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初，當我與一些公共政策碩士生見面並聊天時，他們好奇香港的土地和房屋政策。我非常坦率的說，在所有公共政策中，房屋政策已成爲香港的難點。香港人想到了各種解決土地和房屋的方案，從郊野公園的近郊土地、高爾夫球場、到讓老人去深圳養老、購買鄰近城市的養老床位。就是在方案層出不窮的今天，還有許多香港人住在籠屋裏。而你們新加坡人卻可以在年輕的時候就擁有組屋，然後追求其他的愛好。不過，我的這些學生立即回應，不是的，這是外界的想象，我們有不少問題。
此後，筆者聽到一些不同年齡層的人提起新加坡的土地和房屋政策。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位老伯說起新加坡百物騰貴、居而不易。他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很懷念仍有小溪、小山坡的兒時生活。當年他的父輩們年老時可以靠著土地和自然資源生存，而他這一輩卻是要城市水泥森林中奮鬥終身。還有一位長者似乎經濟實力不錯，不過他也是每日開出租車謀生，他說他羨慕一些香港朋友，他們可以周末一起爬山飲茶。而新加坡只有一些小山坡可供行走，而三兩好友經常也在組屋邊上聚餐，不過他甯願花時間在開車、賺錢上。
不少在香港和新加坡兩地行走的新加坡年輕人說，新加坡非常悶（可能也指天氣，不過2018年初新加坡上了全球最沉悶城市排行榜），而他們喜歡香港的旺角和衆多的行山徑。我的一位同事一到香港公務，都會在臉書貼出爬山照。
筆者過去曾在三個地方生活過。大學畢業後曾經在內地一沿海城市生活過數年，之前在香港生活過數年，現在居住于新加坡。我觀察到家裏的小孩的生活模式確實隨生活的地域而變化。在內地城市時，小孩一般是在家裏玩，當時有些現實的考慮，社區內沒有太多遊樂設施，而且內地一些居住小區還允許汽車在小區的各個角落行駛，因此家長們不願意讓小朋友在這樣的環境中遊玩。而在香港時，小孩飯後一般都在小區遊樂場與小夥伴們遊玩（筆者住在公屋區附近是最好的時光，大人和小孩都在附近遊樂場聊天、社交），而家裏所呆的時間相對短暫。而到了新加坡後，居住面積陡然增加，小朋友也花更多時間在家裏玩耍及閱讀，反而變得沒有動力在小區內找其他朋友遊玩。當然隨著他對新加坡的熟悉程度加大，他也開始在小區內與夥伴們一起遊玩，不過與香港時所花在戶外的時間是不同概念的。在香港時，我與一些好友及他們的小孩們經常一起爬山。大多數情況下，小孩是相當開心的，他們可以見到郊野的風景並探索與人相處的技巧等等。現在家人最懷念的就是在香港的“行山”。
這些零星的觀察不是在證明說香港人的郊野公園應該是香港的核心資産，也不是在批評新加坡的氣候及地理條件。筆者的感性觀察就是各個城市有自己的資源約束，可以從其他城市學習一些經驗，不過不必要過度放大各自的優勢和弱點。從一位公共政策學者來說，筆者倒是覺得新加坡有些土地相關的政策值得學習，而有些領域是難以學習的。
新加坡的填海政策是許多香港評論人士及政策制定者經常提及的領域。自上世紀六十年代，新加坡開始持續、大規模的填海工程。從當前的統計數據來看，新加坡710平方公裏土地中的140平方公裏是填海所得。人們到新加坡旅遊，到達的第一個地方–新加坡樟宜機場(Changi Airport)就是填海所得。而人們到達新加坡南部濱海灣的旅遊勝地（包括金沙賭場）也是填海所得。新加坡的政策制定及執行者也是做事嚴謹，填海有一系列的程序和規矩，而且也不會急于開發填海所獲得的土地。不過，新加坡的填海不是完全沒有爭議和擔憂。一個最重要的擔憂就是與環境有關。新加坡是海濱城市，有許多地區的海拔只有16英尺左右。雖然規劃者也在提前應對這些問題，不過一旦未來全球氣溫持續上升及海平面上升，這對新加坡是相當大的挑戰。也有一些研究認爲填海可能會對珊瑚礁及一些魚類有負面影響（這類論點及相關證據在香港經常討論）。而且新加坡的填海也引發周邊國家的一些擔憂。因此近年新加坡的填海主要集中于南部地區，這樣可以避免相關的爭議。在香港填海是否會面臨同樣的爭議，筆者認爲也是有可能：特別是深圳等鄰近城市的環保觀念也在增強，而且一旦有更多生態破壞方面的證據，這對當今可持續的城市來說，無疑是無法原諒的錯誤。
新加坡的施政特點是香港無法比擬的，因此這是香港無法學習的。新加坡的執政黨已經在選舉政治方面積累了長久的經驗，雖然制定設計有些爭議，不過選舉工程對新加坡正面的政治環境有很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可以從選舉中獲得合法性，民衆對新加坡政府的信任度相對高；另一方面，透過選舉，新加坡政府也可以調整其施政，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通過民衆及政府都希望通過的法令。就舉土地相關的法律來說，國會大部分情況下可以順利通過一些有利于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法令。比如國際知名期刊（Land use policy 1986的一篇文章就介紹，在新加坡土地征收法令中，之前一些土地征收爭議，爭議人可以向高等法院尋求解決方案。之後新加坡就修訂了法令，設立了特定的上訴制度，因此在行政效率上提高了土地征收的速度（To speed up the acquisition process, the Act allows an appeal by a person aggrieved by an award of the Collector of Land Revenue to be made to an Appeals Board, rather than to the High Court as provided in the previous Ordinance）。在這方面，香港的政治架構是完全不同，立法與行政機構的關系與新加坡大爲不同，因此新加坡的靈活用地政策事實上在香港是難以實施的。
不過，香港應該學習新加坡的“花園城市”做法。一些規劃專家認爲，一個城市內部的垂直綠化也可以對城市的生態起到重要的正面作用。而新加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遊客一旦邁出新加坡的國際機場，就會發現新加坡完全是被綠樹和各種植被所覆蓋。而垂直綠化比比皆是。比如筆者所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就有一棟員工宿舍獲得總統設計大獎，原因就在于綠化及環保的理念。而中國遊客常來的新加坡中國城附近，有不少酒店完全覆蓋在綠色植物之中，而酒店與周邊的綠樹融爲一體。而近年來政府更提出要從“花園城市”（Garden City）轉型到“花園中的城市”（City in A Garden），因此在所有城市規劃中，綠色和綠地都是主角。雖然新加坡長年是夏季，不過人們擡頭所見都是綠色空間，這樣大大提高城市的品味。
近年來，新加坡的一些科學家也觀察到，新加坡雖然很綠（綠地面積占總面積超過一半），過去幾十年來，新加坡的夜間溫度上升較多。因此人們也擔心 “城市熱島效應”問題。而在香港，也有不少人提及“城市熱島效應”。不過最明顯就是夏季從羅湖過關，不少人的印象就是深圳端相當熱，而香港這一端卻相對清新。這是否與香港的郊野及城市規劃有關，值得注意。
（文：吳木銮、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首發于明報 2018-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