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近日就新加坡的譯名標准化作了一系列討論。筆者的主業是早期漢譯佛教文獻，並把翻譯英文專著當成一項工作，所以也略知一點譯名統一問題的甘苦。
誠如廖建裕先生（在“華文譯名以什麽作爲標准”一文）所言，外文術語到底是要音譯還是意譯，如是音譯又要按何種語言來轉寫，並且到底應以哪一處華人聚居地的譯名來作標准，這些都需要討論。
莊永康先生（所著“譯名裝載著人文記憶”）則指出，譯名需要有文化內涵，不能都是簡單的直接音寫。我們還知道，譯名需注意名從主便與約定俗成的規律。
這也就是黃德端先生看到有些本地已經習用了的譯名，被重新翻譯後不舒服的原因，所以他寫了一篇~~華文譯名規範應“有所不爲”。
但幾位先生所談似仍有未竟之處。如廖先生提到的“峇”，倒並不完全是“因爲漢語中的‘峇’不能規範”。其實“峇”字在漢文中並非是特別的冷僻字，在北宋的《集韻》之中就有收，只是其注音爲“渴合切”，即發音爲“溘”（kè）。
▲土生華人中的男性通常稱峇峇（ baba）；女性：娘惹（nyonya ）
另據方言學家考證，此字在不少南方方言中讀“巴”，而這是古音轉的遺存，古韻書缺載了而已。所以東南亞地名中多用此字，也就並不奇怪了，只不過在以北方官話爲藍本的普通話中，用得較少而已。
譯名問題說到底其實是某一特定地域，比如新加坡或中國大陸的語言標准化的問題。由于不同地方所采用的標准不同，再加上港澳台及東南亞華人各地區所使用的漢語本身即有差別，譯名的混亂自是難免。
比如一個簡單的motorcycle，在本地舊稱摩哆西卡或摩哆，現在多稱電單車；在中國大陸叫摩托車；到了台灣則主要稱爲機車。而且即使在一地，也會有不同的譯法，在專有名詞之中就更是讓人無所適從了。
▲說的是我嗎？
這種情況並非新加坡獨有，而且並非只是在英譯漢時存在。舉個例子，不久前上海市政府公布了《上海道路名稱音譯導則》，就是爲了規範當地混亂的道路名漢譯英的問題。早在1967年，聯合國就要求各國、各地區在國際交往中，地名翻譯都使用單一的規範羅馬字母拼寫，故而中國在1999年推出了《地名標志牌城鄉標准》。
所以我們看到，術語翻譯問題的關鍵，是政府部門做出的規範性引導。在這方面，中國可能是做得最好的。據我所知，不僅有各種地名、人名與專有名詞的專用詞典，還有中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等來對之規範。
我們的芳鄰在2004年，也成立了“馬來西亞華語規範理事會”，其中有一個小組專門來處理譯語規範化的問題。在碰到譯名與中國大陸這個華人最大聚居區有沖突的情況時，馬國采取了一種既務實又有原則的做法，就是首先保留了大量具有本地特點的譯語，如阿都拉（阿蔔杜拉）、納吉（納吉布）、令吉（林吉特）、紐西蘭（新西蘭）。
▲嗨~~納吉、納吉布說的都是我！
在很多其他方面，比如中東的人名，馬國基本采取了中國大陸的譯法。從這些例子之中，我們都可以知道譯名說到底還是一個規範化的問題，至于規範的標准則既應該保留地方特色，又要注意與外界尤其是人口衆多，並且是漢語原生地的中國大陸保持一定的統一性。
新加坡是否也有自己的標准呢？當然也是有的，這就是曾經隸屬于新加坡文化部旗下的“華文譯名統一委員會”。早在1979年它就頒布了《新加坡地理名稱統一華文譯名》，到了1993年又頒布了《新加坡政府部門職銜標准華文譯名》。這些都爲新加坡的翻譯標准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到了2015年初，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還特意成立了全國翻譯委員會，現任主席是徐芳達先生。委員會的首任主席沈穎女士，在一次受訪時就提出，希望通過這個多元平台來推廣各級政府部門的實踐准則，以此來提高本地的翻譯水平。
▲擁有翻譯研究生文憑的沈穎演唱《小城故事》
我雖然並不清楚這一委員會的具體議事日程，但我猜想，也希望它能夠同時承擔起本地各語種譯名統一與規範化的相關職責。至于真正解決本地譯語規範化的終極之道，還是要寄希望于在未來，能夠在各個華人地區形成一個共同承認的標准。而要如此，則只能靠各地相關規範化部門的通力協作了。
（感謝作者紀赟授權新加坡眼發布）
“本文原標題爲《新加坡的譯名標准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