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熱熱鬧鬧准備傍晚的新加坡國慶慶典時，傳來噩耗—-本地華文報老報人、文史學家韓山元于今天午前逝世，享年74歲。韓山元幾個月前發現罹癌，一直住院。上周病情已經穩定，不料出院之後摔傷，突然逝世。
韓山元的長女，繼承父親衣缽的韓詠梅，在給報社同事的電郵說：“父親今天上午11時25分鍾往生了，他走得很安詳。他一生在新聞界打拼，從知識報、民報、快報、晚報、早報，在報館度留下了最重要的人生印迹。最後的日子裏他還說：‘下輩子還要做記者’。他讓我覺得我們的工作很有意義。詠紅（編者注：詠梅的妹妹，也是報社幹將）和我謝謝大家這段時間的關心。”
▲韓山元訃告
韓氏一門數傑，都是新加坡文化界的名人。弟弟韓勞達是本地戲劇界泰鬥，1990年新加坡文化獎得主。兩個女兒都在《聯合早報》高層，大女兒韓詠梅是華文媒體集團數碼總編輯兼《聯合早報》副總編輯，小女兒韓詠紅是《聯合早報》中國組主任，曾擔任駐北京特派員，2011年獲通商中國青年獎。
▲韓詠紅（右）手捧獎杯，和父親、母親及姐姐在一起
根據文友“來了友賞”記載，韓山元祖籍海南文昌市，1942年6月1日生于馬來半島的柔佛州古來的膠林。1946年南來新加坡定居。1949年隨母親回海南島，在鄉下念小學。有一回在勞動時被同學誤傷，身體非常虛弱。1951年返新加坡。1955年畢業于公教中學附小，1962年畢業于中正中學高中部。1963年2月2日，在政府的大逮捕行動中，身爲學生領袖之一的他躲入一處農村，而成功逃脫。
從1968年起，韓山元服務于本地華文報業三十多年，人稱“山叔”。他曾任《知識報》、《民報》編輯兼記者；1983年起任《聯合晚報》編輯兼記者，後任副刊部代主任；1996年年中調到《聯合早報》任執行級記者兼編輯。
▲去年7月，他還在饒有興味講古
2004年5月底，韓山元退而不休，繼續活躍于文教界，對新加坡文史作了不少研究，也經常率團到各個曆史重地作文史介紹，對文史的普及作出相當大的貢獻。
韓山元走過的歲月，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誕生在1940年代，成長在1950年代，戰鬥在1960年代，迷茫在1970年代，反思在1980年代，重新上路在1990年代。”
▲韓山元接受央視記者采訪
韓山元值得寫的東西相當多。篇幅所限，本文略舉國立台灣大學李小燕2012年3月9日在新加坡海南會館會議室對韓山元的采訪爲例：
關于日本侵略軍
韓山元口述：1945年，舉家搬來新加坡。當時，太平洋戰爭已結束。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8日，新加坡宣布戰爭正式結束。我們全家來新加坡謀生。我還記得在新山過關時，過新柔長堤時，有好多日本兵守在檢查關卡。有個日本兵把我抱過去逗我玩，然後揮手讓我母親走。我母親嚇壞了，哭起來，以爲日本兵要抱走我。然後，日本兵就把我交回給我母親。我當時3歲，對這件事有記憶。
說到日本，我有好多要說。我的一個叔叔和我的奶奶在海南被日本人殺死。我的二叔參加抗日遊擊隊，瓊崖縱隊，因爲腳腐爛，從山林中回到家裏，風聲走漏，被日本人知道，把二叔抓去。在小鎮集市上，將二叔綁在一棵樹上，用刺刀將二叔一刀一刀刺死。奶奶看到，奮不顧身去救二叔，被日本兵用槍柄打倒在地，奶奶又起來去救，日本人拳打腳踢，活活將老人打死。日本人還不讓收屍，將屍體隨便抛到荒地野。所以二叔和奶奶的屍體找不到，也沒有墳墓。我的父母親知道後很難過，多年後一直打聽奶奶和二叔埋葬的地方，但打聽不到。當年日本人做了許多壞事，但我認爲不應該由現在的日本人來負責。我不主張複仇主義，不能忘記仇恨，日期本人要抹殺過去犯的罪過，絕對不能原諒。但不能報複在日本人民身上。美國丟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的行爲是不應該的。當時，日本已是強驽之末，不丟原子彈日本也是會戰敗投降的。美國是個自私的國家民族，美國是爲子試驗原子彈的威力。後來炸廣島的飛機師瘋掉了。
我的姐姐是間接被日本人害死，家中有三人死于日本人的鐵蹄下。我對日本這個民族有興趣研究。我看了弗洛伊德的理論，弗洛伊德說，人有人性和獸性。我們沒有那麽野蠻，是人性壓倒獸性。爲什麽有些人會做出沒有人性的行爲，那是獸性壓倒了人性，人性顯露時，他就會後悔。每個人都有人性和獸性。日本兵也是這樣，有獸性的一面，但在母樣妻子眼裏是好人。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就是獸性。武士道精神不尊重生命。日本人不在乎生命的長度，而是重視生命的光輝燦爛。日本人喜歡櫻花，櫻花燦爛而生命短暫。櫻花最美是凋謝時。日本人對死亡很崇拜，不太珍惜生命。川端康成拿到諾貝爾獎後就自殺了。《羅生門》的作者芥川龍之介也是自殺而死。日本是個充滿憂患的民族、悲劇性的民族。日本天災多，地震、海嘯、火山爆發時常發生。日本沒什麽喜劇，日本人不會講笑話。日本人重視生命的燦爛輝煌。何田美穗是我認識的日本女孩，在中國讀過書，後來新加坡國立大學讀博士。嫁給中國人，丈夫是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我講我的家人被日本兵殺死，她一直哭，道歉。
關于新加坡教育
韓山元口述：我對于新加坡的教育有很大的意見。新加坡政府長期以來忽略人文教育，不太重視新加坡人的文化素養培養。表現在很多方面，包括不重視曆史學習。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加坡人是史盲。曆史課有段時期在中小學沒有開設。即使有開設，讀了也不用考或者是可考可不考。因爲不是必考，新加坡學生功課壓力這麽大，有多少人會花時間去讀？新加坡人十分缺乏曆史知識。
舉個例子：前不久，一批新加坡電腦專家去中國上海開會，會議期間有個空檔，專家們到南京參觀，參觀中山陵，導遊講中山陵是紀念孫中山的。有新加坡專家問：誰是孫中山？中國專家回答說：孫中山就是孫逸仙。新加坡專家問：爲什麽把孫逸仙的名字改爲孫中山，是什麽時侯改的？爲什麽要改？然後又說：中山陵地方這麽大，就紀念孫中山一個人，是不是太浪費了？
再舉個例子：我在教課的時侯，問學生新加坡的曆史有多久。有學生回答說：自萊佛士到新加坡，100多年吧。我說：難道萊佛士沒來之前，新加坡沒有曆史？因爲忽略了人文教育，新加坡培養出來的人才不是綜合性人才，只有行政官僚，技術官僚，是無知無識的知識分子。新加坡的部長文化素養也不是很高的。袋裏有錢，家中無書。不少知識分子家裏沒有書房，新加坡政府不重視人文素養的培養，現在才開始有一點點開始重視起來。
新加坡的雙語教育不是真正的雙語教育，而是向英文傾斜。一般學生大學畢業出來，只懂英文，中文講不通，中文沒有文化含量，鬧出笑話來。我遇到一個賣電腦的經理，我和他談起中國有個城市叫廈門，他卻問：有下門，那上門在哪裏呢？另一個人知道廈門是AMOY，問我廈門是不是福建的省會。有一次我說中國有清華複旦，有個學生反問我什麽是“青蛙孵蛋”。還有一次，新加坡人去中國參觀大雄寶殿，問道：這個廟怎麽會養大熊呢？所以，新加坡的華文沒有文化含量。中小學讀華文，初級學院、大學就不讀了。新加坡華文教育確實存在嚴重的問題。
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
韓山元口述：我個人覺新加坡政府有一個目的，有意識地保留華族文化傳統，不要讓新加坡太過西化。如新加坡太過西化，就會要求新加坡學習西方民主，引進西方的民主模式，認爲新加坡應有強大的反對黨，要求輪流執政，威脅人民行動黨的地位。行動黨不想看到這種局面出現，所以讓新加坡有限度地接受西方文明，加強東方文化的熏陶。
我對行動黨並不反感。但人有一處慣性思維，執政太久就認爲永遠執政是理所當然。打個比方，一個人在社團服務，社團的汽車一直由他駕駛，每天用來載小孩、老婆，久而久之，不自覺的就認爲這輛車是自己的，有一天公家拿回去，這個人就不很甘願。人民行動黨潛意識中有家長制概念，家長制是東方的政治傳統，家長應該做個像樣、負責任的好家長，行動黨做到了這一點。但如果當自己是家長，就自然認爲家長是不能換的，不甘願將政權交出來。行動黨的思維邏輯是這樣的。原則上，政府不是家長，當政府可以換掉時，這個政府執政就會更小心。家長和政府不應當作同一概念。
願山叔一路走好！
韓山元文章選讀：
《我們有雙語優勢嗎？》（發表于2012年3月17日《聯合早報》言論版交流站）
常常聽人說：新加坡有雙語優勢，但是現實生活告訴我們，新加坡實際上是“單語強勢”的社會，真正通曉雙語的人其實很少，精通雙語的人才更是難求。
很多華人會講華語，但那是日常生活會用到的簡單華語，到小販中心點食物、咖啡店叫茶用得上，但是談論國家大事、民生或人文曆史的話題。很多受過中等或以上教育的華人就很難用華語表達，換言之，他們的華語是文化含量很低的“巴刹華語”。
最近發生了好多事件，一再告訴我們，新加坡的雙語水平是一高一低，高者並不高到哪裏去，低者則低到詞不達意，不知所雲，讓人啼笑皆非。
馬林百列市鎮會日前在烏美1道第319座組屋升降機旁，張貼了一張中英文告示，提醒寵物主人要清理寵物在公共場所留下的排泄物。這張告示的中文有漏字和語句不通等。短短兩行字，錯誤竟達10處。這張告示海報從制作、印刷到張貼，過了一關又一關，竟然沒有人看出那麽明顯的疏漏和錯誤，難道馬林百列市鎮會的人都是華文的文盲？他們沒有接受過雙語教育嗎？
再說說近年來華人社團爲了自我更新，引進了一些專業人士當理事，他們講方言與華語都是“詞不夠用”，講三兩句就“死火”，只好轉換“波道”，改用英語。我知道，有個會館的理事會開會，竟然以英語爲“第一語文”，有些理事幾乎是完全不會講華語。他們在學校不是有學華文的嗎？
新加坡越來越多工商企業，明明是華人開辦經營的，卻沒有華文名，我接觸過這樣的只有英文名的公司的老板，問他爲什麽沒有華文名？回答竟然是“有個華文名就顯得土裏土氣。”的確，很多沒有華文名的公司照樣賺錢發財。我認識幾個來自中國的商人，他們的公司都只有英文名，沒有中文名，我問他們爲什麽？回答是“入鄉隨俗”。這些公司的老板和執行人員的名片，全都把華文“驅逐”，只見橫行的“豆芽”，不見“方塊”。
許多原來在傳統華校（從小學到中學）接受母語教育的成功人士，到了社會上工作、經商或當官之後，就自廢華文“武功”，華語還能講，華文文章不能寫。我曾參加過母校公教中學校友會紀念特刊的編撰工作，征稿時收到很多公教中學高中畢業的校友，有在軍界、警界、商界、各政府部門擔任高級職務的學弟，寫來的是英文稿，問他們爲什麽不用華文，回答是：華文寫不出來了。
學了12年華文，最後是將華文荒廢，這是不是一種教育的耗損呢？能全怪這些棄華文不用的成功人士嗎？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他們離開學校也就離開華文，在工作中幾乎完全用不到華文，十幾二十年下來，華文早已經“生鏽”，不能再用了。
他們的子女看到老爸老媽棄華文不用（因爲沒有用的必要），能看得起華文嗎？他們願意步老爸老媽的後塵嗎？我的一名老同學說：“我也希望孩子能掌握華文，極力鼓勵他們學好華文，他們問我一句話：學了華文將來像你一樣把它丟掉，學來做什麽？我啞口無言了。”
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現實問題，我不能不擔心，我們只是抽象強調華文重要，但是具體做法上則是華文可有可無。如果這個局面沒有扭轉，我們哪有什麽雙語優勢？
雙語政策絕對是好，建立雙語優勢完全有必要，但將雙語政策落實到行動中最重要。雙語教育的成功不僅僅是看學生在學校學習雙語的成績如何，更看學生離開學校之後有沒有繼續使用雙語，如果在學校學雙語，離開學校就變成單語者，雙語教育的成功就要大大打折扣了。
雙語政策尚未成功，國人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