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長遠地看，新加坡政治生態的變化，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什麽時候會發生。
2015年新加坡大選，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獲選民將近70%的支持率，取得2001年以來的最佳成績。這次大選的背景不同尋常，在新加坡共和國曆史上的最大變化是這是一次沒有國父李光耀的選舉。李光耀今年3月去世，將這個他一手創立的南洋小國的命運交付給下一代，也自然讓新加坡的未來産生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關于這次大選執政黨取得佳績的原因，新加坡著名外交家和政客許通美總結了十個原因：
（1）SG50。今年是新加坡50周年國慶，國人撫今思昔，爲國家所取得的成績倍感驕傲，國民充滿自豪感、愛國心和上下一心的精神。
（2）李光耀因素。李光耀逝世引發舉國悲痛和哀悼，選民對李光耀的敬愛也惠及他所創立和領導的政黨，而行動黨決定今年大選，是在策略上利用了這一點。
（3）對反常選舉結果的恐懼。反對黨今年在所有選區挑戰執政黨，競爭所有89格席位，使人民擔心行動黨失去執政地位而引發不穩定。
（4） 年長選民。新加坡政府近兩年來采取的建國一代配套、終身健保和樂齡補助計劃都深得人心，鞏固了年長國人的選票。
（5）纾解民怨。行動黨自2011年後，致力于在選民抱怨良多的住屋、移民和交通這三大課題方面用心，改變了很多，選民覺得政府還是肯俯身傾聽民意。
（6）不平等的挑戰。行動黨政府采取措施緩解新加坡社會的不平等問題，如就業獎勵計劃和漸進式薪金模式，以及全新的未來技能培訓計劃，使得選民認爲政府在真心解決問題。
（7）反對黨工人黨的誠信。工人黨在2011年大選曆史性地奪得一個集選區，但在選後管理該區的財務問題時卻出現重大疏漏，而且語焉不詳，對公衆解釋不清楚，傷害了工人黨自身的誠信。
（8）行動黨的競選策略。行動黨這次一反以前高高在上的姿態，開始深耕基層，也善于利用總理李顯龍的高人氣爭取支持。
（9）不安全的世界。新加坡的外部環境開始有所惡化，行動黨對恐怖主義威脅和不明朗的全球經濟形勢的敘述，讓它占了優勢。
（10）行動黨領袖人物如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尚達曼等的理性聲音展現說服力，讓選民産生信賴感。
許通美的總結可謂全面透徹，無所不包，很有說服力。但另一方面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爲什麽竟然需要如此的總結。自1959年以來的曆次大選中，人民行動黨都是毋庸置疑的勝者，反對黨屢敗屢戰，但或者大敗虧輸，或者成就有限，所得不超過數席，而執政黨大比分當選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這一次的大勝，其實出乎很多觀察者的意料之外。如許通美所指出的，他在大選前和一些新加坡知名人士討論，他們中的大多數當時認爲行動黨的得票率會下降，甚至會再失去一個集選區和一個單選區。而現實的結果，其實有點“出人意表”和“非比尋常”。
行動黨的支持者自然爲這樣的大好結果歡欣鼓舞，但這絕對不代表執政黨的勝利就是如此理所當然。實際上，那些認爲行動黨會有所失利的預言並不是無源之水，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應新加坡社會已經人心思變。稍微長遠地看，新加坡政治生態的變化，不是會不會發生，而是什麽時候會發生。
新加坡未來政治生活的演變，可能出現三種情況。第一種是維持現狀，即行動黨繼續維持一黨獨大的局面，如過去曆屆選舉一樣，將反對黨的力量禁锢于國會不超過十個席位之內。平實地講，這種情況已然不可能長期持續。首先，如前所述，行動黨這一次的大勝有其特殊原因，尤其是50周年國慶和李光耀去世，對該黨有著特殊的加票因素，而這些因素，下一次選舉將不複存在。其次，無論是政績還是個人魅力都還深得人心的李顯龍總理下一次大選後可能不再擔任總理，而該黨推出的其他候選人其實並沒有特別高的民望和魅力，也並沒有被選民認爲有很強的能力。第三，反對黨能夠網絡到的優秀人才越來越多。這一次反對黨工人黨雖然沒有能夠繼續擴大地盤，但其推出的若幹候選人背景令人印象深刻，包括大學教授、律師、高級白領等，這在以前的大選中幾乎不可能出現。隨著新加坡政治控制的放松和熱心從政的人越來越多，可以預計會有更多的人才加入反對黨。可以預計的是，在未來的選舉中，反對黨能奪得的席位會越來越多，雖然在短期內尚不能組閣執政，但可以在國會對執政黨形成更大的制衡。
第二種可能性是隨著反對黨力量的壯大，在新加坡形成兩黨惡性對抗的政治。行動黨的支持者和很多政治觀察家認爲，這會是一種最差的結果。這種局面亞洲社會並不陌生，泰國、菲律賓、台灣等經濟體的政治生態，都讓很多新加坡人覺得應該引以爲戒。這種政治生態的主要表現是，兩黨都將本黨的選舉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爲了選舉上位而大打出手，互相攻擊，選舉花招和激烈或嘩衆取寵的語言層出不窮，而對真正關系到國計民生的議案則互相掣肘，生怕對方得分。
反對兩黨制的人認爲，對新加坡來說，這種局面最爲可怕，因爲新加坡有著幾個天然缺陷，導致承擔不起這種折騰。一是國家太小、市場太小、人口太少，且幾乎沒有資源，經不起折騰，一兩個重大政策實施有誤，都可能導致國家翻船崩潰。二是人才太少，如果從政人才資源平均分散到若幹黨派，可能出現一流人才甚少且受到衆多三流人才制約的“劣幣驅逐良幣”局面。
第三種可能性是良性競爭的兩黨制，如英國、美國和若幹歐洲國家的良好例子。一個政黨上位則執政，下野則做“忠誠的反對黨”，雖然選舉取勝也是目的，但不會將此置于國家利益之上。支持兩黨制的人們認爲，惡性對抗和人才不足在新加坡都不會出現，因爲新加坡也是富裕已久，教育發達，人民素質較高，也不會容忍素質低劣的政客上台和惡搞。此外經過這麽多年的教育，新加坡如今人才很多，遠不是建國之初遍地是素質不高的草根局面，所以如果出現兩黨制，兩黨都會有一流的人才。再者，小國之內的兩黨充分競爭，也不必然導致惡性競爭國家動亂。比如以色列，也是兩黨激烈競爭的政治體制，但國家之治理堪稱善政和民主模範。
總體來看，最好的結果是第三種，即兩黨良性競爭的新政治生態。但平心而論，這一點就算能實現，也不會一蹴而就。筆者以爲，隨著反對黨力量壯大，逐漸接近到和行動黨平起平坐局面，兩黨制可能在所必然。如果出現競爭國家政權的兩黨，選舉中以情緒性的語言互相攻擊可能也難以避免，並因此帶動支持者的情緒，導致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撕裂，政府的施政效率也會有所下降。最好的結果是，經過一段這種情況的過渡，兩黨學到在對立競爭中相處的技巧，政客也逐步磨練在對抗環境中自我表述和爭取民心的能力，以國家整體利益爲最高目標，以法治爲邊界，最後演變到良性競爭的兩黨制。這個過程，大概會在二三十年內發生。
感謝作者王江雨（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授權新加坡眼轉載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