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通文史者大多知道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此所不僅陣容強大，也是中國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承擔者之一。此所著名學者，人大曆史學院院長黃興濤剛出了《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一書。
近年來對中華民族的國族認同、民族關系的討論不少。尤其是考慮到地方分離主義背景之下所引起的知識界的反思與對應，這種思想上的激蕩就更有現實意義。故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葛兆光近年來也連續出版了《宅茲中國》《何爲中國》《曆史中國的內與外》等一系列書籍來討論相關問題。
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雖然在西周初的青銅器上就有發現。但此時之“中國”，則依然是指京師、天子直屬、諸夏封國等由小到大的地域意涵，後又隨著與周邊四夷的區別而漸有文化意味。此後中國版圖隨曆史變遷，“中國”所具之內涵也隨著與周邊民族的互動而演變，中華之概念演進類此。究其實則這種文化正統觀、夷夏觀都往往出現在危機時代，如南宋偏安時保守的道統思想就強化，近代同樣如此。
黃興濤此書絕非是應景之作，而是十多年來研究的總結。與過去討論的曆史大縱深不同，黃氏研究主要集中在近現代處內憂外患沖擊之下的中華民族概念的變化與發展。其長處在于對此時間段內諸多精細的個案分析與細節把握，比如我曾多次撰文介紹的美國“新清史”學派，確實存有其文獻資料上的拓展性。但在政治維度上，有若幹外國學者確有過分強調清朝與“中國”概念差異性的傾向，即認爲清朝的官方意識形態將中國對象化，並質疑清朝與中國並非一體。
黃興濤經過精細的文獻爬梳，發現從順治朝始，清朝官方文書中大體自稱中國，在國際條約中同樣如此，這就爲其賦予了現代嚴格的國界與法律定義。鴉片戰爭後國際上也普遍將清廷稱爲中國，因此無論中外，中國與清廷爲同一概念乃是共識。實際上，滿族人的中國認同，是“與漢、蒙、回等族人特別是漢人複雜的矛盾合作關系中逐漸發展並得到深化的”。
19世紀末中國國門洞開，從西方輸入現代民族與國家概念，又使這種民族國家認同有了新的思想動力。直至清廷遜位诏書時還提出“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至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民族國家概念的現代轉型與過渡。任何將此時某一民族，如滿族剝離出中國概念的想法，都與曆史資料不相符合。
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奠基人之一的費孝通曾指出：“中華民族作爲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我們從黃興濤的細致研究中，可以看到這個自覺發展過程在近代劃過的，一個清晰的發展脈絡。
近代中國民衆由共同的憂患體，慢慢形成了共同、自覺的民族意識。最早使用“中華民族”一詞者，據黃氏研究可能是梁啓超，並以之爲中心形成了某種“大民族”觀念，而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
此後隨著立憲運動、辛亥革命、軍閥內戰、抗戰與國共內戰等一系列重大的社會動蕩，以及各種中外勢力的角逐爭鬥，各方以自己的意識形態爲基礎，來對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又做了新的诠釋。從中可知，中華民族一詞既承載著衆多的曆史、文化積澱，又是在特定現當代現實政治中不斷伸縮的變量，雖其最爲核心之處基本穩定。
以此來觀照新加坡的華人國族認同也饒有趣味。本地華人從19世紀初開埠始的首批峇峇華人，再到鴉片戰爭後的土生華人，其身份、文化認同依然相對模糊、動搖並個人化。而到了20世紀初，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以華社精英爲代表的本地民族主義日益興起，除上層受英式教育者外，本地華人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伴隨著華人身份與中華文化的認同，都獲得了某種強化。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新加坡立國時爲止。
▲（峇峇華人）
中國自滿人1644年入關始，多民族的激烈沖突、震蕩與調適融合持續了數百年，並在現代國族觀念有意塑造之下，方才獲得了某種程度的微妙平衡，尤其是不少人數衆多的民族，如滿、蒙的漢化（或者說華化）程度已然很深。而新加坡立國方才半世紀，種族間的宗教、語言與文化背景差異仍然不小，如何真正構建一個全新的國族依然可謂任重道遠，並且要多方有意識地引導方能實現。
（感謝紀赟，新加坡佛學院副教授授權新加坡眼分享，本文以標題“民族觀念與華人認同”原載于《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