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9日，經過與軍方的談判，辛巴威總統穆加貝同意以下台換取家人安全。隨後，津執政黨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解除了穆加貝的黨主席職務，任命前副總統姆南加古瓦為該黨新的領導人。同時，穆加貝被要求於20日中午前辭去總統職位。
關於穆加貝11月15日被津軍方控制的細節，以及津執政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島上此前已有過分析，就不再贅述。可以參考舊文：辛巴威軍方否認政變，那是什麼？
今天我們想談的是穆加貝其人，現年93歲的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津歷來友好，但其實穆加貝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多有批評。在不少專家看來，辛巴威之所以有今日之亂，與其本人激進偏左的民粹主義政經改革有很大關係。
而這一點，在1985年他與鄧小平的會談，以及小平同志的預見中，都可以窺出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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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張維為教授當年任譯員時的現場回憶，有所編輯。
其人
穆加貝1924年2月出生於一個羅馬天主教的農民家庭。念過六年小學和兩年師範，然後就在國內以及尚比亞、加納等國的中、小學任教，前後約20年，其間又在南非念過一段時間的大學。
在加納教書期間，他深受加納開國元勛恩克魯瑪的泛非主義思想的影響，投身於民族解放運動。從1964年到1974年，穆加貝曾被白人統治者投入監獄達十年之久。他重視武裝鬥爭，相信毛澤東的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他所領導的辛巴威非洲民族解放軍，是與羅得西亞白人政權鬥爭的主要力量。在後來解決辛巴威問題的歷次國際談判中，他是態度最強硬的政治人物。
我曾經去過辛巴威兩次，分別是1986年陪李鵬訪問非洲四國時路過哈拉雷，以及1995年參加一次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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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感覺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形勢每況愈下。到了2007年，竟出現了上百萬人生活在飢餓之中。到了2009年，通貨膨脹已經失控，政府不得不發行世界上面額最大的紙幣100萬億津元，貶到最低的時候，100萬億津元也只能買半個麵包。後來辛巴威乾脆放棄了貨幣主權，轉而採用美元、南非蘭特等貨幣。
辛巴威曾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
百萬億元大鈔
辛巴威的困境，乃至不少擺脫殖民統治非洲國家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都來自這麼一個問題：一方面，非洲人民對西方長期奉行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義憤填膺；但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又大都控制在白人手中，這些白人的幾代都生活在這裡，已經把自己看成是當地人了。
因此，辛巴威的土地改革，和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大不一樣。其複雜性在於：白人農場主只占辛巴威人口的1%，但卻控制了辛巴威70%最肥沃的土地，但他們從事的是現代農業，掌握了現代技術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銷售渠道。
穆加貝把白人農場主趕走了，他的老游擊隊員出了一口氣，但這也趕走了那些掌握了現代農業技術和銷售渠道的人。辛巴威現在經濟凋敝，民生艱難。這固然有自然災害、英國的刁難以及西方國家對它的制裁等原因，但其過激的政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防「左」
1985年8月28日上午9點40分，鄧小平穿著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走進了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吳學謙外長和周覺部長助理開始給鄧彙報。鄧問吳外長：「我上次見他是1981年？」吳說：「對。」鄧說：「那次見面，他有點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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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那次訪問時，性格倔強的穆加貝當著鄧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國對毛澤東採取的態度，對文革遭到否定也頗有微詞。那時候，鄧就了解到穆加貝的激進，曾經提醒他注意，中國自己因左傾激進而蒙受的巨大挫折。
隨後，聽完彙報，鄧說了一句話：「看來他頭腦有點發熱，我就談談我們自己的教訓吧。」
10點缺3分的時候，穆加貝一行抵達大會堂東門。
親切寒暄後，進入正題。一開始，鄧就用很肯定的口氣對穆加貝說，從1949年到1956年這段時間，中國的事情「做得非常好」。比如，土地改革，「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等。
當我翻譯出「土改」一詞，穆加貝微微點了一下頭，也許這正是他最關心的問題。他的眾多追隨者當年就是衝著他「分田分地」的口號，參加他領導的武裝鬥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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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1957年開始，有一點問題了」，鄧提高了一點聲音對穆加貝說。
他首先提到了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我們的問題出在一個『左』字上。反對資產階級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過分了。左的思想發展導致了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鄧坦言，「使我們受到了懲罰」。
「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工農業減產，市場上商品很少，人民群眾吃不飽飯，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
穆加貝聽到這段話時，一直皺著眉頭，似乎有一種不完全相信的感覺。他問鄧，中國是如何克服這種危機的。
鄧說，「那時，我們黨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這是長期鬥爭歷史形成的威望。我們把困難如實地告訴了人民，『大躍進』的口號不再喊了」。穆加貝頻頻點頭，他對毛澤東主席是非常尊重的。
鄧接著說，我們採取了一些「比較切合實際的政策、步驟和方法」，「通過這樣的努力，到1962年，我們就開始從困難的情況中恢復，1963年、1964年情況比較好」。說到這，鄧停頓了一下，吸了一口煙，補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導思想並沒有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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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接著和穆加貝談起了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幫，「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糾正這些極左思潮」。
鄧接著就開始談另一個話題：防右的問題。
他主動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會見，說：「我們1981年見面時談過四個堅持，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
我注意到穆加貝頻頻點頭，但他在點頭中似乎也期待著鄧作進一步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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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鄧又轉到了他最常談的話題：改革開放，「改革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已經見效了，農村面貌發生明顯變化。有了農村改革的經驗，現在我們轉到城市經濟改革」。
小崗村的十八個紅手印
穆加貝在這次訪問中，曾在不同的場合表示過擔心：中國的改革開放可能會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現在當著鄧小平的面，他還是秉承自己一貫的坦率性格，對鄧小平說：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國繼續保持社會主義。
鄧口氣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國的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
穆加貝頻頻點頭。
但鄧馬上解釋了公有制的含義：「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這兩種所有制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我們也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
好像為了說服穆加貝，鄧補充：「更重要的是，從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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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穆加貝目光中還有疑慮的眼光，鄧又自問自答地說道：「中國會不會產生資產階級？我看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
儘管鄧小平對穆加貝做了耐心的解釋，但執著的穆加貝似乎還是有點不放心，他又對鄧小平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將會給世界進步力量帶來巨大損失。
此時，我察覺到鄧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麼一絲不耐煩，這也是我多次給鄧小平翻譯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煩。
鄧把自己的菸蒂在煙缸里掐滅，用濃濃的四川口音說了的這麼一句話：「我們還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他說得很響，很清楚。然後又說：「一旦發生偏離這個、這個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我們的這個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
鄧以這樣的口氣，這樣的措辭，談這麼一個敏感的問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鄧接著非常誠懇地對穆加貝說：「穆加貝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我們的經驗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有用。但請你們特別注意我們左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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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們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點進入共產主義。但這往往使我們不能冷靜地分析主觀客觀方面的情況，容易違反客觀世界發展的規律。」
好像怕對方沒有聽清楚。他又重複了一下：「希望你們多注意中國那些不成功的經驗」。等我翻完這段話，他又補充，「外國的經驗可以借鑑，但是絕對不能照搬」。
時間飛逝，很快一個小時就過去了，兩人站起來握手話別。會見結束後，鄧小平用毛巾擦了一下臉，說了一句挺狠的話：「這個人聽不進去，要自己碰（自己吃虧）。」
回顧這些往事，感觸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貝能夠記取鄧小平當年給他的忠告，也許辛巴威今天就不至於陷入如此困難的局面。當然，辛巴威乃至整個非洲面臨的挑戰非常複雜，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成功之道，他們還在探索中，也許還要摸索很長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