才導致了今日的腐敗。不過，改革開放以來，也很難說中國沒有強調制度建設。事實上，中國曆屆領導層和曆屆政府，都想在反腐敗和建立廉潔政府方面有所作爲，並且也一直在增加反腐敗的力度，並不斷增加反腐敗的制度機制。從反腐敗所設置的機構數量來說，中國可以說已經是世界上最龐大的。但爲什麽腐敗還是我行我素呢？這裏涉及到一個更爲重要的問題，即反腐敗制度建設的政治環境問題，在沒有一個基本良好的政治環境的時候，任何反腐敗的制度建設都會無濟于事。
實際上，人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爲近來反腐敗所取得的進展，感到一點點高興，更不應該感覺輕松起來。恰恰相反，這些案例的揭露已經向人們提出了最爲嚴重的警告：腐敗已經使中國的政治生態惡化到什麽程度了？
這次反腐敗運動到目前爲止，已經揭示出幾個非常令人擔憂的趨勢。
被發現的僅冰山一角
首先是腐敗的廣度。這次反腐敗的目標是既打“老虎”，也打“蒼蠅”，但人們發現“老虎、蒼蠅”已經擴展到包括軍隊在內的各個部門和各級黨政機構。到今天爲止，反腐敗運動還只是涉及到有限的幾個部門，但從這些部門腐敗的廣度來看，人們不難得出結論，現在所發現的腐敗僅是冰山一角。
其次是腐敗的深度。腐敗已經深入到各級領導的權力核心。地方“一把手”腐敗的情形並不新鮮，也是很多年來當局一直最爲頭痛的關切對象。但現在的腐敗已經深入到政治局常委和中央軍委，也就是執政黨中央的核心領域。權力核心的腐敗的結局是什麽？這是一個誰都明白的問題。
其三是腐敗的數量。且不說其他方面的腐敗，例如權力濫用、侵犯老百姓人權等，光是就腐敗所涉及的經濟規模來說，官員的腐敗已經不是人類理性所能理解的了。人們可以理性地假定，貪汙數百萬甚至幾千萬還可以理解，因爲這個數量還可以體現出一些具體的功用，例如過著豪華奢侈的生活，爲下一代積累一些“財富”等。但當腐敗涉及到數十個億、數百億、甚至數千億的時候，就不是人類理性所能理解的，因爲這個數量已經沒有任何具體的功用。實際上，這樣的腐敗數量恐怕連這些腐敗者自己也不能理解。
其四，也更爲重要的是，現在的腐敗具有寡頭性質。這並不是說，所有的腐敗案例都具有寡頭背景，很多“蒼蠅”層面的腐敗並非如此。不過，寡頭腐敗已經成爲今天中國腐敗的主要形式。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經濟寡頭俨然已經成爲現實。在這個方面，中國和其他前共産主義轉型社會例如俄羅斯、烏克蘭和東歐的一些國家並無多少差別。同時，經濟寡頭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中國的問題在于，這些經濟寡頭要開始轉型到政治寡頭。當經濟寡頭動用其龐大的經濟力量來幹預政治時，執政黨的整體利益甚至生存就面臨直接的挑戰。這些年來，高層政治所面臨的很多挑戰都和寡頭有關。
之前，曆屆高層領導也都會說，腐敗要亡黨亡國，但當時人們對此的理解是，這樣說無非是要對幹部官員做一個警告作用。不過，現在所揭露出來的腐敗案例，已經向人們傳達一個明確的信息——由腐敗所導致的“亡黨亡國”過程的確已經開始。很顯然，如果不整治，離亡黨亡國也就不遠了。更爲重要的是，亡黨亡國之後，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演變成爲西方所說的“失敗國家”和一個無奈的社會。這種情形在曆史上並不是沒有發生過。
從前中共黨內有一個流行的觀念，即（共産黨）不改革要亡，改革也要亡，而改革比不改革亡得更快。這既是對腐敗最好的辯解，更是執政者不負責任的推辭。可是，中共政治還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只要領導者對反腐敗有堅強的意志，就能動員起遠遠大于既得利益和寡頭的能力，克服後者的強大阻力，把改革推向前去，實現長治久安。今天，中國已經走出了第一步，也相信能夠繼續走下去。
（文/鄭永年，作者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中國政治、國際關系與社會問題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