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家庭財富總值，在去年達到了1.1萬億美元的高位，即使經濟放緩，今年平均新加坡成人財富仍有27萬7000美元，居全球第七，實是可喜的成就。但是我們不應忘記全球自由貿易，在高速前進了30年後，正遇到前所未有的頂頭風。
我在月初《保守主義的勝利與全球化的潰敗》一文中指出，這是因爲全球化在帶來繁榮的同時，也造就了另一個惡果，即加深了不少國家內部的利益分化。所以我們面臨著加速全球化並進一步打破貿易壁壘，與各國保守主義的回潮挑戰。
這種態度，在新加坡也同樣能感受到。外來移民對本土居民職位的沖擊，房價高漲與交通壓力的上升，都可以說是這種全球人員與資本流通的副産品。
▲示意圖
新加坡低生育率的現狀，使我們不能不繼續依靠引進外來移民來填補，但對國家整體有利的國策，也需要在微觀上考慮到各階層所承受壓力的不同。精英階層往往容易因爲大而化之的宏觀視野，很難感受到中底層日常瑣碎的直觀感受。
所以以貿易立國的新加坡，自然要堅定地推進貿易全球化，但正如李顯龍總理在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的發言，貿易自由化要創造企業與民衆的雙贏，而其果實也應更均勻地分配。11月24日副總理尚達曼也有類似的表述，認爲新加坡在保持開放立場的同時，應更努力幫助被全球化趨勢邊緣化的群體。除了政府應該扮演再分配的公衆角色之外，本地的富裕階層也應承擔更多的責任。
雖然過去五年，新加坡的貧富差距有所縮小，但基尼系數依然偏高。依據今年9月份人力部長林瑞生在國會回答質詢時的資料，新加坡收入最低的20%，其收入增長依然落後于中位數。他們對既定政策有所不滿，因而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示意圖：貧富差距
有一點很重要，不同經濟水平的人，對社會動蕩的承受程度是有差異的。窮人可能覺得反正爛命一條，社會再怎麽動蕩也不會差到哪裏；但富人則相對難以承受社會的劇變。這也就是爲什麽富人不僅在道義上有幫助中低階層的義務，而且這種幫助也更符合其長久利益。
全球化貿易與信息時代，讓人類獲得財富的方式有了巨大的改變。像過去要積攢數以億計的財富，可能需要數十年的慢慢積累；而現在的網絡富豪，則可能在創業數年後，公司一上市就跻身于超級有錢人之列。從事傳統産業的，尤其是中下層勞工，則依然遵循過去的財富積累方式。所以那些富人可能覺得，自己的財富全是個人聰明與努力所帶來，卻不知道這其中有很大原因，也是制度設計的結果。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這種機制轉換之中，成爲了命運的寵兒而已。
時至今日，多勞多得的時代已經漸漸過去。代替的是一個知識、教育、金融資本能帶來巨大收益的社會。並且，讓中下層階層更加憤怒的還有一點，就是金融資本逃避繳稅責任的能力，也因全球化而越來越強。也許在過去，人們意識到這種財富分配的差距，到了無法容忍時，就會選擇暴力革命。但今天在民主社會，人們會使用選票來表達自己的憤怒。
無論是政府還是中上階層，都應該對這種民衆的選票壓力存有敬畏之心，而不能全然將之視爲民粹主義的非理性宣泄。值得慶幸的是，新加坡的領導層早在2011年大選之後，就已經意識到了此點，但那些容易視一切成功爲理所當然的富有階層呢？我覺得這還是一個未知數。
（感謝作者紀赟授權新加坡眼發布，原文首發于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