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面臨著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代，醫療健保將會成爲人們更加關心的問題。同時，也更加需要深入的改革和及時的措施，去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突出的醫患矛盾。
“醫鬧”作爲中國特有的專屬名詞，成爲當前中國病患與醫生之間糾葛的極端表現形式。這裏面不排除一些以勒索錢財爲目的的惡性敲詐，但確有相當一部分“鬧事者”，因爲醫療糾紛得不到妥善解決、院方信息不透明不對等、患者家屬求訴無門等原因，不得已出此下策。在投訴機制不健全的醫療環境下，中國百姓深谙唯有“一哭二鬧三上吊”才能解決問題，並且知道“事情鬧得越大，才越可能得到解決”，“醫鬧”頻發就不難理解。
相對應的，因爲“醫鬧”的頻繁發生，導致醫生們對患者家屬格外防範，唯恐成爲“醫鬧”的靶子。2014年發生在湖南湘潭婦幼保健院的産婦死亡事件，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死亡産婦因羊水栓塞而導致器官衰竭，醫生在整個過程中已盡全力搶救。但由于醫患雙方長期以來劍拔弩張的對立狀態，迫使醫生明明是正常處理的情況下，卻選擇了非正常的逃離現場，將這場悲劇推向了醫患鬧劇。
人們在一面同情患者的時候，也應該思考，誰來保障醫生的人身安全？如果不能給醫生提供一個有安全保障的工作場所，醫生又如何能安心服務患者？
醫者難有“父母心”
2009年，《中國青年報》開展了一項關于職業操守的調查，結果，醫生被視爲職業操守喪失最嚴重的，占74.2%，其次是公安和教授。73%的受訪者認爲職業操守底線屢被沖破，原因在于人們對利益過于追逐。
醫生正面形象的撕裂，令醫患關系更加步履維艱。從前說“醫者父母心”，現在病患卻視自己爲魚肉，視醫生爲刀俎。百姓原來認爲的神聖職業，隨著中國以經濟利益爲中心的改革浪潮開始變味，其實變味的不僅是這些職業，但醫生一職與性命攸關，自然成了衆矢之的。
在中國現行醫療體系下，“看病難”是普遍存在的現象。“關系”、“熟人”在求醫問藥的過程中顯得至關重要，沒有這層關系的普通患者及其家屬成爲“弱勢群體”，他們需要承受病痛之外帶來的壓力和焦慮。一些不合理的醫療制度，也增加了病患者就醫過程的痛苦，若這時醫生缺乏嚴謹專業的態度或是足夠的耐心，病人就會將滿腹怒氣傾瀉在醫生身上。
而據筆者了解到的現實情況是，在一個省級三甲醫院，一位知名的主任醫師平均每天接待病人的數量是100位左右，這意味著如果按八小時工作時間計算，一個小時要接待12.5位病人，還不包括期間需要查房做臨床檢查，以及參與手術所需的時間。僅從時間和數量上，醫生就面臨著超負荷的工作壓力，在這種背景下要求醫者的“父母心”，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金融時報》中文網曾發表了一篇名爲《醫患矛盾擊中“中産社會”夢想》的文章，指出原本應該作爲社會中堅力量，作爲“最穩定”的社會階層，中國的醫生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待遇，而且他們自己也無法形成政治力量來改變這種局面。可見醫生一職在中國的尴尬困窘。
另一起西安鳳城醫院發生的“醫生手術台自拍”事件，則從另一個方面說明，“醫生”這一頭銜變成了“草木皆兵”的輿論犧牲品。鳳城醫院的醫生在手術結束後于手術室內自拍，引起輿論嘩然。雖然事後解釋了拍照原因並非玩忽職守，而是慶賀手術成功以及告別舊手術室，但在洪水猛獸般的輿論攻勢下，該醫院還是受到了衛生局的行政處罰，鳳城醫院依勢也對參與自拍的醫生分別作出了“記過、留職察看；免職，扣發獎金”等處理。
此舉或許可以平息風波，纾解院方壓力，但對醫生來說，是否爲了遷就輿論而過于不近人情？這也給其他醫生造成一種如履薄冰的不安全感：即使做好了本職工作，一不留神也會被抓住小辮子，被社會過度解讀、無限放大缺點和瑕疵，對他們的貢獻卻視而不見；同樣的，這對脆弱的醫患關系，也會産生負面影響，醫生的形象被“妖魔化”，讓患者對醫生更加反感，醫生不僅得不到應有的尊重，甚至對患者對輿論社會誠惶誠恐，又談何“父母心”？
醫患困局如何破
實際上，中國對醫療財政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2014年，醫療救助整體財政資金投入大概是240多億元人民幣，中央財政安排了141億元，占58.5%，地方財政是88.9億元，占36.9%。盡管如此，中國仍然面臨醫療資源緊缺，且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一直受到诟病的醫、藥關系也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然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定時間，求醫問藥卻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事情，這就需要建立一個靈活機動又相對獨立權威的機制快速緩解眼下矛盾。
日本和英國的兩個例子或許能爲中國提供一些參考。據悉在日本，各大醫院有一個“患者服務至上委員會”，這是一個醫院爲患者提供服務以及人文關懷而特設的部門，目的是解決患者求助無門的困境。該部門接待投訴、聆聽煩惱、收集患者意見等等，站在中立、公正的角度不偏不倚，爲患者排憂解難。
在英國，爲保護醫生的合法權益，也讓患者得到合理賠償，設立了醫師自助組織（MPS）。據了解，這個組織是全世界最大的醫生互助責任保險組織之一，它可以幫助醫生處理病人的投訴，使醫生和醫院都能脫離賠償的具體事務。醫生要做的就是加入會員按期交納會費，這些會費都將用于處理醫療賠償案件。作爲一個獨立組織，它既保護了醫生的人身安全，也將病人與醫生的利益一視同仁。
治標也需治本
其實，中國目前的醫患矛盾和中國社會的集體風氣不無關系，信任、尊重和誠信等基本職業價值觀形同虛設。比如，在現行醫療體制下，收受紅包和吃拿回扣是普遍現象，醫生們的職業形象和專業操守不被社會認可。一些新晉醫生一開始對自己的事業忠于職守，拒收紅包，但周圍的醫生都收受紅包，“不收”反而成爲了異類，病人也不敢找他動手術了，最終不得不“同流合汙”。
要改變醫療行業風氣，扭轉醫生的職業形象，或許應該從保障醫生人身、財産的體制改革入手，目的是提高醫生素養淘汰庸醫，讓好的醫生沒有後顧之憂，讓壞的醫生沒有立足之地。
諷刺的是，就在7月底，湖南省衛計委醫學考試中心宣布了一項決定：“爲緩解院前急救和兒科崗位專業人員匮乏現狀，在醫師資格考試中，對兒科和院前急救崗位從業人員，開展加試相關專業內容的加分考試”，加分考試實則是降分，變相爲醫生從業降低門檻。爲了緩解醫生的匮乏，不是從改善醫療體制和醫生工作環境出發，而是降低行業技術門檻的方式招攬醫生，讓人愕然。這無異于飲鸩止渴，可以預想將來會有怎樣的惡劣後果發生。如果政府按照這樣的思維去解決中國醫患問題，無論是“標”還是“本”，都難以得到治理。
從前說“醫者父母心”，現在病患卻視自己爲魚肉，視醫生爲刀俎。百姓原來認爲的神聖職業，隨著中國以經濟利益爲中心的改革浪潮開始變味，其實變味的不僅是這些職業，但醫生一職與性命攸關，自然成了衆矢之的。
政策分析類刊物《隆道觀察》由注冊于新加坡的隆道研究院出版，關注中國和平崛起和亞太地區發展帶來的地緣政治和社會經濟的變化，追蹤世界熱點、難點問題，從東方視角提出政策建議和戰略構想，幫助國家和地方政府實現可持續發展，打造和諧社會。《隆道觀察》定價每期$10新幣，如需訂閱可寫email至[email protected]，留下您的姓名，電話和郵寄地址，將有工作人員與您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