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南亞學生向我抱怨漢字太難寫，其實非僅對他們，漢字的認寫也是新加坡中小學生華文課中最難的一個環節。所以無論中外，試圖將漢字拼音化的聲音從來都不絕于耳。
然而，簡單追溯一下東亞漢字文化圈在19世紀末隨著中華帝國國力衰微而日漸式微，尤其是朝鮮與越南兩國漢字傳統的逐漸喪失的曆史，以及最近30年中國國力快速成長之後對文化輸出的要求，我們就可以看到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周期變化。
▲六國及地區的“漢字文化圈”寫法
東亞漢字文化圈這個概念對普通人來講比較抽象，以親身經曆爲例，數年前我去高雄開會，會後去台北故宮看南宋書畫特展。同行者就是一位韓國佛教研究所的所長，他英文較難溝通，我又絲毫不懂韓語。但很快發現我們還可以采用一種東亞文化圈中知識分子跨國交流的古老形式，即筆談。
所謂筆談就是雙方口頭語言不通時，以文字來達到交流目的，而在中古以降的東亞，其形式就是漢字。
這位韓國學者因家學故，從小就背誦並默寫了大量漢語詩詞，甚至包括大段的《離騷》與李白《行路難》。因此我倆不但在路上，而且晚上安頓後，還以此種方式相談了數個小時。然而，他也非常遺憾地告訴我，現代韓國人中會漢字的已經極少了。
這種異國之間的交流方式，首先是大量存在于朝鮮、日本、琉球與越南使者前往中國的旅行之中或者反之。比如從元明清三代朝鮮使臣出使中國留下來的數百冊見聞錄，也即所謂《燕行錄》之中記載來看，當時朝鮮士人雖然與中國士大夫常常語言不通，但相互之間詩歌酬唱，並以漢字來筆談就是一種常態。
而中國使韓者也是如此，如19世紀末當時20出頭的袁世凱出使朝鮮時，閱讀記錄就可知他當時與朝鮮政要之間也多筆談而無需翻譯。
文獻可征的日本人筆談史則可以上溯到遣唐、遣宋史時代，這些受過良好漢文化訓練的使者到中國登岸後，往往就通過書寫來與當地人交流，這樣相同的文字就跨越了異國間讀音不同的障礙。而日本明治維新以降，隨著兩國交往的日益頻繁，這種筆談的形式更是成爲了當時兩國交往的常見現象。所以出使日本的黃遵憲就有詩雲“舌難傳語筆能通，筆舌瀾翻意未窮”。
而這些筆談的具體記錄有些也被整理出來，其中最爲有名的就是“宮島文書”與最近在中國出版的“大河內文書”，後者數量達70余冊之多。無論是19世紀末的康有爲、梁啓超，還是孫中山等民國初年人物與日本友人交流時還常利用筆談。
在中國之外這些國家的相互交往之中，漢字也同樣成爲了溝通的橋梁。像17到19世紀朝鮮派往日本的使團成員，就與日本文人間有過大量的“文會”，其溝通形式就是筆談。
如1719年己亥通信使行時，日本士人山田定經就說“惟夫兩邦異言，四海同情，目擊之際，社交即存，況筆話代舌，不必緣譯氏。”這種情況也同樣存在于近古越南與朝鮮、琉球國的交流之中。
▲琉球國（現琉球群島）曾是中國的附屬國
雖然這些國家都曾經深受漢字影響，但除了日本，都先後走上了拼音文字的道路。
韓國在1444年創制出了訓民正音，而越南則在20世紀中葉以後，由于國族精神的高漲，而最終以法國傳教士設計的國語字來取代漢字與喃字。
而日本戰後年輕人隨著西化的加深，雖然理論上日語之中完全無法離開漢字，但對于漢字的學習熱情也逐漸喪失，起碼閱讀漢字的能力完全無法與戰前相比。因此這些國家之間實現文字互通，並且可以筆談的基礎也就逐漸成爲了曆史。
近年來隨著中國以孔子學院爲代表的海外文字拓展運動，也一度非常活躍，雖然近年來孔子學院在各國遭受了不小的挫折，但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崛起，海外漢語的熱潮正在慢慢形成。
而在兩韓與越南等傳統漢文字文化圈之內，近年來也有不少對廢棄漢字教育的反思。因爲只有重新正確認識漢字文化在其本國內的曆史地位，並且非常現實的問題是來赓續其本國文字曆史的傳統，就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恢複漢字教育。
然而，不用提在整個國際範圍內的影響力，即使是在東亞之內，漢字想要恢複過去曾經有過的榮光，恐怕都還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慢慢積累。
（感謝作者紀赟授權新加坡眼發布，原文以標題“漢字文化圈的退潮與複興”首發于6月26日《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