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8日下午3時，雨後放晴，《怡和世紀》總監林清如、編委南治國博士和編輯部鄭鈞如來到新躍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專訪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采訪的目的是邀請郭教授分享他多年來在推動新加坡華族文化方面的經曆，以及他對新加坡華族文化發展現狀與相關課題的看法。我們的訪談就從中心的會議室牆上貼著的一張新加坡華語電影節的海報聊起。
新躍中華學術中心，一個日趨成熟的文化品牌
郭：看這牆上，是我們今年2014年新加坡華語電影節的海報。我們現在已經開始籌劃2015的電影節了。新躍中華學術中心成立後，自去年（2013）開始，決定每年都和新加坡電影協會合作舉辦《新加坡華語電影節》。今年的華語電影節在 4月份舉行，放映了40多部華語電影，主要是中港台制作的華語電影。舉辦華語電影節每年所需經費大約是七、八萬新元，我們通過李氏基金和中華語言文化基金籌措到部分款項，但還是遠遠不夠。盡管這樣，我們還是堅持把這個電影節辦下去，因爲這能在新加坡民衆中普及對華語電影的認識，同時也會加深他們對華族文化的認識。我們認爲這是有意義的活動，所以要盡力而爲，努力地把華語電影節打造成我們中心的一個品牌。現在，中心副主任符詩專就正在台北參加金馬影展，試看和挑選明年新加坡華語電影節的影片。除了華語電影節，中心每年聯手“通商中國”和《聯合早報》主辦“當代中國系列講座”。今年的講座在10月進行，已經是第四年了，主題是人口老化問題，出席講座的公衆人士超過兩百人，反響相當不錯。
問：大學一開始就把中心設定爲“中華學術中心”嗎？把它定位爲“學術”的中心，大學是不是有比較特別的要求呢？
郭：大學在一開始的時候，對中心的命名倒沒有特別的想法，但提出了中心的願景，以推廣和提升中華語言文化爲主要目的。把中華語言文化作爲研究方向的機構，在新加坡並不少見，譬如南洋理工大學就有一個“中華語言文化中心”，當年我也是主要籌辦者之一。現在新躍大學要成立這樣一個中心，在命名上當然不能和南大“中華語言文化中心”雷同，所以，我就向校方建議了兩個備選名稱，一個是“中華學術中心”，另一個是“中華文化中心”。這兩個名字各有側重，“文化中心”可能更偏重于開展各類文化活動（最近新成立的“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就采用了“文化中心”的命名），而“學術中心”則比較強調學院型的學術研究。後來決定采用“中華學術中心”這個名稱，這對我而言，是有一定壓力的，因爲新躍的學生、師資和其他學術資源都不能與國大、南大相提並論，我們並不具備全面和深入開展學術研究的條件。因爲如此，我們中心雖然不放棄學術研究，但更多的還是從事中華文化的普及與推廣，這和國大、南大的學術先行是有區別的。上面提到的“華語電影節”和“當代中國系列講座”就是側重文化推廣、同時也帶有學術色彩的活動。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我們確定新躍中華學術中心的宗旨爲通過開展課題研究、出版學術專著、舉辦文化學術活動、設立與中華文化相關的研究項目，來提升社會大衆對中華語言、文化及社會的認識和了解。
問：這樣看來，“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在學術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先天不足”，但它畢竟還是新躍大學的一個學術中心，它應該還是有不同于民間語言文化中心的特殊的優勢吧？
郭：當然，我們也一直在努力提升中心的學術水平。從今年（2014）8月開始，大學決定把它同北京師範大學合辦的中文碩士課程，還有同南京大學合辦的中文博士課程交由我們中心負責管理，這無疑增強了中心的學術色彩，也壯大了中心的學術力量。此外，大學也支持中心在學術出版方面有所作爲。目前中心已經出版了兩個系列的學術叢書：一個是“新躍人文”系列叢書，已經出版到第四冊了；另一個是“華商華社研究”系列叢書，今年剛出版了第一本華商的個案研究。我們有很強的學術顧問團隊，也有嚴格的遴選標准，出版的叢書都有較高的學術水准。大學的這些舉措，都很好地提升了中心的學術形象。我們中心雖然比上（國大、南大）不足，但比下（一些民間的語言文化機構）有余。限于資源，我們還有些想法，譬如當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到現在還沒能開展，只好等日後條件成熟了，再開展這些領域的學術研究。
問：聽了您的介紹，我覺得新躍中華學術中心雖然成立不到三年，但在中華文化推廣和學術研究方面卻已經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前您也提到中心有一定的局限性，您是否可以更具體地作出說明呢？
郭：前面提到了，我們在經費方面並不充裕，不少研究項目，還希望能得到相關機構的贊助。此外，新躍大學原是以成人教育爲主，中文專業到目前還沒有全日制的學生。中文師資方面，全職的老師也很少，因此，我們很難像國大、南大那樣開展學術研究。一些傳統的研究項目，如中國曆史、哲學，包括儒家的學說等，我們的研究力量顯然不足。當然，我們也盡可能揚長避短，譬如，我們關注電影，關注流行文化，關注本土和區域的華社和華商的個案研究，這些都是我們努力利用有限的資源來做一些本地民間機構可能很難推動，同時也是本地大學較少涉及的文化課題。這樣，新躍中華文化中心自身的學術定位和研究特色就漸漸形成了。
學術研究：甘爲邊緣人
問：郭教授，您最初的教育背景是在台灣學習傳媒的，但您的學術軌迹似乎又有不少的越軌和跨界。能否請您簡單談談您學術研究的大略軌迹？
郭：的確，我大學在台灣的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修新聞傳媒，後來去美國就轉向社會學了。到了博士階段基本偏重家庭和語言社會學。博士論文題目是美國的華族移民，主要是台灣去美國的華族留學和移民家庭的雙語學習和雙語教育的情形。這樣的研究課題，過去和現在都比較偏門，研究者並不多。當時的新加坡大學社會學系或許是注意到我的博士論文研究方向是和雙語教育相關，大概也正需要我這樣的研究背景的講師，所以邀請我到華盛頓新加坡駐美大使館面談。1973年我就應聘到新加坡大學執教。從那以後，一直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到現在。
問：您在很多場合都提到您是一個“邊緣人”，來新加坡這麽久了，您仍然感覺自己是“邊緣人”嗎？
郭：即便現在，我還是常常有“邊緣人”的感覺。在我看來，“邊緣人”並非一個具有負面意涵的表述。人活在世上，周遭會有很多很多的“圈子”，可能我生活中的有些圈子，因爲我參與程度較深，或者因爲我是主導，可能在這個小圈子裏，我是一個中心。但總體看，我生活的大環境是在中西文化交互的新加坡，是在新加坡的大的學術圈子裏，我個人生活軌迹從台灣，美國，再到新加坡，我思考的課題兼跨傳媒、文化、語言、社會，如此種種，使得我常常處在邊緣的位置，並以邊緣的視角去觀察和思考各種學術的問題。上世紀下半葉開始，學界思潮大趨勢從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從結構到解構，學術界內“中心”和“邊緣”的邊界也日漸模糊，中心與邊緣的互動和轉變也更趨頻密。很可能一個時期的“邊緣”，不久就會演化爲“次中心”，甚至“中心”，我們也都隨著這些互動、演變而在中心與邊緣之間漂移。在這種情形下，作爲學者，立于“邊緣”位置，采用“邊緣”視角可能是一大學術優勢。所以，我樂于做邊緣人，也甘于做一位邊緣人。
華族文化：邊緣與中心解構與重構
問：文化也有“中心”與“邊緣”之爭。中華文化源遠流長，20世紀之前，世界相對封閉，各地、各國人民流動和遷移不是很經常，中華文化就基本局限于所謂的“神州大地”。但現在，華族移居世界各地，不僅具有全球性，而且數量加速增長。新加坡說到底也是一個移民爲主的國家，而且以華族爲主，您怎麽看待新加坡的華族文化在大中華文化圈裏的位置呢？
郭：要回答您的這個問題，是有一定難度的。中心、邊緣，還是次中心，現在的世界文化格局正經曆前所未有的變局。對這個問題，我曾經做過一些思考。華人移居海外的曆史已千年有余，爲了謀生存、求發展，華人在他鄉異地落戶聚居，進而組成以地緣、血緣、以至于業緣、神緣爲基礎的社團。這些形式和種類不盡相同的社團和會館，一直以來都是海外華人社會內部的重要支柱。華社領袖在事業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爲移居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們不僅是華社的領導，常常還是各地華人與政府之間的橋梁。正是這樣，早期移民的華族在移居地艱苦創業，開拓了一片屬于自己的天地，更進一步在移居地的大環境中從“邊緣”逐步過渡到“中心”。從政治和經濟方面看來，這種在移居地本土“中心化”的進程是明顯的，有迹可尋的。從文化層面看，可能相對不那麽明顯。我們可以從“文化中華”的大視野裏來看新加坡的華族文化。這裏提出的“文化中華”有別于上杜維明教授早年所提出來的“文化中國”概念。我認爲，以“中華”取代“中國”，既可在地理上超越疆域，在理解上也可以避免對政治文字符號的誤讀，同時也涵蓋了中華民族在海內外的千年曆史底蘊。此外“文化中華”也呼應了當下全球化的大趨勢。全球化帶來了“中心—邊緣”的解構，也促使相應“中心—邊緣”的再結構（或重構）。無論是解構還是再結構，重點是：所謂的“中心”其定位越來越開放多元，其邊界越來越模糊流動，所謂“邊緣”，實則越來越呈現其本土和自主特色。如此“中心—邊緣”重構的現象，在“離散族裔”（diaspora）中——尤其是海外華人身上特別明顯：因爲與家鄉故國漸行漸遠，終究選擇認同本土；在立足移居地的當下，邊緣不再是邊緣，而是具有華族文化本色但兼有本土個性的新中心。只有具備這種多元、有容乃大的文化個性，才能讓源自于華夏文明（神州）的華族社群，培養出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文化視野，並以各自的內涵、形態和特色來展現多元的“文化中華”性格。所以，當下新加坡的華族文化雖然根自于華夏文明，但它已經開始具有自身的“本土性”色彩。
個人的文化烙印與語言觀
問：謝謝您從學術的高度非常理性地厘清了新加坡的華族文化同大中華文化之間的關系。您在大陸出生，在台灣完成大學教育，之後留學美國，並在美國工作過一段時期，到1973年定居新加坡至今。您的人生軌迹不可謂不廣，而您的學術疆域也同樣闊大。現在，您主導新躍中華學術中心，以推廣華族的學術和文化爲己任，您是否也可以比較感性地談談您人生的哪一個階段最能給您烙下“華族”的印記呢？
郭：的確我早年的生活軌迹多少有點“漂泊”。從基本的文化認知，或者自己最初的“曆史感”來看，我覺得還是在台灣所接受的教育對我的一生影響最大。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台灣教育的民族性很強，非常突出華族文化的核心價值，國文就是中國的國文，曆史就是中國的曆史，文化也就是中國的文化。由于我個人的生活經曆，我對所謂國家和政治的認同看得比較淡，對我而言，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認同。在文化上，我一方面接受全球化開放多元的大趨勢，自诩自己的視野是國際化的，包容的，超越國界；另一方面，我同時也肯定自己對中華文化根深蒂固的認同。這種認同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卻絕非沙文主義。同樣重要的是對“異文化”的尊重和欣賞，二者之間並無矛盾。我對文化和曆史的認知在台灣成長的歲月裏就已經基本定型了。到現在，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可能深刻一些了，也更能體會到它的複雜性，但最頑固的中華“烙印”在台灣生活和求學時期就已經深深打上了。
問：謝謝郭教授非常坦誠和個性的分享！就我了解，您很早就關注新加坡社會的語言和文化，對這一課題的思考之深，關注之久，探討之廣，在新加坡少人能及。大約40年前您就發表的一篇學術論文《從社會學的觀點論新加坡的語言》，開始探討新加坡的語言問題。您當時爲何會這麽關注新加坡的語言問題？
郭：您竟然還能找到我將近40年前的論文，讓我吃驚，也讓我感動。前面說到了，因爲我對語言社會學的興趣，促使我來到新加坡大學教書。來新加坡前，我雖然關注雙語家庭和雙語教育，但那時的研究對象是從台灣去美國的移民家庭，我對新加坡的了解並不多，大略知道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的國家，處理好種族和諧並不容易，也對李光耀先生治理國家的強勢策略和政府的清廉形象有所耳聞，知道新加坡是亞洲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這大概就是我1973年來新加坡前對新加坡的認知。來新加坡後，發現這裏的語文和語言環境相當複雜，所以很快就對這裏的語言和族群産生了研究興趣。大學給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環境，我很快就上手了，也取得了一些成績。
問：從華族語言看，上世紀70年代的語言環境到現在發生的最主要的改變體現在什麽地方？是不是可以說，新加坡華族的語言環境已經變得沒有以前複雜了呢？
郭：新加坡立國至今，語言環境一直在改變。從華族和華語的角度，如果要指出一些比較明顯的改變，我想最明顯的應該是方言的沒落；其次是英語強勢發展，繼續在公共領域和職場扮演主要語言的角色；其三，應該是華語的普及。雖然不斷有人抱怨本土華文水准下降，但現在，新加坡社會對華文華語的接受程度愈來愈高，這也是不爭之事實。整體上看，因爲方言的淡出，華族的語言之爭眼下就主要體現在英文和華文之間。在我看，英、華其實也談不上是“爭”了，因爲大多數的華族對于英文的的主流地位，基本上已經接受了。大家也明白雙語的重要，知道同時學好兩語是一種優勢。政府一直以來也倡導雙語，鼓勵華族學生學好母語，因此，現在新加坡華族的語言環境相對就比較單純了。
問：您之前從社會語言學的立場，把華語和方言分隔開來，譬如，您認爲上世紀70年代福建話就是新加坡四種官方語言之外的第五種主要語言。對您這樣的語言觀，您現在還堅持嗎？還是您已經可以做些修正？
郭：因爲方言的沒落，現在的情形肯定不一樣了。至于方言應不應該讓它沒落，那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我個人覺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畢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維系的一個重要紐帶，尤其是早期的老人們，沒有了方言，他們和晚輩間的溝通的確出現了困難。政府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確定了“講華語運動”的政策，目標非常明晰，成效也相當顯著。我之前是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界定新加坡的主要語言。我們都知道，40年前，方言非常普及，特別是福建話，是絕大多數的新加坡華人使用的語言，不管是職場，還是商場，更不用說小攤販，他們要麽講福建話，要麽能聽懂一些福建話，甚至我們的一些異族同胞，如馬來人和印度人都能聽和說少量的福建方言，可見當時福建話的影響之大，所以，福建話完全符合社會語言學的“主要語言”的標准。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方言可以抗衡新加坡四種官方語言，福建話在新加坡幾乎快要成爲曆史語言了。
問：有些論者認爲，方言的沒落是導致新加坡華族對華族文化價值觀越來越隔閡的重要原因，不知郭教授您是怎麽看方言與華族傳統文化傳承之間的關聯？
郭：毋庸置疑，方言與特定華人族群的文化傳承和身份認同是有一定關聯的。我在不少場合多次表示過，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而且，從社會學和語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認爲語言環境不必太過“一刀切”。多種語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滅），其實是一種更理想的社會文化景觀，也會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環境充滿活力。雖然這樣，我不認爲方言的沒落會直接割裂新加坡華族與華族文化價值觀之間的關系。通過現在通用的華語華文，我們一樣能汲取華族文化的精髓，一樣能傳承華族文化。盡管如此，我個人認爲，現在講華語運動已經取得了成功，政府可以適時地靈活地處理方言問題。早在1996年，我擔任“華語電視咨詢委員會”主席，在年度報告中就曾建議在內容及藝術表現的基礎上，可以逐步、適度放寬方言禁令。但是有關方面並不認同，認爲方言的解禁會影響華語的學習。過了幾年，2003年，我擔任“電視廣播節目咨詢委員會”主席，在年度報告中，再次強調方言是新加坡多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少聽不懂華語的老年人對方言有需求，有親切感。在不影響推廣華語運動的情況下，我們建議逐步增加方言節目，讓我們的電視節目更多姿多彩。講華語運動其實已經相當成功了，要是還有問題，那與方言無關，現在講華語運動針對的對象已是英語社群。結果有關當局仍然沒有接受委員會的建議。
問：郭教授，您是學者，對社會學和語言學有深入的研究，從1973年來新加坡工作定居算起，都41年了。我想知道，依您的觀察，新加坡這40多年來，華文和華族文化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大略經曆了怎樣的一種過程呢？是逐步上升？是日漸式微？還是變化不大？
郭：四十年，放在大曆史裏，只是彈指一揮間。新加坡還年輕，華語和華族文化在新加坡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四十年對個人來說，是大半輩子的光陰。就我個人的感覺，新加坡的華文和華族文化在社會中的地位，整體而長期而言，是向上提升的，但是期間經曆的過程，卻是坎坷辛酸的。記得我剛來新加坡的時候（1973年），那時的所謂“華校生”和“英校生”是相當隔閡的，完全是兩個群體，不僅泾渭分明，甚至還壁壘森嚴。他們都在自己的“圈子”裏生活，很少相互交往，最多只是通過一些能懂雙語的“中間人”（broker）才有少量的互動。“英校生”相對有較強的優越感，在政界，在職場，他們是所謂的社會主流。但從文化的層面看，華校源流的學生有其優勢，成就更大。當時比較活躍的文化人，包括許多優秀作家、藝術家多是華校生，比較少讀到本土華族用英文創作的文學作品。到現在，隨著中國大陸的政經地位的上升，中國和新加坡的經濟互動頻密，商貿總量不斷攀高，我想，從政府到民間，從政要到平民，從華族到友族，大家都看到了華文的重要性，也都明白掌握雙語，了解中西文化的重要性。到今天，我覺得華、英之間的隔閡減少了，能用華英兩種語言溝通的人群擴大了，華語不但取代方言，走入“巴刹”，也在商界、政界中，成爲雙語雙文化的“精華”人士采用的溝通語言。
文化推手：政府與民間的互動
問：除了您的新躍中華學術中心，新加坡還有不少推廣和弘揚華族文化的學術或非官方機構和社團？您如何看待它們和政府的關系？它們的“可作爲之處”，還有它們的局限性。
郭：的確，新加坡有不少民間機構和社團都致力于推廣華族文化。這些非官方的機構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民間機構，特別是各種會館，它們在推廣華族文化方面有自己的傳統，不少機構都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可以自行規劃安排各種同自己族群相關的節慶和文化交流活動，政府通常也不會幹預。這些機構在華族文化的推廣上已經做了不少有意義的工作。他們努力向年輕一代傳承自己族群的風俗人情，向他們灌輸傳統價值觀念。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政府在民族文化推廣上必須有全盤考量。在這樣的情形下，華人社團、會館等等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利用自身的力量，做一些政府都沒法達成的工作，譬如福建、潮州等會館不僅資助會館所屬的學校，而且還經常組織新加坡人，特別是年輕的新加坡人返鄉訪祖。此外，譬如潮州會館舉辦潮州文化節，譬如怡和軒和醉花林經常舉辦高端講座，華助會經常籌款幫助華族的一些弱勢群體，資助一些推廣華族文化的活動。譬如“中華語言文化基金”資助一些相關的文化活動和出版。這些工作，政府當然可以做，也做了不少，但政府得考慮各族間的平衡，要統一規劃預算，不能偏重任何一個民族。而我們的華族社團，就少了這些包袱，完全可以盡己所能，爲華族文化出錢出力。所以，我始終認爲，華族社團在推廣華族文化方面不僅責無旁貸，而且大有作爲。至于說局限性，現在新加坡的華人社團面臨的最大問題，可能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延攬人才，特別是吸引年輕一代參與社團工作。如果沒有好的人才來規劃各種工作，社團的活動就不能具備高的水准，推廣華族文化的效果也會打折扣。再就是，年輕一代對自己“原鄉”的概念越來越隔膜，方言不會講了，甚至有些年輕社員連華語也不會講，只能講英文，今後，會館的工作語言也可能變成英文了。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如何有效地推廣華族文化？此外，不同社團之間的合作，也很重要，如何打破壁壘，通力合作，集中有限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策劃高質量的項目，組織高水准的活動，這也是現在的新加坡華族社團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我們期望新成立的“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在這方面能有所作爲。
問：前不久，我參加了“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的奠基儀式。我記得宗鄉總會蔡天寶會長在致辭中特別提到您是當時策劃“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的籌委會主席。是否請您談談成立這樣一個中心的初衷？此外，李顯龍總理在國慶演講中特別提到了“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並親自出席了該中心的奠基儀式。您覺得政府會希望借由“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來整合華社資源，使華社的各項工作走向“體制化”嗎？
郭：我是參與了“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初期籌備工作。宗鄉總會倡議成立這樣一個中心，是它的確看到了當下推廣華族文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當然也意識到需要有這樣一個中心從宏觀的高度來推動新加坡華族文化活動的策劃和實施。政府當然也有它的意圖；政府支持成立“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顯示對華族文化的重視，期待這樣的一個中心能更好地整合新加坡的華社資源，更好地策動新加坡的華族文化的推廣。至于說“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成立後，是否會使華社文化工作走向“體制化”，我個人覺得，這也許就是一種趨勢，是有可能的。我們回顧當年“宗鄉總會”的成立，它的意圖顯然也是要協調整合各個會館的資源，使得會館的各項工作更加有章可循，更加體制化。
問：但是，任何事物如果太過規範化了，是不是就會造成活力的喪失呢？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不少人，包括一些知名學者都認爲須有亂世方可出英雄，也只有在適度的“混亂”狀況下，文化才會蓬勃發展。不知郭教授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郭：“亂”與“治”是相輔相成，如何拿捏其中的分寸，就是對決策者智慧的考驗了。的確，文化需要多元，或者您說的“混亂”的土壤。從中國文化史看，戰亂紛爭的春秋戰國時期，産生了“百家爭鳴”的文化盛況；同樣是政權頻叠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造就了大批個性迥異，才華特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家。我個人相信，“水至清則無魚”，政府有必要給本地文化發展適度的引導，但不可以管制得太具體，也必須給本土文化一定的“混沌”空間。我覺得政府的決策層也明白這樣的道理，早前就注意到，對國家管治太過精細，對老百姓照顧得過于周到，這樣會不利于國民創新思維的開拓，也束縛了國民的手腳，使他們失去了敢于冒險的精神，客觀上造成了新加坡人“墨守成規”、“缺乏創意”、“怕事怕輸”的心態。于此同時，年輕的一代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能善用新媒體爭取更大言論空間，抗拒來自政府的諸種限制。而執政黨經過2011年大選失利的經驗之後，也開始調整政策，容許民間公民社會更多的參與。至于調整的步伐是不是夠快，自由化的程度是不是夠深，各方有不同的解讀，值得我們密切觀察。
新媒體和新移民的文化沖擊
問：談到新媒體，我再回到華族文化的推廣上來。現在，新加坡的年青人都熱衷高科技，都玩新媒體。我們注意到，新加坡最熱門的新媒體方式，譬如facebook，采用的是英文平台，現在，新加坡的年青人，包括中文系的學生，他們在使用新媒體時，更習慣于用英文進行交流，這會不會在一定程度上對華文的推廣帶來不利影響呢？
郭：這的確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現象。現在新媒體的不少平台都是英文的，或者是采用英文更方便。新加坡的年青人本來就英文不弱，加上英文的輸入相對快捷，比較方便，因此，年輕人之間的facebook和sms互動都采用英文，這也無可厚非。現在英文如此強勢，我覺得這種趨勢幾乎是不可逆轉的。至于說這種趨勢對年青人的華文的學習和掌握會不會産生負面作用，我想，負面作用肯定是有的，但會到怎樣的程度，尚待觀察。但是，也有一些教育機構充分利用新媒體來推廣華文，效果也不錯。這樣看來，新媒體是一把雙刃劍，就看我們怎麽去有效地利用它了。
問：從上世紀90年代，新移民大批來到新加坡，包括不少母語是華語的中港台的新移民。您是怎樣看新移民對新加坡華語和華族文化的影響呢？
郭：人口和移民，是新加坡正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人口的結構對國家的發展、社會的穩定以及文化的定型都起著關鍵的作用。我們都知道，雖然新加坡政府不斷鼓勵國人多生育，但效果並不理想，人口出生率仍然偏低，不能維持人口更替的水平。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加坡如果不引進新移民，不僅人口數量會開始逐年減少，而且人口的老年化進程也會加快。現在，新加坡人口中相當一部分是拿各種工作准證的流動人口，約占總人口的30%，另外的70%是公民和永久居民。而公民中也有相當大比例的新移民。研究人口的學者常提到一種所謂的“科威特現象”，就是第一次海灣戰爭時期，科威特外來人口比例太大，到伊拉克入侵時，科威特幾乎變成空城了。當然，以科威特現象來比照新加坡並不妥當，因爲新加坡有先進的國防，也有組織嚴謹訓練有素的軍人，萬一有外敵來侵，當不至于不堪一擊。整體而言，90年代之後新移民大量增加，雖然有利于新加坡經濟的發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人口結構的常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新加坡本土文化的發展趨勢。我們都知道，本土文化的形成，是需要一段時間的積累和定型的。最近二、三十年來，大量新移民，特別是來自中港台的以華語爲母語的新移民來到新加坡，對新加坡華族的文化景觀不免有所沖擊。一方面，大量華族新移民來自于大中華文化圈，有助于提升華族文化發展。從華族文化的角度看，新移民帶來了一些新的氣象，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他們就是新加坡當下的華文文學創作和華族文化推廣的生力軍。他們的加入，讓本土的華文景觀變得更有活力，也更加斑斓多彩。但同時，畢竟新加坡的華族脫離原居地有一段時期了，而且，正慢慢地積澱並形成自己的華族文化的特質，和新移民的文化理念和作風不免存在差異。如果處理得當，新舊文化和新舊移民可以相輔相成，沖撞出燦爛的火花，讓新加坡的文化更爲多彩多姿。反之，如果處理不當，就可能造成本土人士和新移民之間的矛盾，那樣的話，反倒不利于本土華文和華族文化的成長，也不利于本土華族文化的推廣。本土人才和外來人才並立是客觀存在的，也需要有識之士用心周旋，協調這兩股力量，減少二者之間矛盾，融合他們的正能量，一起爲新加坡華族文化的振興而合力前進。就我看，我們應該更多地看到新移民對新加坡本土華族文化發展的正能量，應該更好地協助他們融入，爲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問：謝謝郭教授對新移民與新加坡華族文化發展的關系的精辟論述。我們的時間也要接近尾聲了，最後，是否能請您簡單地談談到底什麽是新加坡的華族文化？
郭：正如我前面提到，新加坡是一個移民國家，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新加坡自身的文化傳統，包括華族文化傳統至今仍然在積累、沉澱和演進之中。經過過去將近兩百年的發展，經曆來自中國、南亞以及東南亞多元族群和文化的互動和融彙，新加坡文化（包括新加坡華族文化）已經呈現自身的特色和特征。然而，由于新加坡的曆史背景、地理位置、還有它持續作爲移民社會的特殊國情，新加坡本土文化將會是動態的，持續激蕩的，具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依我看來，在很長一個時期，新加坡的華族文化將會是既具有新加坡本土特色，又不斷受到外來因素沖擊而不斷發展變化的文化。新加坡的華族文化也正因爲如此，才會鮮活多姿，讓人期待。
采訪 林清如 南治國
執筆 南治國 執筆者爲《怡和世紀》編委
本文原載《怡和世紀》第25期FEB-MAY 2015，4-15頁，轉載已獲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