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江湖上有些人給我老臉貼金,叫我“中國通”,其實,我認真接觸中國,也就近二十年的事。
盡管本科念的是中文系,而且最感興趣的是中國曆史,但我一直到大學畢業兩三年之後才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不由得想起那兩句名言——你了解中國嗎?你去過中國嗎?
對後半句,我心裏是有底的——不但去過中國,而且長駐了九年;不但長駐了九年,而且當過外交官,當過外企總經理,當過商會總監。可以說,該讓我看到的,我看過了,不該讓我看到的,我也看過了。
至于前半句“你了解中國嗎“——我只敢說,是越接觸越發現自己懂得不足,遠遠不足。“中國通“實在差遠了,不敢當。
從中文到中國
我從小念的是華校,從小對中文世界感興趣。考進新加坡國立大學(NUS)之後,選了文學院(其實我的A Level成績實在也沒讓我有選擇的權利)。一年級選的是中文系(漢學、漢語)和社會學系(社會學和人類學),二年級集中選修中文系的漢學專業和漢語專業。
1994年本科榮譽學位畢業後,到了《聯合早報》當記者。先是在采訪組(也就是本地新聞組)一個月,然後調去財經組。在財經組做了兩個月之後,獲得民防部隊的聘書,于是辭職。
到了民防部隊之後,由于先前有記者工作經驗,于是,在完成首三年的前線消防隊長任期之後,調任新聞與公關部,擔任新聞主任兼發言人。
衆所皆知,那個年代的新加坡政府很重視學曆。有好學曆不一定能受重用,但沒有好學曆而受重用的例子極少。爲了保證自己不那麽容易被後來者居上,決定去念個碩士學位。
中文系出身的我,受了好幾位老師的影響,總是認爲文科清高,商科市儈。雖說本科時期我感興趣的是中國曆史,但到了碩士課程選專業的時候,爲了獲得政府資助,我只好放棄文科課程,選了NUS商學院的MBA課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無心插柳柳成蔭。在念MBA時,18門課當中,有差不多12門是選修課。我選的基本都是自己本來就有點基礎的,如“公關與營銷”“媒體與新聞”這一類,或是自己感興趣的,如“中國商務”“亞太商務”“國際政治經濟”這一類。
恰恰就是後一類,改變了我原本對“商”的刻板、錯誤印象,讓我領悟到“商”其實也能對社會有大貢獻,而且“商”實際上也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
在念MBA的同時,我得知新加坡貿易發展局(後來改爲“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Singapore,再後來又改爲企業發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新聞與公關部門有個處長空缺,于是我去參加筆試和面試,運氣好被選上了。我毅然離開了我很喜愛的消防工作,轉進了政府的經濟部門。
無巧不成書。我參加貿易發展局的最後一輪面試時,主持的面試官就有一個是中國司司長。他看了我的簡曆,在我的面試之後,跟人事司司長和新聞與公關司司長說,這個許振義難道不是更適合中國司的工作嗎?讓他去新聞與公關司幹嘛?新聞與公關司司長說,人本來就是我招聘的,不能就這樣讓你要去;你要,可以,先讓他在我這裏做半年,半年後,如果你還需要他,我同意讓他兼職中國司的工作。
就這樣,在半年之後,我兼著兩個司的職務,一個是新聞與公關司的處長職務,一個是中國司(當時全名好像是“東北亞司”,記不清楚了)分管華南與港澳事務的處長職務。
被驚呆了
在華南與港澳事務處長職務上,有兩件事讓我印象極其深刻。
第一件事,當時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率了幾十人的政府和商務代表團訪問新加坡,大概是2001年吧?還是2000年?記不清了。
那天中午,我們貿易與工業部長楊榮文在文華酒店宴請,我記得開了小幾十桌。那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類公務宴會。不但是參加,而且其實是我負責的,粵方與我對接的是省外經貿廳的一位處長。我們讓酒店特別安排了一個超大圓桌,能坐四五十人。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這個大桌是怎麽拼起來的。
(楊榮文)
楊榮文和李長春分別致辭完畢,午宴開始了。宴會開始之後,對我來說一切還很正常。過了十分鍾左右,我開始看到主桌上有人站起來,走到楊榮文那邊敬酒,我感覺有點別扭,因爲新加坡的正式宴會很少(幾乎沒有)見到特意走去向主賓敬酒的。現在這種情況已經相當常見了,尤其是與中國有關的宴會。
再往後,我就驚呆了。真是驚呆了。逐漸地,一個個來向楊榮文敬酒,當然更要向李長春敬酒。再之後,互相交叉敬酒。到了高峰期,除了李長春和楊榮文,那個四五十人的主桌幾乎沒有坐著的人,全起來互相敬酒。那個年代還沒智能手機,更沒有美顔,所以,只有敬酒,倒是沒有自拍的。
定身一看,不但主桌的互相走動、敬酒,連後面的那些桌的也到主桌上來了。我實在沒見過這種場面,我想,完了完了,我是負責午宴工作的,現在搞成這個樣子,絕對要被司長打死。我硬著頭皮,到主桌我司長背後,悄悄問“這麽亂,怎麽辦”,他哈哈一笑,拍了我肩膀,說“沒事,不這樣就有問題了”。
我算是緩過勁來了。但始終忐忑,我想,別是我司長在場面上強顔歡笑,等衆人散去之後秋後算賬吧?
還好,並沒有。
這是我的“中國第一課”。
超級禮遇
經此一役,再經過後來幾場與中國人的各種活動——宴會、項目推介會、地方推介會,我慢慢就習慣了,也覺得自己差不多懂了。
直到有一天。
記得是2001年的某一天,重慶市委書記賀國強來訪。有位年事已高的大老板宴請,我也在邀請之列。
我提早到了宴會地點,對方企業接待人員把我介紹給了大老板,大老板異常客氣,客氣得我不知所措。當時我30歲不到,大老板已經是個六七十歲的商界名流,爲何對個晚輩小公務員如此禮遇,我實在想不到任何原因。
然後,賀 國強駕到。
大老板向賀 國強介紹參加晚宴的重要客人,我大概列在第六還是第七位,把我嚇得。但我一聽他向賀 國強的介紹,馬上就知道他爲何會給我這個超級禮遇了。
“書記,這位許先生,是香港駐新加坡商務代表。”他說。
原來他誤會了。難怪給予了這個對我來說的超級禮遇。
一頓晚飯,吃得我好不尴尬,坐立不安。既不能直接說主人認錯了,也不能不表明正確的身份。
事隔多年,我才領悟,這有多大個事啊?對賀來說,你是香港商務代表還是新加坡貿易發展局的港澳處長,有什麽大不了的?你也就是主人比較重視的賓客之一嘛,不過如此。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