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衆矚目的“習馬會”將于11月7日在新加坡香格裏拉酒店舉行。
兩岸領導人之所以選擇在新加坡，是因爲新加坡和兩岸都有很深的政治淵源。台灣爲新加坡訓練軍隊，投桃報李，新加坡也曾多次出面，爲台灣向海外購買先進武器。李光耀曾說道：“蔣經國幫了我一個大忙，他提供新加坡武裝部隊一個野戰訓練的機會，讓炮兵能作遠程炮彈的實彈訓練。在新加坡，那是不可能的。在當年很少亞洲國家願意提供幫助的時候，他卻幫了我和新加坡。爲此，我永遠感激他和台灣的其他領導人。”而作爲蔣經國“與外國政府首腦唯一的親密私交”，大陸也曾寄望于通過李光耀，向蔣經國傳遞某些重要政治訊息，而李光耀和新加坡與大陸的密切互動，更是舉世皆知。
可以說，“習馬會”的舉行，凸顯了新加坡在兩岸的影響力，也展示了其一直在苦心經營的軟實力。放眼亞太，新加坡是爲數不多的有一定國際威信和影響力、各方又都可以接受的中間人。每年五月同樣在新加坡香格裏拉酒店舉行的“香格裏拉對話”，各國特別是中美均派出高級軍事和外交官員參加，是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的防務論壇。每年7月舉行的“慧眼中國論壇”，雲集全世界的中國問題專家和政商名人，把脈中國的改革進程，同樣引發高度關注。
事實上，不僅軍事外交上是如此，學術上似乎也是如此。幾個月前，筆者受邀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參加一場關于香港政改的國際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來自中國大陸、中國香港、新加坡和周邊幾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各抒己見，觀點紛呈，會議氣氛緊張激烈但不失禮貌友好。據了解，像這樣雲集了香港問題各方人士和觀點的會議，無論在內地還是香港都很難成功舉辦，唯有新加坡，才有可能將大家召集在一起。
而1994年舉行的汪辜會談，應該是新加坡在軟實力上的初露啼聲。作爲一個只有500萬人口、面積差不多只有上海1/10的地球“小紅點”，今天的新加坡在國際舞台上享有著遠超自己國家實際力量的影響力。新加坡在構建地區軟實力上的成功，大抵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993年4月27日，舉世矚目的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在這次曆時3天的曆史性會談中，雙方共達成了4項協議，爲兩岸關系的曆史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首先是新加坡在硬實力上的成功。自約瑟夫·奈在1990年代初提出“軟實力”概念以來，這個詞就成了國際問題評論中最經常被使用的詞彙，很多人將軟實力看成是脫離硬實力的獨立存在，甚至是硬實力的對立物，這種理解是有偏差的。事實上，環顧世界，一國的軟實力和硬實力是有高度關聯性的，軟實力強的國家，都是以強大的硬實力作爲支撐的。這就是爲什麽國際時裝中心不會是埃塞俄比亞，人們也很少在不丹這個世界上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舉行國際會議的原因。
而在硬實力的提升方面，新加坡的成績有目共睹。從1959年人均GDP不到400美元到2014年的5.5萬美元，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就從第三世界跨越到第一世界，增長了100多倍，位列世界第8位。應該說，這是一個絕無僅有的奇迹。對大部分經濟體而言，經濟增長往往是先快後慢，到一定時候就會有瓶頸，新加坡恰恰相反。李光耀1990年卸任時，新加坡的人均GDP是12700美元，其後分別在1994、2006、2010、2011年突破了2萬、3萬、4萬和5萬美元，間隔越來越短。不僅如此，新加坡在廉潔、政府效率、城市建設等方面也都堪稱表率。在軍事方面，新加坡並沒有因爲是沒有戰略縱深的小國而妄自菲薄，而是奉行“毒蝦”戰略——新加坡應成爲“能産生劇毒的小蝦”，任何大魚要吃掉它就可能同歸于盡——認認真真地進行軍事力量的建設。李光耀去世後新加坡人爭相前往吊唁，大排長龍，爲給吊唁的人遮陽，新加坡武裝部隊一夜之間搭起上百頂帳篷，顯示了行動的高效。
正是因爲新加坡在硬實力上有卓越表現，當它說什麽或試圖充當中間人時，人們才願意傾聽，這和很多人把比爾·蓋茨和馬雲的話奉爲圭臬是一個道理。
其次，李光耀的個人影響力。在1990年卸任總理之後，李光耀主要是以一個政治思想家的身份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從民主到全球治理，從印度的未來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他都有自己明確清晰、富有洞見的看法，而且，他的表達方式直言不諱，從來實話實說，敢于講一些在西方話語霸權下很犯忌的大實話。比如他認爲要實行好的民主，決不是只要有一部好的憲法便大功告成了。他說：“英國和法國曾經爲殖民地制定過80多部憲法，這些憲法、制度、權力制約與平衡都沒有什麽問題，但這些社會沒有出現有能力運作這些制度的優秀領導人，而且這些社會的成員也不尊重這些制度……結果爆發了騷亂、政變或革命，他們的國家失敗了，政體也崩潰了。”在回答“中國領導人真的准備取代美國，成爲亞洲乃至世界的第一大國嗎?”這個問題時，李光耀斬釘截鐵地回答：“當然。爲什麽不?中國人複興的民族使命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中國有成爲世界強國的實力。中國希望世界接受它本來的模樣，而不是以西方社會的附庸身份被世界接受。”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評價說，“李光耀是美國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爲他所代表的權力，而是因爲他那非凡的思維。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認爲同他會面是接受啓迪的一種途徑。”
第三，新加坡實現大國平衡的外交政策，在中美等大國之間左右逢源，親近而不依靠。它邀請美國駐軍，在香港政改問題上替中國政府說話，每一個大國都能感受到新加坡的善意和親近，但新加坡不依附任何國家，只對自己的國家利益負責。在新加坡領導人看來，新加坡是一個小國，依靠幾個大國在地區內相互競爭來維系安全，要比把國家命運拴在一個強大的夥伴身上更好。李光耀曾這樣形象地描述大國政治對新加坡的影響：“大象打架，腳下的草地必定遭殃。大象做愛，草地會傷得更重”。新加坡首任外長拉賈拉南則這樣形容新加坡的策略：在許多太陽的情況下，每個太陽的引力作用被削弱。而且，通過對這種引力作用所産生的拉力與反拉力的巧妙利用，小行星可以獲得最大的運行自由。
(作者趙靈敏，是李光耀政策學院的學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