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年癡呆症發病率日益上升的今天，中國是個養老的好地方。
隔三差五的大消息出來，就在人們還沒大回過神來，就會出現反轉，48小時內已經反轉再反轉。別說老年人，年輕人的腦子都得馬達全開才能跟上趟，老年人在這種時代節奏裏，想呆一點都不行啊，分分鍾錯過跻身富一代的機會。
雄安的事兒，到今天，已經被反轉了幾個跟頭。
微信文化圈裏有開始說是第二個曹妃甸的，幾小時後被舉報了。有說是未來中國的華盛頓的，馬上被否了，這不是遷都。也有說是難得一遇的風水寶地，隨即就被高人指出白洋澱的格局，還是太小，要說土脈水脈還是北上深最強。更有人幹脆扔出了七十多個搬遷機構的大名單，然而隨即又有人說這絕對是假的。
那些不混微信文化圈的人，是真沒空聽你們在這裏瞎哔哔，直接就紮著千萬現金奔赴現場。
古人有遺訓：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錯過了深圳，錯過了浦東，錯過了2016的北京，再也不能錯過雄安了。結果，跑那兒一看，除了吃30塊一盤的土豆絲，還真是連袋水泥都買不著了。
全國人民在沸騰中詫異了，中央這究竟是弄啥呢？
這次，咱不談炒房，不談水泥股票，咱談點微信文化圈流行的東西。
終于，有人翻出了梁思成和半個多世紀前的“梁陳方案”。
看，如果當年按照這個思路建，北京今天不至于會像現在這樣攤大餅；看，現在付出代價了吧，要重新修一個首都了。
事實上，梁陳方案並不是完全沒有被采納，大家去公主墳一帶看看各大行政機構和軍區大院，當年梁陳提出的行政中心西遷的想法，早已被實施得七七八八了。
我記得曾看過有人建了模型，對比過蘇聯方案和梁陳方案，經過五十年演變後，到現在的不同人口分布，計算的結果是最終相差無幾，都會呈現城市大幅度外擴的形態。這個模型的算法是按照同樣的城市發展速度和規律，至于當年如果采納了梁陳方案，城市發展的總方針會不會改變，因而影響最終的城市規模……沒人能說得出這個如果。
所以一直來我對“梁陳方案”能解決今天北京大餅問題的觀點持保留意見。五十年代就算采納了他們的方案，在經曆數論破壞性極大的全國性運動之後，在以近二十年的急速生長之後，今天的北京依然還會是張餅。
任何方案都不是萬靈藥，無論多麽優秀、合理、科學的規劃，最終都是需要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持續不間斷的執行下來，才可能真正反映出規劃的精髓。
因此，我個人覺得梁陳方案最有價值的地方，並不是把行政中心建在哪裏，而是對“舊”的尊重和對“宜居概念”的規劃，也就是『古今兼顧新舊兩利』。
錯過了梁陳之後，等北京真正把“宜居”正式、官方地提到城市規劃裏來的時候，已經是2004年了。
換句話說，也就是從一開始就訂好了城市發展的思路，避免後續的野蠻生長。一方面可以保留古迹，另一方面平衡發展城市，在新區裏融合居住、教育和就業，減少跨區交通的發生。
雖說梁系出名門，在輩份上也長了一輩，但真正把『古今兼顧新舊兩利』貫徹到現實中的，卻是出身貧寒，當年給貝聿銘打過工的南洋後生劉太格。
劉太格的求學經曆有點意思。他本來要在文革前夕去北京上中央美院，結果劉媽媽高瞻遠矚，拼死阻攔，說這一去可能就回不來了啊。執行力超強的劉媽媽，爲了勸阻劉太格的北京之行，立即給他找了一所澳洲的大學收他。本科畢業之後，他和梁前輩一樣，去了美國耶魯繼續讀城市規劃，讀完書後進了貝聿銘事務所打工。
新加坡成立之後，劉太格抑制不住內心的雀躍，決定帶著自己的一身真功夫回來祖國大展拳腳。對他來說，對新加坡人來說，都很幸運的是，當時的決策者給了他這個舞台。新加坡在城市規劃方面最被人稱贊的“花園城市”和“居者有其屋”，劉先生功不可沒。
綠化不用多說，出門就有綠色。而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我以爲才是人口高密集度的亞洲城市最應該學習，卻也最難執行的。
新加坡至今仍良性運營著全世界最大比例的公共住房，即以完全可負擔價格向全國85%人口提供可居住的房屋。因爲它們是由政府組織修建的，所以也叫組屋。
這些組屋從選址到具體如何連接公共交通，如果是新區，那麽各種配套如何設計，都在國家城市重建局(相當于規劃局)的規劃之內。
對新加坡人來講，最典型的居住體驗是，無論你住中心地帶九區十區，還是在西郊或者鵝村，一公裏之內有小學，兩公裏之內有圖書館，一趟巴士能抵達購物中心，下雨天不用帶傘，因爲每一棟組屋樓下都有有棚走廊連接到公共交通。所以，苦了搞電商的，在這麽一個購物生活便利的城市國家，那點銷售額完全是在搞過家家啊…
我不是專業人士，沒法系統的回答究竟一個城市做到什麽程度才算是宜居。但是我想，生活方便，交通通暢，出門舒適、安全，弱小、老人都盡可能的被照顧，對媽媽來講，更淺顯的衡量標准就是“適合帶孩子”的地方，應該就叫“宜居”了吧。
其實常常有朋友聊起過這個話題，新加坡作爲一個華人爲主的國家，爲什麽能建設成今天的樣子？
不少人的觀點是，新加坡作爲一個全新的國家，在建成時沒那麽多盤根錯節的關系，相當于是在一片空白上畫出來的。中國沒法做到，不是中國人傻，而是得連根拔起，鏟倒重來的成本太巨大了，也不現實。
雖然我不盡認同，因爲1949年的中國白紙的不能再白紙了，但是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往樂觀的方向考慮，雄安，在領導人的期許當中，或許就是這樣一個沒那麽多根結的地方，既是試驗田，也是烏托邦。
不過，我仍然要潑一瓢冷水。
新加坡的成功並不在于沒有盤根錯節，相反殖民地留下的，馬來亞蘇丹留下的遺老遺少們也不少。當然，也不僅僅在于啓用了劉太格，做出合理的規劃和執行。我認爲最重要的，還是尊重專業人士，尊重客觀規律和科學事實，而不是某一個領導人的個人意志。
劉太格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提到，當年李光耀很重視住房問題，他們常常碰面。即使李光耀和他有不同意見，他也會當面反駁。只要理由足夠充分，李光耀全部都同意了，根本不費勁。因爲李光耀是一個非常理性，非常理性的人。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劉太格曾經參與過中國四十多個項目的規劃設計，照理說，這些城市應該起碼在規劃上和新加坡類似吧。但是很可惜，他自己說，真正能配合他們做到完善的地方政府，比較少。
因此，領導人，規劃方案，執行方式，對建設一個『古今兼顧新舊兩利』的城市來說，三者缺一不可。
當然這一次，政府的決心這麽大，我們不應有任何懷疑。
畢竟，一言堂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現在的決策者應該已經非常理性，非常尊重真理了吧。
（感謝公衆號：這個唧唧歪歪的世界啊 授權新加坡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