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今天的日本旅遊大熱，100多年前，清末也有一股中國人赴日本的熱潮。都有多少人去了日本，他們對日本的印象又是如何呢？且看喵腿君來爲大家扒一扒。
中國與日本隔海相鄰，淵源極深。千年以來，日本在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上，都深受中國影響。唐朝時，日本派遣唐使學習唐朝規章制度，文化禮儀，並按照唐章建立起國家各種規範制度。在唐詩中經常出現的僧人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著名的遣唐使，官至秘書監，這位置恐怕相當于今日國家檔案局局長了。唐末以後，由于日本不再向中國派遣“遣唐使”，官方交往很少。
▲日本國寶，奈良正倉院藏唐琴，金銀平文琴
清朝和日本江戶幕府成立後，由于日本認爲中國“由夏變夷”，再加之兩國都實行了閉關鎖國的策略，往來幾斷。清朝對于日本國的了解還停留在《三國志·魏志》中的《倭人傳》中的那個東夷島國。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脫亞入歐”，從文化和政治制度上全面學習西方，國力崛起，獲得了巨大的成功。1894年，甲午海戰慘敗，號稱亞洲第一鋼鐵艦隊的大清海軍幾乎不存，《馬關條約》的奇恥大辱才讓清朝政府意識到日本已經不再是那個蕞爾小國，而是國力軍事均強大的近代國家。梁啓超述此心態道：“日本古之彈丸，而今之雄國也。三十年間，以禍爲福，以弱爲強，一舉而奪琉球，再舉而割台灣，此士學子酣睡未起，挢口縴舌，莫知其由，放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 。”
1877年，清末大詩人黃遵憲作爲清政府駐日本使館參贊，在日本呆了四年。在此四年中，他感受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國家的變化，“進步之速，爲古今萬國所未有”。他提出，中國若富強抵禦外侮，遠法歐美，不如近學日本。黃遵憲還在日本發現，日本人研究中國的著作汗牛充棟，而中國人對日本卻知者寥寥。他感慨道：“日本士大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大夫好談古義，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僅與我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若之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
▲黃遵憲
有感于清政府和知識界對日本的無知與偏見，他開始潛心研究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家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曆史文化、政治典章、軍事編制、教育制度等等，搜羅資料，不厭求祥，立志編撰一部幫助中國人了解當時日本的書，這就是《日本國志》。《日本國志》中，黃遵憲十分重視搜集數據，他將許多數據制成表格，方便閱覽，涉及日本國計民生多方面，詳細者甚至有如日本的“礦産分布”、“燈台燈船浮標礁標表”等，至今仍有很高的史料和研究價值。
1895年，黃遵憲的40卷《日本國志》正式出版，正逢甲午敗後人們急切地想了解日本卻無籍可考，一經刊印便大爲流行。書中介紹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就，肯定日本學習西方的模式，他通過對日本明治維新的考察，認爲中國變強的出路只有變從西法。可惜此書刊行太晚，黃遵憲多年好友袁昶在馬關條約簽署後見到黃就說，這部書如果早一點刊行流布，可以省去戰敗輸銀二萬萬兩!
《日本國志》在維新派中産生很大影響力。光緒帝點名翁同龢要讀此書，而康有爲論變法的奏稿以及被當做維新藍圖的《日本變政考》一文，很多內容和論點取自此書。
甲午海戰給了清廷很大的刺激。既然“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洋務運動”已經宣告失敗，敗給全面學習西方後的日本，有識之士這才意識到“西方之法”的重要性。中國變得貧弱，就在于守舊自大，固步自封。以康、梁爲首的維新派主張“不妨以強敵爲師資”，變法圖強，一時間，維新派人人都在談日本，個個推崇明治維新。了解日本、向日本學習是時勢所趨。
1896年，由清政府派遣的13名中國留學生抵達日本。這批留學生年齡從13歲到32歲不等，均經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考試選拔，是人中翹楚。中日之間學習的角色就此互換，舉國上下興起了一股去日本的熱潮。
“學子互相約齊一聲向右轉，齊步辭別國內學堂，買舟東區。不遠千裏，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湧來。每遇赴日便船，必先搶搭，船船滿座。……總之，分秒必爭，務求早日抵達東京。”目睹過這一盛況的日本人青柳笃恒曾這樣描述。
自1896年首批留學生赴日以來，留學生人數逐年增加。至1899年各省督撫選派留學生已達100多名。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二人的子弟也跟隨至日本，大部分成爲日本留學生。1903年廢除科舉制後，來日留學生又激增。1903年就有1300余人，其中學文科1100余人，武科200余人。而1904年，據當時清政府統計有2406人，其中湖南、湖北、四川、江蘇四省人數最多。1905至1906年期間，數量達到了巅峰。僅1906年一年，清朝留學生在東京的人數，就達8600余名。留學生不獨是男子，女子也離家跨海求學，1907年，僅東京一處，便有100多名女子留學生。留學生中自費者十分多，梁啓超就曾說：“……東京現時留學生數百人中，由官費者不過強半耳，其余則自備資斧……”。日本政府出于增加日本影響力，以及在留學生中培養親日勢力的打算，試圖以華治華，對于留學事業也大力支持，專門派人管理、編撰教材、興建校舍，如弘文學院院長就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納治五郎。這一段時期，可以稱作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蜜月期。
1904年，魯迅與日本東京留學的紹興籍學生合影。左起：陳儀、許壽裳、魯迅、邵文镕
粗略估計，從1898年至1911年間，至少有2.5萬名學生跨越東海到日本，尋求現代教育，爲史上空前。這批留學生中，以學法政、醫科的居多。特別是法政類人數名列首位，隨便列幾個都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如周恩來、李大钊、陳獨秀、蔣介石、黃興等。這批留學生大致分爲以下幾類：
1）速成生。分師範和政法兩種，占留日學生的60%；
2）普通生。相當日本中小學程度，占留日學生的30%；
3）陸軍生。他們多數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接受初級教育。民國以後我國的軍界人士，多數是從這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第一期至第三十期，共有676名中國留學生畢業；其中僅第六期就有198人。蔣介石是第十期畢業生；
4）海軍生。這類學生最少，因爲日本根本不願意爲中國培養海軍人才。1906至1909年，在商船學校入讀的共有135人，最終只有8人畢業。
5）特約生。這些學生是准備進入日本高等學院求學的，自1907年起，每年有165名，實際上，留學生中進入專門學校的只占留日學生總數的3-4%，而真正進入大學的，只占留日學生的1%。
▲數據來源：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留日學生之多，質素也良莠不齊，不乏纨绔浪蕩子弟只是整日吃喝嫖賭、遊山玩水，招來認真學習的留學生反感，魯迅便是決意離開胡混學生居多的東京而只身去仙台求學的。但混子只是少數，多數留學生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注重自身修習，受到日本人影響，從不高聲談笑，對自身的衛生形象也非常在意。在日多年的留學生，多半養成了日式的生活習慣。
留日學生大量翻譯並出版大量日文西方經典學術書籍。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如我們隨口就來的“經濟”、“金融”、“革命”、“文化”、“文學”、“藝術”、“破産”、“電話”、“警察”、“雜志”、“心理學”等等，都是日本人根據西文創造的意譯漢字詞彙。因爲法政和醫科留學生數量多，所翻譯文獻也多，至今，我們政法文化和醫學領域的日本漢字詞彙特別多。今日遊客到日本，目中所及的“服務”、“政府”、“俱樂部”等等並非日本學自我國，而是日本的舶來品。
清末的留日學生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其曆史作用是巨大的。辛亥革命的先驅，大多數是留日學生，而中華民國成立後，不但在政治制度、 行政機構等方面仿效日本，而且在人事上，最初也是以留日學生占優勢。
舊時士人，都有寫遊記的習慣，到異國他鄉，更是要記錄域外風情，心得體會。
1879年春夏之交，王韬遊曆日本百日，寫下遊記《扶桑遊記》。遊記中大多記錄與日本友人狎妓飲酒的“賞心樂事”。但自甲午之敗，馬關之辱後，去日本的中國名人都沒有這樣的好興致了。
清末台灣商人李春生，1896年率家族晚輩共8人訪問日本，曾在東京淺草觀劇，劇目是中日甲午之戰，演到中國慘敗時，日本觀衆紛紛鼓掌，惟李春生掩面低首、痛徹心扉，身爲中國人的驕傲一掃而空。此事記錄在他的遊記《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中。
就在在清末留日大熱之際，中國官民也掀起了一股去日本考察、遊曆的熱潮，人數是留學生的數倍。考察內容主要集中于軍事、內政、教育、農工商等方面。清末“新政”之後，赴日者更是趨之若鹜。僅1905年6月起的四個月之內，僅直隸省就先後分四批派了200多人赴日考察。從1903年到1904年，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天津知府淩福彭就曾3次赴日考察。很多官員學者甚至自掏荷包出遊日本，他們將考察學習、考察成果多寫成遊記心得成書出版，現在知道的就有100多部。
與甲午前晚清東遊人士留下的遊記不同，這些遊記裏，雖不乏遊山玩水、泛泛而談之作，但更多的是數據、資料的收集采撷，與“遊記”相比，更像是資料整理和百科全書。這批官員到日本考察，買得最多的可不是今日流行的藥妝，而是一箱一箱的書籍。至清末以降，有識之士皆知憲政新政的重要性，但究竟怎麽改，具體在實業制度上怎麽落實，全無章法，日本無疑是最好的老師，所以，考察者均想法設法多搜羅資料，對日本維新以來的國家制度加以研究。如1901年羅振玉以江楚編譯局襄辦的身份赴日考察，時間僅一月余，羅在書店的時間就有10多天；1908年，盛宣懷爲考察日本制鐵所等廠礦，在日本短短3月就購得各類書籍近2000冊。還有一些官員對于我國散落在日本漢籍佚書，極其重視，往往不吝用古泉印章加價置換，爲保存這些古籍善本做出了很大貢獻。
這批官員學者去日本，無疑都是帶著一顆愛國救亡之心，是抱著虛心認真，學爲所用的態度的看待日本的一切的，並沒有所謂驕傲、自負的大國文化優越感。
1902年，教育家吳汝綸爲整頓教育，從長崎登岸即開始考察，每天參觀日本學校二、三所，不顧年老體弱，一絲不苟，旁人勸他休息，他說“我爲國家來此，殚精竭慮，不可不敦促自己！”回國後，又寫《東遊從錄》四卷付梓。
廣東人黃璟1902年奉袁世凱之派考察日本農務。一入日本，就覺得日本學校遍布、鐵軌如織、田野如畫、男女皆勤快辛勞。“古所謂野無曠土、國無遊民者，不圖得于今日遇之。”日本在黃璟眼裏仿佛桃源一般，盡善盡美了，他認爲若中國能學習日本便可走向富強。他每到一地，細心考察，虛心求教，並索取良種和標本，由日本經驗深感科學育農的重要性。回國後，亦將見聞寫成《遊曆日本考察農務記》，上呈朝廷，望清廷重視農業知識。
大多數官員學者在日本都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他們對此印象深刻，而與日本各界知名人士交流座談之間，多書和詩互贈，深得日本人尊重和喜歡。
所以這股考察熱的結果是，清末“新政”基本上是照搬日本，依樣畫葫蘆。以教育爲例，不僅是大量日本教習占據了中國各級各類學校的講壇，而且整個新式教育體系、 教育制度，都是日本式的。
由于日本對中國唐宋文化禮儀繼承有道，盡管身處異國，留學生還是覺得日本文化有天然的親近感。周作人就說：“我們在日本的感覺，一半是異域，一半卻是古昔，而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異域的，所以不是夢幻似地空假……”。
相對于文化隔閡，留學生最不適應的，還是飲食起居問題。湖南人黃尊三1905年赴日本留學，1906年進入早稻田大學預科學習，彼時早稻田大學已經有7、800中國人入讀。他剛到日本就覺得日本飲食不合胃口，作爲嗜辣的湖南人，日本料理對他而言實在寡味而量小，在日本待的第五年才在日本友人的勸說下吃了一片生魚片。
郁達夫也說：“無論哪一個中國人，初到日本的幾個月中間，最感覺到苦痛的，當是飲食起居的不便。房子是那麽矮小的，睡覺是在鋪地的席子上睡的，擺在四腳高盤裏的菜蔬，不是一塊燒魚，就是幾塊同木片似的牛蒡。”
不過，經過一段時間，便也能適應。郁達夫又說：“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滯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則這島國的粗茶淡飯，變得件件都足懷戀；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麗，精神的飽滿，秩序的整然。”他還說：“記得有一年在上海生病，忽而想起了學生時代在日本吃過的早餐醬湯的風味；教醫院廚子去做來吃，做了幾次，總做不像，後來終于上一位日本友人的家裏去要了些來，從此胃口就日漸開了；這雖是我個人的生活的一端，但也可以看出日本的那一種簡易生活的耐人尋味的地方。”與郁達夫一樣，留學生普遍認爲日本人禮讓、簡樸、耐勞、嚴肅，生活上認真努力，值得國人學習，但也意識到這和日本的國家宗教信仰和武士道精神休戚相關。
留學生還注意到日本人能欣賞巧妙玲珑之美。一些人認爲日本文化中的和歌俳句、日本料理、插花茶道的那種精致單純的美感，甚至出于中國之上。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中就多次作詩稱贊日本茶道與和歌。
日本人善于取他家之長，融化于自身的文化中。胡行之就認爲日本人貴在能“化”，而我國則徒有“文”，缺少將文化制度化的沉澱。“否則雖有文而不能化，他人日進千裏，我則望塵莫及，亦只望洋興歎而已矣。”
可是，在留日學生裏，對日本印象好的人卻不多，很多人絕口不提日本，回國之後發誓絕不蹈入東瀛一步，甚至還變成了抗日的急先鋒。
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甲午海戰、日俄戰爭後，受日本政客影響，普通日本人對于中國的態度變得很輕蔑。日本人短短幾十年一躍入歐美列強梯隊，民族自信大增，普通人亦渾身上下充滿了優越感。日本人稱中國爲“支那”、中國人爲“支那人”的很多，而日本婦孺嘲笑留學生的辮子“豬尾巴”，留學生普遍十分反感。日本表面上重視留學生，實際上限制留學生，針對留學生的政策性歧視也讓留學生相當不滿。
1902年赴日留學的魯迅，對于日本的回憶，除《藤野先生》一文再無其他。除了藤野先生的尊重關照之外值得紀念之外，令魯迅受刺激的還是日本同學的諷刺排擠，而觀看“日俄戰爭”幻燈片的體驗更是讓他覺得羞憤，是他棄醫從文的直接起因之一。後來藤野回憶起此段也說，日本學生會對魯迅白眼相待。
郁達夫談起日本，態度複雜。他一方面欣賞日本人民簡樸勤勞的特質，另一方面也憤喟于日本人對中國人的低視，他感歎說：”是在日本，我開始看清了我們中國在世界競爭場裏所處的地位；是在日本，我開始明白了近代科學——不問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偉大與精湛；是在日本，我早就覺悟到了今後中國的運命，與夫四萬五千萬同胞不得不受的煉獄的曆程”。
中國留學生這時候的民族自信心可謂低到谷底，在日常生活中處處要忍受日本人輕侮。民國以後，日本人對中國人輕蔑更加厲害。1922年荒川五郎在議會中提及這個現象，也承認道：“負笈東來之留學生……將來前途皆未可限量者，惟我輩日本人平素對彼等之待遇，實多值得遺憾。連宿舍之女傭及商店之夥計，亦持冷罵冷笑態度。……是以彼等學成歸國之後，殆成排日之急先鋒，是亦不得已者也。”
辛亥革命以後，許多關心祖國命運的留日學生，爭相回國，留日人數驟減，只剩1千余人。庚子賠款的設立，使歐美留學更受到國民青睐。民國成立後，中國也改變了單純模仿日本的做法；另一方面，日俄戰爭、二十一條、巴黎和會、五四運動之後，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步暴露，激起國人強烈的反日情緒。留學日本的熱潮，至此不再。
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爆發和愈來愈險惡的侵略嘴臉，中國人面對日本的態度從學習走向警惕和提防。
日本通，國民黨元老，14歲就赴日留學的戴季陶在1927年寫下《日本論》一書。戴季陶的《日本論》是根據日本曆史的發展，是從皇權神授思想、武士道精神、明治維新成功的因素及形成帝國主義的過程，作了精辟的分析。尤其他撰寫《日本論》的1927年，正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日本眼看中國即將統一，幾次想用軍事挑釁來阻止中國的統一，此時正是田中義一當權時代，戴季陶對田中義一作了嚴厲的批評。在他批評中亦寓意于喚醒國人的“信仰力”與“自信力”。
▲戴季陶
《日本論》中對日本的民族性有著比較深刻而客觀的剖析。戴季陶雖然推崇明治維新，同時也認識到，即使日本處處像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但在政治思想層面，仍然是前現代化的，皇權神授的封建思想經曆明治維新反而進一步鞏固了，這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日本後來發生的一切，也證實了戴季陶的判斷。
戴季陶進一步梳理了維新運動的來龍去脈，他認爲日本當時統治階級的形成，實際上是武士和商人的結合，成爲了新一代軍閥和官僚。他指出，談論日本的政治和民族特性，離不開“武士道”。戴季陶提醒人們注意，封建制度下的武士階級是維新成功的主要動力，明治維新的成功，實質上與德川三百年間武士階層的壯大密切分不開。武士道過去只是封建宗主家系制度下的産物，並沒有特別高遠的精神理想，但明治時代，武士道精神信仰化，與維新精神相結合，成爲維新政治之基礎。封建神權思想、武士階層的影響與武士道精神必然導致日本走向軍國主義，走向無回頭之路的擴張侵略。因此日本的外交方針、財政方針、教育方針，皆以國防計劃爲基本；外交成爲軍事交際，財政成爲軍需，教育成爲軍事訓育。日本針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已昭然若揭，這就是所謂“蠍型政策”：以台灣爲蠍尾，想以此窺伺華中、華南到東南亞，獲得旅順、大連，把遼東半島成爲它的蠍螯之一，再取青島，將山東半島成爲另一蠍螯。日本使用這兩螯控制渤海灣，由滿蒙而華北，次第完成其“蠍型政策”的計劃。
戴季陶也承認，武士道精神的浸潤使日本民族具有上進心和自信力。“我們看到日本人信仰生活的熱烈和真切，便曉得它這一個民族，真是生氣勃勃正在不斷地向上發展的。”中國人的信神拜佛普遍爲利益，而日本人的信神卻可以舍棄生命，是“絕對”的。這種絕對信仰所帶來的精神力量，正是中國人普遍所缺乏的。
而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不外乎兩件事——“複仇”與“自殺”。戴季陶對自殺並不贊同，但他還是認爲自殺最最表現日本人的特性，特別是切腹自殺，是信仰力在生命中最後的貫徹。戴季陶呼籲國人要恢複自信，將思想變爲信仰。這種思想，戴季陶希望就是“三民主義”。
戴季陶對于日本人的審美程度也多加贊賞。“日本人的藝術生活，是真實的。它能夠在藝術裏面，體現出真實而不虛僞的生命來”、“日本的審美程度，在諸國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雖然日本人審美情緒豐富，對于自然美有著特別想象力和創造力，但他也一眼看出，日本人的美學裏缺乏偉大和崇高。這與狹隘的島國特性分不開，而日本人氣量狹小，目光短視，也是典型的島國性格。戴季陶認爲，喜歡美，追求美，才會讓社會進步，中國過去一味講究修身養性，而忽視了對美的追求，並不可取。
《日本論》是戴季陶在中日之間的沖突發展到尖銳化的1928年所發生的濟南事件的前夕撰寫的。台灣學者黃福慶總結：“戴季陶也像孫中山先生一樣，對日本的期待甚爲殷切，而且對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中所表現的那種日本民族的信念及精神，極表敬佩。但是對于已經軍國主義化的日本神權思想及具侵略性的日本大陸政策的野心，在極端憤怒中，嚴加痛斥。他對于日本軍國主義的批評，成爲日後中國民族抗拒日本的重要典據，對整個中國人的日本觀，帶來莫大的影響。”
戴季陶的《日本論》前後被7位譯者譯成日文，出版多達12次，由此可知日本人對其重視程度之高。究其原因，是他們認爲在曆史上首次出現了中國人將日本作爲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心平氣和且入木三分地對其進行深層剖析評論，故對此驚佩不已。
結語由甲午慘敗而轉向學習日本的趨勢，至五四運動以後已漸漸淡化。而日本侵略中國則步步緊逼，自1925年“五卅慘案”之後，又有“三一八慘案”、“濟南慘案”、直至“九一八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抗日戰爭的帷幕就此拉開，給中國人帶來深重的災難和痛苦。一寸河山一寸血，先烈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了正義的勝利。無論我們在何時何處，都不應該忘了這段曆史。
百多年前的先輩認真研究日本、了解日本民族的特性，在批判中學習，在學習中反思自身，令人敬佩。今人去日本旅遊，除去觀光和買買買，享受旅遊體驗之外，也應從曆史角度了解日本。戴季陶也曾說，中日之間視爲“仇”，不爲“敵”。因爲有淵源糾葛才有仇，要記仇，也要知仇。對待日本的態度不能一邊倒，也不能充耳不聞，一棍子打死，犯民粹主義的幼稚病。眼見不一定爲實，偏信則更加危險，當下，無論以什麽方式了解日本，都應該盡量全面。“師夷長技以制夷”，在今天也不過時，認識和學習他國的長處，需要普通人的共識和決策層的力量。國家的進步，不靠鍵盤俠，唯有身體力行，從我做起。
主要參考資料：
《晚清東遊日記彙編》
戴季陶《日本論》
黃遵憲 《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
實藤惠秀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王曉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郁達夫 《日本的文化與生活》
周作人 《日本的衣食住》
胡行之 《印象中的日本》
黃福慶《論中國人的日本觀——以戴季陶的<日本論>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