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在新加坡大選結束之際，筆者到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行爲科學高等研究院，參加一個由貝格魯恩研究所（Berggruen Institute）主辦的工作會議，討論被稱之爲“後黨治理”（Post-Party Governance）的政治問題。這個主題關乎目前世界選舉民主所産生的問題及其未來的出路，和新加坡選舉也密切相關。實際上，如果把剛剛過去的新加坡選舉放到治理這個構架內來理解，更具現實意義。
會議並不大，只邀請了十幾個學者和前政要參加，大家先就“後黨治理”這個主題發言並給予充分討論。參加者包括意大利前總理蒙蒂（Mario Monti）、美國企業家貝格魯恩（Nicolas Berggruen）、資深媒體人加爾德（Nathan Gardes）、來自斯坦福大學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馬塞多（Stephen Macedo）、來自斯坦福大學的利瓦伊（Margaret Levi，她曾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來自中國清華大學的貝淡甯（Daniel Bell）和汪晖、北大的姚洋和複旦的白彤東。
之所以提出“後黨治理”這個概念，主要是因爲主辦者認爲，目前西方民主國家的治理（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出現了大問題。在工業化時代，西方建立在多黨政治之上的民主政治運作良好，主要社會經濟階層例如資本和勞動者都形成了自己的政黨，並積極參與到國家的政治過程之中。民主治理運作良好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工業革命之後産生了龐大的中産階層，各社會階層盡管都有自己的政策偏好，但能夠對關鍵的社會經濟問題達成共識。
就其本質而言，民主政治便是共識政治。但是，隨著西方社會利益高度分化，多黨民主開始運作不良，往往形成政治僵局。政治僵局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惡化問題。換句話說，傳統上政黨是社會力量的整合手段，但現在已經演變成社會分化的工具。在非西方國家，建立在多黨政治之上的治理問題，要比西方更爲嚴峻，盡管多黨，但並不能發展出民主政治；相反，一些國家已經演變成“失敗國家”，更多的是處于“失敗國家”的邊緣。因此，現在正是一個關鍵的曆史時期，要求人們認真研究如何通過引入超越黨派或者非黨派（non-partisan）的力量，來重構社會政治治理機制。
會議主辦者相信，更爲廣泛、更爲有效的社會參與，要求有效的非黨派力量的調解。今天的世界，不管什麽地方，社會的政治覺醒已經成爲事實，各種社會力量都想通過各種管道參與和影響政治。在人人可以參與政治的情況下，就必然會産生更爲分化的利益和社會群體。這就需要更強大的、非黨派性的、去政治化的調解力量的産生，去促成黨派和選民的短期利益與國家社會的長遠利益之間、在黨派和選民的特殊利益與國家社會的普遍利益之間作出妥協，至少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
能否進行政治創新
不過，問題在于是否有可能進行政治創新，構建一種整合直接民主、代議民主和“去政治化”的賢能政治（meritocracy）的“後政黨政治”（post-party politics）制度，從而在使得權力更具知識、民主的決策更具有長遠利益考量的同時，促成執政黨承擔政治責任呢？圍繞這些主題，會議對如下幾個領域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第一、檢討今天的多黨民主不良運作及其僵局的原因。第二、檢討曆史上有關政黨政治或者派系政治，是否有害于社會治理的各種爭論，包括美國國父麥迪遜、馬克思、列甯和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等對此都有過很多論述。他們的論點和當時的提醒甚至警告，迄今並未過時，需要重新反思。第三、非黨治理（即那些不是建立在政黨政治之上的制度機制）和一黨獨大制度、一黨主導制度可持續治理的曆史經驗，這裏包括中國（近代革命之前和改革開放以來）、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日本的自由民主黨和瑞典社會民主黨等。這些政黨都長期執政，並且在致力于建設一個富有社會的同時，社會治理也非常有效。第四、討論如何在制度上設計一個同時能夠獲得共識和有效反饋的非政黨或者後政黨制度。
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要參與者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刻的思考。會議對中國等國家的治理經驗，表現出非常強烈的興趣。
我自己在幾年前出版的有關中國共産黨的書中，提出了“組織化王權”的概念，論證了近代以來中國的政治轉型的主題，就是實現了從傳統建立在個人和家庭之上的王權，到建立在組織之上的“黨權”。一黨主導體制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是因爲這個政黨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使得其通過繼續轉型來獲取和維持新的合法性。這種包容和開放性使得其在吸收了包括民主、法治等要素的同時，不會演變成西方那樣的政治體系。更爲重要的是開放包容性能夠保障有效的決策和政策執行，從而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汪晖認爲，在過去的數十年裏，在世界範圍內，政黨逐漸演變成爲國黨（state parties）。在中國，共産黨已經不再是20世紀意義上的政黨，而是一個國黨。共産黨不再是一個自主的組織，而是幾乎完全被整合到國家的各種建制裏面，在國家的建制裏面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說，政黨經曆了一個“去政治化”的過程。這種“去政治化”的過程，一方面能夠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但也往往使得政黨和社會力量分離開來。
姚洋討論了中國“去利益化的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認爲，較之西方和非西方建立在多黨政治的政府，中國政府更能促成包容性增長。在多黨政治的情況下，各政黨往往代表各種特殊利益，而不能考量其它利益。中國共産黨則不是這樣，它不是代表任何特殊的社會利益，而能考量到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因此，即使一項改革會損害到一些社會群體的利益，只要對國家的長遠利益有利，政府也是會照樣去推進。
貝淡甯近年來一直致力于中國等東亞國家的賢能政治，並且比較東亞賢能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看兩者如何可以互相學習調適。他的著作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他剛剛出版了《中國模式》（The China Model）一書，認爲建立在“去政治化”之上的賢能政治政府，加上一些民主制度要素，使得中國的制度具有其自身的優勢，有可能超越西方形式的選舉民主，形成自己特色的制度。
福山在其近著《政治秩序及其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一書，討論了美國民主所面臨的問題，認爲隨著社會群體越來越多元化及其規模的迅速擴大，建立在傳統共識基礎之上的決策效率一直在惡化。美國民主已經演變成“否決制度”（vetocracy），其中龐大的既得利益能夠阻止有損于它們利益的任何變化。加州州長布朗（Jerry Brown）甚至認爲，美國的政黨只不過是“籌款機器”（fundraising machines）罷了。
變成單純的分配政治
自其誕生以來，西方民主一直處于變化之中。今天，在一人一票的大衆民主社會，政黨政治給西方社會造成了越來越具有負面的影響。在政治方面，政黨不僅不能整合社會力量，反而使得社會越來越分化。政黨現在只代表狹隘的利益，不會也不想考量其他社會群體的利益。在經濟上，“一人一票”民主能夠保證“一人拿一份”（社會福利），但不能保證“一人貢獻一份”。而“一人貢獻一份”才是“一人拿一份”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就是說，政黨政治演變成單純的分配政治，而非生産政治。如果引用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生前所說的話，民主政治已經變成了“福利拍賣會”。再者，在經濟上，政黨之間的互相否決，使得政府不能出台任何有效的政策來發展經濟。在今天的西方，經濟的惡化受損最大的就是中産階級，中産階層的規模越來越小。從前，龐大的中産階級促成了政黨之間的共識。但隨著中産的變小，社會的分化，政黨政治毫無共識可言。
如何應對和解決社會所面臨的治理問題呢？與會者的一個共識是，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超越各黨所代表的狹隘利益。正如白彤東所建議的，在政治體系中發展出一個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力量和組織，可能是有效的方法。不過，與會者也認爲，各種制度之間盡管可以互相學習，但制度借鑒的空間並不是很大。人們可以設計很多理想的制度，但這些理想的制度可能永遠難以實現。因此，各國也只能針對自己的國情來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多黨政治下，“後黨政治”很難實現，因爲已經是多黨制了，就不可能改變成爲一黨主導或者一黨獨大的制度；再者，社會利益的高度分化也已經成爲現實，而分化的利益不必然表達于政治過程之中。也就是說，無論哪裏，政治不可避免，只能在承認政治前提下，制度設計才具有現實性。更爲重要的是，人們需要考量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傳統，因爲它具有一種天然的合法性，即容易得到本國老百姓的認知和接受。馬塞多就特別指出美國國父所強調過的混合憲法的制度，其中的“民享政府”需要足夠的分權和建立“非政治化”的制度，能夠超越狹隘的社會階級利益而考量到國家的普遍利益。利瓦伊也強調政黨之外的市民社會的作用。她說，社會的政治參與要超越“投票”。如果“投票”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也不能考量到其他人（社會群體）的利益，民主便會失敗。根據她的研究，很多社會組織確實可以超越自身的利益。因此，所要考量的是什麽樣的條件能夠促成利益的超越。在如何超越狹隘利益方面，意大利前總理蒙蒂根據其執政經驗，認爲組建大聯盟（grand coalition）不失爲有效的手段。
另一方面，對中國那樣的一黨主導的政治體系，或者日本和新加坡那樣的一黨獨大政治體系，盡管執政黨能夠考量到社會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但也面臨各種挑戰，例如如何避免和社會利益脫節？如何不斷調整自身而適應社會變化？如何在實現各階層社會利益的基礎上，維持一黨主導或者一黨獨大？
如果說一黨主導和一黨獨大的體制的優勢在于政府的韌性，民主體制的優勢在于社會力量的韌性。這兩種體制之下的社會，都必須根據自己的情況來建設治理制度。從目前的情況看，前一類社會的政府更有能力和可能促成治理制度的改善，因爲這類社會畢竟存在著有效政府。後一類社會，盡管社會也在堅韌的生存和調節自身，但如果不能産生有效的政府，很難作治理制度的改進。
隆道智庫由鄭永年教授等人在新加坡發起，本文感謝鄭永年教授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